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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桐城派三祖”之一姚鼐主要成就介绍 姚鼐生平简介
姚鼐(nài)(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旋归里,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姚鼐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
姚鼐一生勤于文章,诗文双绝,书艺亦佳。著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惜抱轩诗集》10卷、《笔记》10卷、《尺牍》10卷、《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辑成《古文辞类纂》75卷。
人物生平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的哭声缭绕在桐城南门树德堂内。树德堂里喜气洋洋,街坊们也纷纷前来道贺:姚氏又添了一丁。姚氏是桐城世家大族,人丁一直很兴旺,人们只道姚家又得了一读书种子,不知这种子日后会如此茁壮,直将这阀阅门庭又光大了一重。
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棐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棐、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櫆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
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刘大櫆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櫆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主要成就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 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推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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