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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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三年新城令矛考

（吉林大學）
某藏家收藏一件戰國晚期的三晉刻銘銅矛，[1]骹部刻有銘文3行26字（見圖1）：
貞王二十=三年新城
徒帀= [2]司寇
右庫工帀=□□冶寓（？）曹
矛身另有秦刻銘“武始”2字。從骹部長銘所表現的鑄造制度來看，這是典型的戰國晚期韓國兵器。根據黃茂琳的研究意見，韓兵刻銘中在“令”之後增加“司寇”爲監造者的時間不早于桓惠王九年（引按，根據新出資料應改在八年[3]）。[4]據此，這是一件韓桓惠王二十三年時的兵器，具體鑄造時間爲公元前250年。
“新城”地名還見於韓宣惠王時“八年新城大令戈”[5]（《殷周金文集成》11354，以下簡稱爲《集成》）等，其地在今河南伊川縣西南。新城是韓、楚兩國的邊境重地。《戰國策·楚策一》“城渾出周”章，城渾對楚國新城公説：“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圍之。”《韓策二》“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章：“鄭強爲楚王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兩則策文的事件約發生在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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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宜陽（前307年）不久，反映出新城對於楚、韓兩國的戰略價值。《史記·秦本紀》昭王十三年（前294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秦國在奪取宜陽之後，也加入了對新城的爭奪。新城何時入秦，史書沒有明確記載。單從《秦本紀》昭王二十五年（前282年）“與韓王會新城”來看，似不得晚於此時。至於矛身加刻的秦銘置用地“武始”（具體地望待定），原也是韓地（見前引《韓世家》）。
新城作爲韓國三川地區的重要城邑，對屏衛都城新鄭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宜陽失守之後，新城、南梁、陽城等城邑就成爲抵禦秦國東侵的前沿地帶。《韓世家》桓惠王十七年，秦滅西周並攻佔韓國的陽城、負黍，隨後魏國反攻至河東的吳，估計韓國也趁秦國大敗之機收復失地。這件“新城令矛”銘文説明，至遲在桓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時韓國曾一度收復了新城。它與韓王安時的“二年梁令矛”[6]（前237年）一起，可以説明戰國末期的韓國還據守汝水上游的“新城”、“南梁”等地，補充了《史記》等書關於此時韓國疆域西界記載的缺失。

1 新城令矛 2 襄城令矛
　　　 （《集成》修訂增補本）
附圖
無獨有偶，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韓兵刻銘中（見圖2），也有“貞壯王”字樣。該矛銘文拓本首次著錄於《集成》18·11565，矛身共2行25字：
貞壯王二十=三年襄城名司寇
麻維右庫工帀=甘丹=冶向
兩相對比容易看出，新城令矛的“貞王”無疑就是襄城令矛中的“貞壯王”，區別在於兩件矛銘的行款略異。襄城在今河南襄城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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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南陽郡的城邑。從鑄造制度判斷，這件矛的鑄造時間也是桓惠王二十三年。
襄城令矛銘文中的“貞壯王”，舊有“貞寺（持）”、[7]“”、 [8]“貞壯王”[9]等不同釋法。誤釋爲“寺”系原拓筆劃不清，而所謂“”應釋作“壯”、“王”兩字，新城令矛銘文可爲佐證。
戰國中晚期兵器刻銘中，“王”之前冠以頌辭的情況非常罕見，而且這兩件韓兵都是桓惠王二十三年時製造的，頗堪注意。韓桓惠王十一年（前262年）時，秦攻韓國上黨郡，上党郡降趙，引發了秦、趙長平大戰，趙國賴魏、楚之助方免滅頂之災。古書記載魏國借機反攻並收復大片失地（即《吕氏春秋·有度篇》所説的魏安釐王“取地河東”），韓國也趁機奪回了“應”等地（即《戰國策·秦策三》的“應侯失韓之汝南”）。但史書對韓國反攻收復失地的具體情況極少着墨，祗能依據《韓世家》桓惠王“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等隻言片語加以逆推。[10]從上引韓兵“新城令矛”、“襄城令矛”以及“十二年介令戈”、“十七年彘令戈”、“二十二年屯留令戟”等資料來看，韓國不僅保住了黃河以北的上黨郡地，[11]在黃河以南還向西收復了新城等地。這對於國勢危急的韓國來説，桓惠王的功業不可謂不著，因此會在兵器刻銘中的“王”字之前冠以“貞壯”的頌辭。
注釋：
[1] 見盛世收藏網站“高古冷兵收藏”版塊2011年9月5日。承金鱗軒概允提供矛銘照片、復旦大學蔣文博士提出釋文建議，謹此一併致謝。
[2] 蔣文博士推測，矛銘的“徒帀”可能就是《説苑·反質》中的“徒師沼”：“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郤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徒師沼（韓桓惠王23年當魏安釐王27年）應與主要活動於魏昭王、安釐王時的芒卯等人時代相當。
[3] 吳良寶：《談韓兵監造者“司寇”的出現時間》，《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輯，中華書局2010年，第348、349頁。
[4] 黃茂琳：《新鄭出土戰國兵器中的一些問題》，《考古》1973年第6期，第377頁。
[5] 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04、205頁注釋43。
[6] 韓自強：《過眼雲煙——記新見五件晉系銘文兵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中華書局2008年，第327頁圖三。
[7] 張亞初編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華書局2001年，第173頁。
[8] 《集成》修訂增補本第八册第6330頁。
[9]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馮勝君教授），2009年10月，第18、1147頁。
[10]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54頁。按，《白起列傳》説“秦已拔上党”，《秦本紀》也説“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但從下文列舉的韓兵器銘文看，大概韓國上黨郡地始終未曾全部被秦佔領過，比如秦、趙長平酣戰時，韓國仍在上黨郡的介縣造兵器。梁玉繩《史記志疑》疑昭王時“所定者惟降趙之城邑十七，今所攻者，並其餘城而攻之”（《秦本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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齕攻上黨”條，中華書局1981年，第一册第162頁），亦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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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良寶：《戰國晚期韓國疆域變遷新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二十七卷第一輯，2012年，第95、96頁。
（編者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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