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张献忠部将南明将领秦王孙可望生平 孙可望结局 孙可望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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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原名可旺，字朝宗，陕西延长人，从小习文弄武，长大后以经商为生，走南闯北，阅历丰富。他身材矮小，相貌不扬，但是剽悍异常，胆略过人。后参加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并与李定国等一起被收为义子。在战场上孙可望攻则机智勇猛，守则坚韧顽强，号称“一堵墙”。不过从这个外号也可看出孙可望擅于防御，用兵凝重，奇谋变化则非其所长。

　　1647年（顺治三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与清军接战中阵亡，身为大西四将军之首的孙可望自然而然的接过这个烂摊子，成为军事上的实际领袖。眼见满洲肃王还在后面恋恋不舍的一路撵来，大西军新败之余，只好拿毫无战斗力的地方杂牌武装开刀，轻松击溃重庆，贵阳，定番等地的明军后进入贵州避战。肃王豪格本打算“宜将剩勇追穷寇”，无奈当时川黔一境已是十室九空，粮草接应不上。军势早成强弩之末，再追下去恐怕要“蹶上将军”，只好悻悻然收兵北返。大西军才算喘息方定，返驻贵州遵义整顿修养。

　　大敌方去，张献忠妻张氏和宰相汪兆林兴冲冲前来捡落地桃子，每次开会议事公然傲居四将军之上，发号施令好不快活。没想到却惹起了众怒，四将军见“皇后”与“宰相”不度德，不度势，无权无勇还来聒噪，干脆开会一致决定将其“镇压”。之后四将军各复本姓，又公推孙可望为首，实行集体领导。准备以贵州为基地再图进取。就在此时，云南沙定州叛乱的消息传来，当地土司龙在田早年本与大西军是旧相识，关系深厚。至此极力劝说四将军以助沐天波平叛为名，收取云南以为长远之计。众人以为有理，于是整顿兵马西向杀入云南，沙定州跳梁小丑，哪里见过如此阵仗，一时被打得抱头鼠窜。永历元年四月，大西军顺利攻入昆明城，十月擒杀沙定州。云南全境告定，然而四将军之一的艾能奇也在战斗中中毒箭阵亡。

　　平定云南后，孙可望为争取地方士绅支持，废除大西国号，暂以干支纪年。三位将军分别称王开府，孙可望以盟主身份统领军政事务。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同时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以争取人心。孙可望还争取到了黔国公沐天波的合作。沐氏世守云南，在官绅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对大西军剿除沙定州，为他报一箭之仇，沐天波心存感激，他采取合作态度，其他云南境内的大小官员土司自然望风归顺。这就使大西军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在经济上孙可望大力减租屯田，开发当地井盐，奖励商贸。在军事上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建立后勤保障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向被看作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兵精粮足，社会安定。以一隅之地成为日后抗清的基地。充分展示出孙可望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孙可望虽名为盟主，但三将军向来分庭抗礼，互不相下，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声望。放眼天下大势，清军连战连胜，正是顺风顺水之时，若独力与之对抗，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南明政权虽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当时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下，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在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封秦王。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孙可望请封秦王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杨畏知见压力太大，只好让步表示接受永历所封景国公一爵，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认识到当时南明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因此顶着压力坚持要求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后经永历帝同意改封为平辽郡王，杨畏知这才兴冲冲回滇交差。荒唐的是南明浔州守将陈邦傅听说此事后也来凑热闹，陈邦傅为讨好孙可望，竟别出心裁，伪造封王敕书和秦王金印，派人冒充使者前往云南。孙可望接见伪使后满心欢喜，立即举行隆重的封王典礼，布告全滇，宣布从此奉南明永历正朔。没想到没多久杨畏知回滇，带回了封郡王的敕文，这使得可望尴尬异常，愤愤然说：“为帝为王，吾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干脆将错就错，自称秦王。大西军和南明的合作，竟然就在这样一场闹剧中开场。

　　请封秦王一事，后世议论纷纷，各执一词，毁孙者认为孙可望是僭号自大，心怀不轨。也有人认为永历小朝廷囿于鸡毛蒜皮之事，目光短浅，不知利用孙可望主动投效的大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清。实则当事双方均各怀心事，均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孙可望乃野心勃勃之人，定策联明抗清之际就已打好了自己的算盘，请封秦王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战略上的一步厉害杀着；一方面，得到永历朝廷授予的王爵，有助于在内部建立起高于李定国和刘文秀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成为南明政权的继承者张本。秦王一爵，看似无关紧要的荣誉性爵位，实际上意义重大，有明两百余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与孙可望性质相似的金声桓，李成栋举兵江西，广东反正来归，也只受封国公（金声桓自称国公在前，不过他也不敢再多走一步），特别是秦王爵乃是当年是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当时南明尚还占据两广之地，并非不名一钱的破落户，与可望是合作而非依附关系。以孙可望之雄，据全滇，拥强兵，若再假以位号，必将成为南明政权的有力竞争者。历史上的有名篡臣曹操，司马氏，朱温等无一不是乘世乱继起，先称公称王，再搞逼宫禅让。殷鉴不远，永历诸臣自然不愿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就连力主与孙合作的堵胤锡也仅仅要求永历封可望为郡王，正是有鉴于此。然而永历小朝廷实在腐败无能，衮衮诸公莫衷一是，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应对意见，仅靠小聪明，小伎俩敷衍应付，徒然让孙可望嗤之以鼻罢了。

　　孙可望乱世之枭雄，并非墨守成规的三家村老夫子，请封一事闹了个自讨没趣，他知道当时清军在两广连败明军，已成囊括天下之势，若再与永历朝廷讨价还价，只是贻误战机罢了，于是干脆利用陈邦傅的伪诏自称监国秦王，发布命令出师抗清，要求四川，贵州及湖广明军皆受其节制。在孙可望部署下，白文选部入贵州，刘文秀部入四川，先将挡住去路，拒不遵命的各部南明军阀扫除干净，这些大小军阀打着抗清保土的旗号，实则横征暴敛，为害地方。如今被扫荡一空也算好事。在孙可望的整顿下，贵州，川南大力推行云南的治理经验，一时竟气象一新，成为日后抗清的重要后方基地。

　　就在孙氏自行其是之时，永历小朝廷却越搞越糟。1649年，在清孔有德，尚可喜等会攻下，广东广西先后陷落，大敌压境下永历帝束手无策，唯有向西一路狂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入孙可望地盘寻求庇护。事到如今，永历已无任何与孙可望讲价的本钱，只好一任可望安排。从此成为傀儡，事事仰人鼻息。

　　1652年，可望迎永历移跸于贵州安龙，自己则坐镇贵阳，号称国主，事事遥制指挥。孙可望此举，倒颇似北齐肇始人高欢所建立的霸府制度。当年高欢开幕府于晋阳，而把自己拥立的傀儡北魏皇帝安置在洛阳（后迁邺），为篡权代魏预作准备。孙可望倒未必是效法古人，恐怕还是觉得做惯了国主，一旦与永历见面，难以抹下面子来俯首称臣。于是干脆眼不见为净。据史料记载，孙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而永历所处安龙“居民不过百户”，破败之状可见一斑。并派员严密监视永历，凡各地官员将领有与永历文书往还者，可望更是视为心头大患。如李定国便是因桂林大捷告捷于永历而遭忌的。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的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明清易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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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之一。可望本人雄心勃勃，一力以问鼎中原为己任。在当时群雄角逐，皆以力征经营天下之时原也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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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他有着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是胸襟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而这对一个意在天下的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点。永历虽软弱无能，然而在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当时，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若能推诚拥戴永历，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然而可望计不出此，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他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最后硬生生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弄得众叛亲离。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试看以狡诈著称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的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也不过就是刻意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恶感。而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的要自登九五，尝一尝为人主的滋味，再不肯退让半步。所谓过刚者易折，正是对孙可望最好的注解。

　　1651年，孙可望与李定国，冯双礼会兵入湖南，与战清军一败涂地，纷纷向湘北溃退。为解除侧翼威胁，李定国统兵奇袭广西，镇守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猝不及防，在桂林战役中情急自刎，广西全境恢复。紧接着，李定国又奉孙可望之命挥师北上，迎战清廷南下援军尼堪亲王部，在衡州战役中再次大败清军，尼堪当场被击杀。一时间“两厥名王”，李定国之名震动天下，成为远近归心的英雄虎将。天下局势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然而可望的狭隘猜忌也于此时爆发出来。他自知四将军向来在张献忠麾下都是平起平坐，互不相下。论德论才，自己都不足以驾驭李定国。孙可望以国主自居，早已容不得有人建立起于他相仿的功名声望。如今李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自然有功高震主之嫌。在妒火中烧之下，孙可望竟不顾大局，阴谋设计准备以会商议军务为名诱捕李定国。李定国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不胜惋惜，长叹道：“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为顾全大局起见于是率军退入广西，避免与孙可望见面。孙可望的私心自用导致错过了东西两路明军全歼湖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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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大好机会。他自己也很快自食恶果，在周家铺迎战北上宝庆的清军时，双方激战一日一夜，最后明军大败，孙可望单骑逃走。清军也损失惨重，双方在湖南战场上一时陷入僵局。

　　周家铺大败，孙可望急需一场对外胜利来恢复自己的声望。这时钱谦益与张煌言提出东西明军并举，会攻长江的大战略，遣使要求孙可望以主力出兵援应。孙可望也认为这是重树自己威望的大好机会，然而新败之余，他并不想亲自冒险出师，另一方面可望此时已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划取代永历以自立，也需要他坐镇后方部署一切。因而可望决定重新启用先前在四川战败，被削去兵权的刘文秀。刘文秀作为远大西军第三号人物，为人谦和，他一力主张抗清，却不愿为孙可望卖命打江山。眼见内变就在眼前，刘文秀并无挥师东征之意，而是屯兵于湖南辰州待变。一直拖了一年多才整装上道，亲自指挥明军水陆并进，围攻常德，然而由于连日大雨，两路明军呼应不灵，被敌军各个击破，刘文秀领败军退回贵州。此次常德之役，成为明军最后一次主动出击。随后内讧陡起，南明政权再也无力东顾了。

　　常德大败，孙可望并不十分在意，前线军事尚处于僵持状态，而孙可望心中的当务之急则是尽快完成取代永历帝的政治图谋。加上身边将领的连番怂恿劝进，孙可望自立为帝之心日益迫切，对外发布诏令皆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与当初朱明王朝之祖朱元璋拥立傀儡皇帝韩林儿时所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如出一辙。在僚属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就连永历身边近臣马吉翔，庞天寿等人也见风使舵，投向孙可望以谋求富贵。永历帝完全被监视控制起来，随时都将被废黜以致丧命。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的永历在一些忠于自己的大臣策划下，密诏远在广西的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不料事情败露，被孙可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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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震怒之下派兵入宫，严令勒逼永历交出“首事之人”。先后处死参与此事的大臣一十八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经此一事，孙可望愈益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一再避促永历迁往贵阳，永历帝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李定国当初为避孙可望猜忌而转入广西，本打算联合郑成功收复广东后迎永历移驾，然而前线军事颇不顺手，在永历连番密诏之下，李定国决定放弃两广，回兵救助永历。一路上轻骑简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孙可望安排的防线。进入安龙城。因为考虑到贵州乃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于是又连日兼程护卫永历进入云南昆明，留驻昆明的沐天波，刘文秀皆出城欢迎。一致支持永历以昆明为都，重整朝政。至此孙可望独秉国政，一手遮天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永历迁往昆明后，为争取团结孙可望，维持一致抗清的局面，不但对留驻昆明的孙部将领一体加官进爵，又派使者赴贵阳表示倚重之意。在李定国奏请下，还礼送孙可望妻，子以及部众回贵阳。面对永历帝和李定国的主动示好，孙可望一时踌躇不决。然而前面已说过，知进而不知退是孙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点，在做了多年国主之后，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地位，甚至居于李定国之下，在他看来，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在左右亲信的怂恿下，孙可望一面大规模封侯拜将以鼓舞士气，一面集结兵力，悍然准备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1657年，孙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往攻云南，而这时李定国，刘文秀部下仅三四万人，兵力对比悬殊。孙可望认为此战必胜，竟“预制扭锁三百副”并放出大话：“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李定国、刘文秀诸文武解黔耳”。面对来势汹汹的孙可望大军，李定国，刘文秀决定亲率部众，破釜沉舟与可望一搏。九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孙可望军十余万人列营三十六座；李定国、刘文秀军约三万人分三营列阵与之对峙。孙可望见人多势众，以为可以稳操胜券，却不知他手下将领白文选，马宝等人与李定国等多年出生入死，都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早已暗通定国约定阵前倒戈。只有孙可望自己还蒙在鼓里，大做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好梦。

　　十九日，李定国，刘文秀主动出击，双方交战于三岔口。两军交锋之初，刘文秀骁将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稍退。立于高阜观战的孙可望见已挫李定国锐气，马上命秦军乘胜推进。白文选见形势危急，亲率五千铁骑与马惟兴营二军联合抄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李定国、刘文秀趁势挥军进击，秦军大乱，手下纷纷大呼：“迎晋王！迎晋王！”十几万大军一时土崩瓦解。孙可望仅在少数兵马保护下，仓皇东窜，逃往贵阳。留守贵阳的大将冯双礼见孙可望大势已去，谎称李定国追兵已至，吓得孙可望仅带妻儿与少数随从继续向东狂奔。一路上各地南明守将均闭门不纳。威行一时的孙可望众叛亲离，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愤愤然对部下说：“今为李定国辱孤至此，孤不惜此数茎头毛，行当投清师以报不世之仇耳。”随即逃往清方辖境，并派出使者，向清方接洽投降事宜。

　　在得知孙可望势穷来归的消息后，负责湖广军务的洪承畴如获至宝，连忙派人接应孙可望入境。随即派人隆重护送孙可望进入北京。对于这位前南明最高领导人的归降，清廷上下十分重视，立即在湖南册封孙可望为义王，还派出多位亲王显贵出京郊迎以示敬重。当时的遗民方文亲眼目睹孙可望进京，赋诗感慨：“南海降王款北庭，路人争拥看其形。紫貂白马苍颜者，曾搅中原是杀星。”

　　孙可望降清后，多次受到顺治帝的接见和赏赐，感激涕零之余，他痛骂李定国，刘文秀皆是忘恩负义、以奴叛主之辈，要求讨伐南明“大兵征滇，臣报效之日。滇南形势，臣所熟悉。或偕诸将进讨，或随大臣招抚诸境，庶少效奉国初心。”以图立功自效。将南明各地形式，军事机密尽和盘托出。又亲自手书招降自己的旧部。一时忙得不亦乐乎，唯恐不够尽力。

　　随着清廷在西南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曾经红极一时的“义王”也逐渐变成了一块鸡肋。而孙可望易进难退的老毛病仍不知收敛。顺治十五年，孙可望意外的与失散几十年的兄弟相会了。喜不自胜的他竟上疏请求动用公款接远在南方的兄弟一家赴京团聚。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廷御史抓住这一机会纷纷大力攻击孙可望“索求无厌”，“无人臣礼”。硬生生扣上许多大帽子，接着又有人揭发孙可望在外放高利债，顺治帝借此机会亲自下旨训斥，吓得孙可望冷汗直流，他终于醒悟过来自己已成为将烹之狗，待藏之弓了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孙可望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顺治帝还假意将孙可望恭维一番，特诏不许。然而就在五个月后，孙可望就不明不白的暴毙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然内中真相莫衷一是，王源鲁《小腆纪叙》卷下《孙李构难》说是：“孙可望既封为义王，后从出猎，毙于流矢。”有人即据此怀疑可望死于暗害。林时对《荷牐丛谈》干脆称可望“封为义王，寻被酖”。纵横天下的一世枭雄，就此草草收场，他的死，至今还是清史中的一大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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