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为什么张爱萍说她是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是对我的侮辱?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爱萍-为什么张爱萍说她是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是对我的侮辱?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标题:为什么张爱萍说她是是邓小平的四大金刚是对我的侮辱?
张胜同志寄来他的大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我翻来复去地读,在书上不知画了多少杠杠。书里的情节,常常袭入我的梦境,令我不能安眠。这本近500页的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更震撼了我。
张胜的父亲,是张爱萍将军。张胜曾任总参某局局长,他写这本书,既是为父亲写史,更是为大时代写史。
初看书名,像是报告文学,但实际是一本极严肃的张爱萍将军的传记。虽是人物传记,写法上却与传统的传记颇有不同。通常的传记,一般都是只记传主之事,作者极少出现在传记情节中。但此书却常有张胜当面向张将军提问的情节,作者也融入了传记;通常的传记,主要是记史实,作者较少
张胜在序言里说,为写这本书,他请父亲系统地谈了对人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因之,书里留下大量的张将军的答问录。这些答问录,都是极珍贵的史料,成为后人研究党史军史的第一手材料。张胜用“访谈”来的材料写传记,这本传记便有了“口述史学”的性质和特点。看着书里那些张将军忆往说故的文字,好像又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仿佛又看到了活着的张将军。的确,还有哪种传记材料,比传主自述自己的历史和发表对历史的看法,更能让人了解传主生平和看出传主的思想呢?张胜“访谈”张将军,让我联想起司马迁为写《李将军列传》访问李广。司马迁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张胜写的是《张将军列传》。
写传记须用史笔,史笔一般厚重少文。张胜的史笔既有写真的厚重,又有文学的美感。他的文字,豪放中带着洒脱,凛然有风骨,又有天籁般的气息。常说“文如其人”,我与张胜略有交往,感到他的文很像他的人。又常说“子如其父”,看了这本书,觉得张胜其人其文,颇有一点张将军的遗风。
中国传统的论人之法,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谓之三不朽。以此衡之张将军,可在这本《张将军列传》的末尾,写上这样的“太史公曰”:“张将军,功大,德高,言真,堪称三不朽之人物也。”
张将军在中央苏区,是团中央秘书长,抗战时期,是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他是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在领导两弹一星和航天事业方面,有重大的组织和领导之功。在“立功”这一项上,张将军可谓功勋卓著,彪炳史册。这些事功,已使他成为不朽的人物。但我感到,更让张将军成为不朽人物的,还是他的人格,即他的“立德”。他的人格,我认为可以感动一切正直、善良的人,可以光耀中华青史。
谈张将军的人格,就要谈及他的个性。张胜对父亲的评说是,一个刚烈的人,一个透明、率直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他在
领袖们和张胜对张将军的评说,角度虽然不同,但都大体画出了将军的个性和人格的概貌。张胜的评语中,我认为“天真”二字最为传神,也最触及本质。“天真”,就是纯洁无瑕,没有杂质。作为党员,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作为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细读此书后,我对张将军的个性和人格也做了一个概括:张将军是一个只服从真理的硬骨头历~史~网。将军刚烈,此为“硬”。这个硬,既是个性,更是人格。硬,是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真理,张将军硬得像块金石。张胜在讲到他父亲在“文革”中的表现时,引了一句关汉卿的戏文:“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说父亲像一粒铜豌豆,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张将军在坚持真理这件事上,确实就像一粒铜豌豆。
评史论人,如孔子所说,“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我还是举些例子,来说明张将军的人格。
1953年2月,张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几十年来,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有个问题经常尖锐地摆在每个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面前,就是:在不同观点或不同政见的分歧中,是跟理还是跟人?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势?这个问题不知困扰过多少人,也不知多少人为此栽了跟头。不跟真理跟林彪,一些干部搭上了“贼船”;不跟真理跟“两个凡是”,一些干部又犯了“左”倾僵化错误。张将军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没有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低头!”林彪如日中天时,“学毛著要立竿见影”之说风行天下,谁敢说个“不”字?张将军就敢。他讥刺说:“晴天立竿可以见影,阴雨天怎么见影?”“林彪的这些话,摆摆龙门阵还可以,写进文件里就不妥当了。”
耀邦同志对张将军这种跟理不跟人的态度,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张胜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敢于坚持真理的。就像你父亲一样,即使是毛泽东批准的,决定的,他也敢站出来反对!”在张将军心目中,真理是高于一切的,不论是领袖,还是党中央,乃至整个党,都必须服从真理,谁搞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东西,他都不认同。在“文革”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党坚持这些错误,丢掉、背弃自己的宗旨和信仰,那就不是我要加入的党,也不是我要革命的目的。我可以走!”这铮铮之言,只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敢说,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说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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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同志,他一贯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对毛的功绩,他是崇敬的,他把毛视为自己的导师。但他爱师尤爱真理,毛泽东正确时,他紧跟;毛做了错事,他不盲从。对毛的错误,他持坚决批评的态度。鲁迅说,“师如荒谬,不妨叛之推荐。”张将军即如此。“文革”前,有一次毛让总参的几个人包括将军去游泳池谈粟裕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想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对于领袖这种即使是“起于青苹之末”的小变化,张将军也是反感的。到了“文革”时,对毛的个人崇拜达于癫狂,张将军就更是厌恶之极,坚决反对。他说:“我看出来了……滋生的帝王思想。这是腐朽的,违背历史进程的,这将从根本上瓦解我们的党。”“党允许这些人如此肉麻地吹捧领袖,是极不正常的,是危险的!”他明确指出:“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张将军的这些论断和批评,充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表现出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
列宁有句名言:“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将军从来不用领袖的脑袋代替自己的脑袋。《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为真理而斗争!”张将军的所言所行,正是《国际歌》的思想。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张爱萍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张将军说他平生有“四不畏”:不畏天命,不畏大人,不畏圣人言,不畏权势。不畏,即骨头硬,没有奴颜和媚骨。
“文革”的险恶形势,最能考验人的精神硬度。张将军在“文革”中堪称是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造反派批斗张将军,挥铁链要打,将军举起板凳自卫,对方敛手。将军言:“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他被诬为“特务”身陷囹圄后,坚决不低头,不检讨,更不揭发别人,坚守做人的气节。张胜从将军自牢中夹带出的纸片上看到:“咬紧牙关,战胜屈辱”,“站着死,不跪着生!”下笔用力之重,把纸片戳得满是窟窿。
1975年,他跟随邓小平搞整顿,常发“今不如昔”之论。挨批后,他凛然回答:“说我讲‘今不如昔',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告诉你,我不怕,泰山压顶也不能把我骨头压碎!”粉碎“四人帮”之初,国防科委仍在“批邓联张”,声言“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
陈锡联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极力替张将军说好话:“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会后,有人把话传给了张将军,没想到张将军说:“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张将军当然心领陈锡联的好意,但他就是“不识时务”,不认这个错。
在疾风板荡、沧海横流的政治运动中,更显出张将军人格的伟岸。有些干部和将领,在战场上英勇无比,不愧是英雄好汉,但在党内斗争中,却屈服于权势,不分是非地“紧跟”,甚至为了自保和邀功而倾陷他人。更有一些人卖身投靠,为虎作伥,良心丧尽,如吴法宪、邱会作之流。一时的软弱糊涂,并不一定证明软弱者全然就是软骨头,因为这当中可能包含某种复杂因素,也可能是出于一种策略。但无论怎样,软弱者毕竟没能做到威武不能屈。张爱萍则做到了,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一生“羞奴颜”
张将军曾说,“羞奴颜”是他平生的座右铭。对于奴性、奴气一类卑下人格,张将军是深深鄙夷的,他有很强的人格独立意识。胡德平同志说,张将军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将军一生,从不攀附谁,依仗谁,不搞小圈子,不是所谓“某某的人”,张爱萍就是张爱萍。有一次张胜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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