甲骨文-申說楚簡中的“杜”與“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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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申說楚簡中的“杜”與“牡”

（棗莊廣播電視臺）
楚簡中有“”字，《包山楚簡》中凡五見，文如下（主用寬式）：
1.大●尹帀（師）。（12簡、126簡）
2.不量●奉。（73簡）
3.竽●倌。（157簡）
4.尹柞●從郢以此等來。（132反）
上博簡四《柬大王泊旱》一見，文言楚簡王泊旱，旱災消除之後“發●跖四疆，四疆皆熟”。
另外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出土銅虎節銘文上一見，其銘文言“王命命車●”。
其字從馬從（下此上木下土的字形用∆代替），原字形如下：
包12；包73；包126；包132反；包157；
柬大王16；銅虎節。
《包山楚簡》注（33）已經指出此字“所從之∆為社字古文”[1]，李家浩先生在《南越王墓車馹虎節銘文考釋》[2]一文中列舉了兩種意見，都認為當隸定為“”，一種意見認為此字右邊所從的是古文“社”的右旁，以為是“牡”字的異體，銘文中“車牡”讀為“車馬”；一種意見是此字左邊從的是“杜”字的重疊寫法，此字假借為“徒”。不過李家浩先生都不同意，認為此字右邊所從的“∆”當釋為“坴”，而“”是“埶”之省，也就是從“埶”省聲，將字釋為“”讀為“馹”。目前學者多從此釋，雖然從文意上看可通，但是從字形上分析筆者認為有問題。
李先生將此字釋為“”讀為“馹”的依據，是根據金文中的“埶”字從“∆”作，認為金文中“邇”字、《魏正始石經》中的“”、《古璽彙編》中的“”字“都是把‘坴’旁作爲“埶”字的省寫來處理的。不過‘坴’本身就像木植於土上之形，具有種藝之義，再結合下面將要談到的獨體‘坴’來考慮，‘坴’實際上是‘埶’字的簡體。”又認為戰國古文字中的獨體的“∆”字“應該釋寫作‘坴’，即‘埶’字的簡體。節名‘’所從的‘∆’不應該例外，顯然也是‘埶’字的簡體‘坴’，與《說文》古文‘社’字偏旁無關，與‘杜’字也無關。”筆者認為此說值得商榷。
首先是此字左邊所從的“∆”字，筆者不同意是“埶”的簡寫并以之為聲符的說法，中山王大鼎“社”作“”，《說文》古文“社”字作“”（《汗簡》之《示部》與《土部》所引古文“社”字形略同），中山王圓壺用“∆”為“新土”之“土”，清華簡《程寤》用之為社稷之“社”，說明這個字是和“土”、“社”音同或音近的獨立的單字，已足證《包山楚簡》注（33）言其為“社”之古文說是有道理的，它應當是個從木從土象形會意并從土聲的字，絕不可能是“埶”字的簡體，這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不過因為牽扯到對“∆”這個字形含義的理解，筆者認為還是有必要略作一下辨析。
“∆”這個字形甲骨文中已經出現，雖沒有獨體的字形[3]，但是有些字從之，如“”（合集28821）、“”（合集7928反）等字形，即是從此作。上引兩甲骨文字《新甲骨文編》釋為“埶”字[4]，當是本裘錫圭先生的研究成果，裘先生從羅振玉說認為此字為“樹藝”之“藝”，亦即“埶”字，而可讀為“設”[5]，筆者認為這個字並非“埶”字，而當徑釋為“設”，《說文》：“設，施陳也”，《玉篇》：“設，置也”，其字乃是用雙手植樹封土上之形，會設立疆界標誌之義（說詳下），引申為“施陳”和“置”義，故實是“設”而非“埶”，其字乃象形兼會意。
甲骨文中自有“埶”字，作“”(合集027382)、“”（合集028628）、“”（合集03127）等形，象人雙手持草木樹藝之形（《汗簡》、《古文四聲韻》引《義云章》古文作“”，《六書通》引作“”，從禾從丮，隸定作“秇”，是象人持禾樹藝之形），也就是“藝”的本字，典籍中也假借為“勢”，這些字都是月部字，讀音相近，但均不從“∆”，這一點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在商金文之中也從丮從屮作（如埶觚、父辛鼎），與甲骨文同；到了周金文中則作“”（盠方彝）、“”（盠尊）、“”（毛公鼎）等形，左邊從“∆”，郭店簡中的“埶”字作“”（《六德》14簡）、“”（《語叢一》86簡）等形，字形乃承襲金文，與毛公鼎的字形大致相同，左邊亦從此字，整個字形象人雙手持木植于土上，其所從者和甲骨文中的“設”所從的“∆”相同，但是甲骨文中“設”的字形在周金文中卻不見了，裘錫圭先生已經指出“‘埶’、‘設’古音相近，可以通用。武威漢墓所出《儀禮》簡多以‘埶’為‘設’。”[6]，其中之緣故可能是周人以“埶”、“設”形、音、義具近可通之故，將兩個字形做了歸併，即用“設”字所從的“∆”代替了“埶”所從的“木”或“屮”，而用“埶”的“丮”字代替了“設”所從的“収”，使整個字形象人持木在封土上栽植之形，所以在使用時即可用為“埶”，也可被用為“設”。到了小篆中“埶”的左旁才作“坴”，很明顯是由“∆”字形變而來的，是形變混同所致，並非是“坴”。《說文》：“坴，土塊坴坴也。从土圥聲。讀若逐。一曰坴梁”，是個從圥聲的形聲字，說明“坴”字當別有來源，與小篆“埶”所從的“坴”形、音、義三者本來沒有任何關係，只是在小篆中才成為同形字。如果據此說“∆”是“埶”之省而釋“坴”，本身就有問題；同時如果言“省”，則仍然應該是“埶”字，那麼就得說“社”古文乃從“埶”省聲或將清華簡《程寤》中的“∆禝”讀為“埶稷”，期期難信。同時，“埶”是一個象形兼會意的字，這樣的字與象形兼形聲的字最大的區別在於它的哪一部份都不表聲，也就是不表其讀音，所以這樣字一般是不能省的，故後來的字中凡從“埶”的字均不省，如“藝”、“褹”、“槸”、“蓺”、“勢”等字均是，所以“埶”省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再來說說金文中的“邇”字，甲骨文中已經有此字，作“”（合集28577）、“”（合集30273）、“”（合集29234），裘錫圭先生已經準確地釋出此字為遠邇之“邇”，并指出最後一個字形過去釋“狂”讀為“往”不可信，所從之“㞷”是“”的簡寫[7]。按：裘先生釋此字為“邇”確鑿無可移易，然解釋上筆者另有看法。
第一、第二個字形都是左邊下從土，上面是一個箭頭形，此箭頭形與甲骨文“爾”字作“”者形同（即“檷”之本字，即古代的絡絲架子），到了戰國時代的文字中，這個“爾”字形就簡化為“”“”、“”等形[8]，在楚簡文字中則為“”，突出其箭頭的形狀，均用為“爾”。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上引甲骨文中的前兩個字形其實就是“獮”字，《說文》本作“”，本從犬璽聲，“璽”字據《說文》本從土爾聲作“壐”。頗疑這個箭頭形的字就是“箭”字的初文，讀矢聲或矢省聲，音本在脂部，故甲骨文用其為“爾”之聲符，戰國文字更以其形為主體成“尒”字，仍用為“爾”；後音轉入真部讀音若“晉”（脂真對轉），入後更音轉為元部字（真元旁轉），乃造“箭”字為之，典籍中“晉”、“箭”通用，古文作“晉”，今文則作“箭”[9]，“箭”當是後出的形聲字。故甲骨文的“邇”字其實就是“獮”字，本從犬壐聲，壐本從土尒聲，古音在脂部，故卜辭用為“邇”；後來“尒”音轉若“晉”又音轉為“箭”入元部，“獮”這個字也跟著轉入元部讀息淺切了。後起的“邇”字從辵爾聲，傳抄古文中從辵尒聲，恐均非偶然為之。《說文》中有“”字，人質切，訓“近也。从辵臸聲。”“臸”古字象兩支倒立的箭矢，即“晉”之本字，亦即“箭”字，是此字從辵晉（箭）聲，而與“邇”字同訓“近”，二字音近義同，這個字當是“邇”字的或體，此字也可以反證甲骨文中的“獮（邇）”字乃從壐聲，壐乃從尒（晉、箭）聲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上引《合集》29234的字形，曩以為此字乃從犬㞷聲，釋為“狂”讀為“往”，裘錫圭先生指出不可信，認為是仍是“邇”字的異體，是正確的。這個字的確從“㞷”，也的確可釋為“狂”，但“㞷”當是“壐”字之誤寫，二字形近故也。這種形近致誤的情況在甲骨文中常見，比如“烄”字，甲骨文作上交下火的構形，即從火交聲，但《合集》32217、32301、《屯》100等此字均從“文”，“交”、“文”形近故也；再如“念”字，甲骨文字形從口（凵）從心（隸定作“吢”），而《合集》4720、14224卻誤從“貝”，“心”、“貝”形近故也。故甲骨文中的這個從犬從㞷的字其實仍然是“獮”字用為“邇”，金文番生簋銘中“柔遠能邇”的“邇”字或作“”，左也是從“㞷”，足證裘先生釋此字亦為“邇”之正確。金文中“邇”多作“”（克鼎）、“”（馭簋），右邊卻是從“∆”，很明顯這部份是甲骨文“壐”字的形變，裘錫圭先生在文章中也說明了由箭頭形可能譌變為“木”的可能性[10],也就是說，周人的文字也是寫了錯字，他們把上尒下土的“壐”字形或“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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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變了成了“∆”，仍然是同形字關係，音義上沒有什麽關聯。所以，甲骨文、金文中的“邇”本是從犬壐聲的“獮”字，它固與“∆”字無關，亦與“埶”字無關，而據之言從“埶”省云云，恐亦不可信，再據之言“”字也是從“埶”省，更是筑基沙上。
故認為“∆”字乃“埶”字之省是缺乏依據的，何琳儀先生在《戰國古文字典》中將此字直接釋為“杜”，并列舉了6例戰國文字的字形，用為姓氏或地名；同時認為《璽彚》中的“”字“讀杜，姓氏”，并疑正始石經的“”字是此字之省[11]，都是很正確的見解。說明這個字是戰國文字常見的一個獨體字，就是“杜”的本字。在典籍中“杜”、“土”通用[12]，中山王圓壺中“于彼新∆（杜）”讀為“新土”，清華簡《程寤》的“社稷”之“社”亦作“∆”，甲骨文中的“社”也皆作“土”，這些都可以證明“土”、“杜”、“社”三字古本通用，則“社”字或從土、或從∆（杜），固無分別。若言“”乃從“埶”之省并以之為聲符，則“社”從“∆”且“∆”字亦被用為“土”和“社”的情況根本就無法解釋。
《說文》：“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古文社。”“社”字或從“杜”，是會“各樹其土所宜之木”之意。《說文》：“杜，甘棠也。从木土聲”，這個解釋從字形上看明顯有問題，“∆”字是于土上植木，“土”乃封土的象形，也就是在封土上植樹之形，這個行為在古代稱為“封樹”，《周禮·地官·大司徒》：“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鄭玄注：“樹，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賈公彥疏：“于畿疆之上而作深溝，土在溝上謂之爲封，封上樹木以爲阻固，故云‘而封樹之’。”《禮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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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孔穎達疏：“庶人既卑小，不須顯异，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杜”字很明顯表示的就是封樹，在社、墓葬上封土、植樹，是起個標誌的作用；在畿疆上封樹，也是起標誌作用，是界限、疆界的象徵，其目的是爲了阻止外人逾越和侵佔，也就是鄭玄說的“所以表助阻固也”，所以“杜”有“塞”義，《周禮·大司馬》：“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引《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小爾雅·廣詁》：“杜，塞也”，《說文》：“塞，隔也”，是阻隔、阻止之義，其實就是由封樹的功用引申而來；甲骨文“設”字也是象雙手設置封樹之狀，為象形兼會意；用為樹名甘棠義，當是假借。
既然確定了“∆”是“杜”字，那麼我們可以知道“”字釋為“”、即“牡”字的異體是對的。此字形甲骨文作“”（合集028195），金文作“”（壺），《金文編》於此字下注云：“‘四汸汸’，《詩·烝民》作‘四牡彭彭’， 殆爲牡馬專字”[13]，至確。此字形在傳世典籍中被淘汰而專用“牡”，但是傳抄古文中依舊保留有此從馬土聲的“牡”，如《古文四聲韻》卷三《上聲·厚》引《古老子》的“牡”字作“”，《重訂六書通》上《上聲·十九有》引作“”，《六書通摭遺》下引作“”，均從馬土聲，很可能這個字形在先秦時期一直在被使用，到了秦漢才被淘汰。在楚簡文中此字從“∆”應當是和“社”的情況相似，故銅虎節和楚簡中此字均當釋“牡”。此釋不為諸家所接受的主要原因是破讀有誤，讀為“馬”或讀為“徒”均非，而當讀為州牧、牧尹之“牧”，為官職名。
在典籍中“牡”與“牧”通用[14]，“牧”是一種官職名，《書·舜典》：“乃日覲四岳羣牧”，偽孔傳：“九州牧監。”《周禮·大宰》：“一曰牧以地得民”，鄭注：“牧，州長也”；《大宰》又云：“而建其牧”，鄭注：“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國語·魯語下》：“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白虎通·封公侯》：“唐虞謂之牧者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牧”是君主派遣到各地主持、巡察、監督事務的地方官員，故《方言》十二訓“牧”為“司也”、“察也”，《小爾雅·廣言》訓“臨也”，《廣雅·釋詁一》訓“臣也”、“使也”，均由此引申而來。銅虎節和楚簡中的“”字均當讀為官職名的“牧”。
《包山楚簡》的“大牧尹帀（師）”（12簡、126簡），“大牧尹”是官職名，漢代州郡仍有“牧”、“尹”之職，《漢書·孝平皇帝紀》：“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可能與此有關，均屬於地方官員。這裡的“帀（師）”是人名，即大牧尹的私名；
“竽牧倌”（157簡），同簡又有“竽倌”，楚國官職中有“芋尹”，當即此類的官職；
“不量牧奉”（73簡）意思不計量各地官員的供奉；當然“奉”也可能是“俸”，“牧奉（俸）”是指地方官員的俸祿；
其132簡反那條文字當讀為“尹、柞牧從郢以此等來”，“尹”、“牧”均官職名，“”、“柞”均地名， “尹”、“柞牧”是指這兩個地方的官員；
銅虎節銘文“王命命車牧”，“車牧”是主管車輛的官名，就象主管的舟船的叫“舟牧”一樣（《禮記·月令》：“命舟牧覆舟”，鄭玄注：“舟牧，主舟之官也”），應相當於《左傳·定公元年》奚仲“為夏車正”的“車正”；戰國中期楚國的“傳賃龍節”銘文“王命命傳賃”，與“王命命車牧”句式同，“傳賃”也是官職名，《禮記·玉藻》：“士曰傳遽之臣”，鄭注：“驛傳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給役使，故自稱如此。”“傳賃”當即此“傳遽之臣”，李家浩先生認為是楚國從事驛傳的雇傭人員[15]。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里的“牧”當是指巡察地方的官員，其言“發牡（牧）跖四疆，四疆皆熟”，是說旱情解除之後派官員到四疆去察看，看到四疆的莊稼都成熟。
楚簡中亦有“牧”字，如郭店簡《性自命出》“弗牧不可”，上博四《采風曲目》“《牧人》”、《相邦之道》“牧其惓”、上博七《吳命》“不能以牧民而反志”，等等，均作“牧”，然其區別在於這些“牧”除了“牧人”之外，皆用為動詞。疑楚簡文字中用作動詞的“牧”多作“牧”（郭店簡《窮以達時》“牧牛”之“牧”作“”，疑即放牧之“牧”的後起形聲字），用為官職之名者多作“牡”，包山楚簡中皆官職名，故“牡”字凡五見而無“牧”字，銅虎節和《柬大王泊旱》中的“牧”也是官職名，故亦用“牡”，皆是其證也。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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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杜”字，戰國文字中或用為地名，或用為姓氏，或用為“土”；在楚簡中或用為“社”，因為古文字中“土”、“杜”、“社”三字通用；銅虎節、楚簡中的“”字即“牡”之或體，讀為“牧”，為官職名，文意均圓通無滯。 　　
（編者按：[1]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頁.
[2]李家浩：《南越王墓車馹虎節銘文考釋》，《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年文集——古文字研究專號》，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62-671頁。下引李先生說除注明者外均出此文，不另注。
[3]《甲骨文編》259頁收有“杜”字一例，作“”，注出“七卩67”，此疑是“”字之異構，然《甲骨文字典》640頁云：“此字僅在《甲骨卜辭七集》中一見，該書系摹本，原拓片不可見，暫收於此待考。”此字形存疑.
[4]劉釗、洪颺、張新俊編纂：《新甲骨文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頁.
[5]裘錫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7頁.
[6]《古文字論集》第7頁.
[7]《古文字論集》第5-8頁.
[8]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第1248頁引，中華書局，1998年版。
[9]參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第196頁【箭與晉】條，齊魯書社1989年.下同。
[10]《古文字論集》第5頁。裘先生認為箭頭形是“木”之省恐非。
[11] 《戰國古文字典》，第529頁.
[12]《古字通假會典》【土與杜】條，第889-890頁.
[13]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78頁。
[14]參《古字通假會典》443頁【牧與牡】條。
[15]李家浩：《傳賃龍節銘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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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三》，《考古學報》199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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