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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历史-上海“贝拉”饶家驹,以一己之力守护30万平民的英雄不该被遗忘

  • 军事历史,约翰·拉贝,德国难民,法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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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11-10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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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上海“贝拉”饶家驹,以一己之力守护30万平民的英雄不该被遗忘

  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一位名叫饶家驹的法国人,联合多方力量,组建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安全区)历.史.网。

  此后3年多,上海南市难民区保护了约30万平民的生命安全。它是拉贝在南京的学习母版,它也在几年后被写入联合国《日内瓦公约》 ,成为全世界战时保护平民的范例。

  遗憾的是,饶家驹没有拉贝幸运,他和他的安全区,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015年,《解放周一》曾用多版篇幅详细还原了饶家驹其人及上海南市难民区发展始末。

  而2017年12月14日,国家公祭日的第二天,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落成。两年时间过去,关于这段历史,有没有更多史料浮出水面?

  我们继续追踪饶家驹———为这座城市永不失落的记忆。

出行:80年的等待

  法国小城桑特是饶家驹的故乡。

  他在法国出生,一切自然从法国开始。究竟怎样的家庭,怎样的成长经历,最终磨砺、造就出那位能够拯救上海约30万平民的饶家驹?

  我们不知道。

  2015年,历史学者苏智良教授首先打捞出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详细故事。然而,在上海找到的史料,大部分还是围绕饶家驹在中国的慈善活动。

  当时南市难民区的幸存者,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依稀记得,有一位独臂神父每天迎着清晨的阳光来到难民区;记得难民区外炮火声声,而难民区里大家尚能睡个安稳觉;记得有人定期来发粮食和药品,难民区里有医院、课堂、维持纪律的人,几乎像一个浓缩的小社会般,井井有条。

  至于饶家驹什么来头?为什么他的能量如此之大,组建的安全区竟然能够得到当时上海当局、租界、日本侵略者三方认可?甚至后来还获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大笔粮食救援?

  对他的个人生平,我们仍知之甚少。

  2015年,从苏智良那里得知饶家驹的故事后,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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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任汪珉产生了浓厚兴趣。经研究,上海音像资料馆打算组建一个拍摄团队,前往欧洲,挖掘更多的一手资料。

  时断时续的邮件往复、磕磕碰碰的联络进展,终于在2017年,一个5人小分队开启了欧洲寻访之旅。

  从巴黎机场走下飞机的那一瞬间,历史终于来到它应来的时刻。

  两年的时间里,所有饶家驹的研究者,只能一遍遍翻阅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一遍遍遥想南市难民区的故事。而如今,那个只能在脑海、在指尖幻想的饶家驹,近在咫尺。

岁月的年轮划过整整80年,饶家驹的故乡,终于等来他曾经救助的上海,为他而来。

故乡:没有人记得他

  距离巴黎几百公里的桑特,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小城,也是饶家驹的故乡。街道上,罗马时代的古建筑遗迹星星点点,两千年的岁月凝结成这座古城的独特面貌。

  临行前,旅行社反复确认一件事:“你们在桑特确定要住这家小旅馆吗?”团队成员点头称是。即便旅行社一再强调,这家旅馆又小又旧,设施简陋,不建议预订,但是团队成员依然坚持。

  因为,它就是饶家驹出生的公寓。

  巴松比埃尔广场3号,现在门牌号改为1号。1878年3月15日,饶家驹在这里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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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寻访团拖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站在旅馆的大堂往里望,所有人都一个印象:果然简陋。

  这是一幢4层楼的老房子。走廊逼仄,房间狭小。每间房只容得下一张床和简单的淋浴设施,内部几乎空无一物。

  印象最深的是那欧式的楼梯蜿蜒曲折,踩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伴随着头顶的光线忽明忽暗,一如饶家驹的一生。

  随行的比利时历史爱好者查尔斯说,据查阅,饶家驹的父亲是法国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他们一家一直随军迁移。整所公寓,当时是军官家属们一起居住。饶家驹出生后,家庭成员不断增加,空间紧张,他们为此搬过几次家。仅桑特期间,饶家驹就有3个住址,一处现在是民居,另一处只知道基本方位,已经查不到具体地址。

  幼小的饶家驹,就这样跟随军人父亲几度搬家,在战争的阴影下度过自己的童年。是不是从那时起,慈善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田萌芽?

  而如今,一切的起源、出生的小楼,几度更换主人,再也没有人记得他。

  住宿期间,寻访团成员们四处打听,无论是小楼的房东、旅馆的主人,还是附近的邻居,没有人知道饶家驹,没有人听过哪怕一丝半点这个人的事迹历 史 网。他仿佛在自己的故乡消失了。

  当大家把摄影器材架在旅馆门口开始拍摄,时不时有路人经过,他们都会好奇地询问相似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拍摄?这里有什么好拍的东西?

  大家只能一遍遍对路人们重复诉说饶家驹的人道主义壮举,诉说他曾经在遥远的中国,救助了约30万平民。

  “哦。”路人们发出一声回应。大概是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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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好奇心满足后的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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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就此记住吗?此后,饶家驹这个名字会不会在他的故乡留下一点印迹?寻访团只能这样期盼。

  第二天,采访桑特市市长。由于此前已经联络和说明过一番,桑特市政府档案室已经找出了饶家驹的出生档案,上面清晰地记录了饶家驹的出生证明及家庭成员的信息。原来,饶家驹的整个家族都没有留下后人,所以这个名字渐渐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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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家驹的出生记录

期刊:尘封多年后的惊讶

  阴天的巴黎,寻访团来到塞佛尔图书馆。

  这里馆藏有当时派往各地的神父们与教会的报告资料。其中,一份1937年的内部期刊上,载有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的详细报道。

  它在图书馆里安安静静躺了80年。此前,从未有人翻阅过它,从未有人觉得它重要。它就和无数普通档案一起,在时光中静眠。

  直到根据寻访团提供的信息,图书馆馆长雅克琳·迪欧女士提前找出了饶家驹的相关资料。这一看,她惊讶了。

  档案中,有一张饶家驹年轻时的照片。而书信里,饶家驹详细汇报了1937年11月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始末,涉及难民区的各方面工作,甚至还有饶家驹自己拍摄的两张关于难民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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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饶家驹

  这些材料弥足珍贵。图书馆的人感慨,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来这里查阅饶家驹的资料,他们也全然不知,原来还有过这样一位人物,做出过如此感人肺腑的事。

  拍下这些珍贵的一手材料后,寻访团暂时做不了更多了。一切只能等待回国后,由专业学者们花工夫一一翻译,我们才有可能知道更多上海南市难民区的事迹。

  另一个意外收获是,档案里提到一句,饶家驹从中国回到法国之后,居住在巴黎格勒耐尔街42号的公寓里。

  在迪欧女士的帮助下,寻访团队找到了这栋老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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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寓目前仍在使用,保存完好。公寓的门口,管理者德维尔对这幢房子的历史如数家珍,讲起来滔滔不绝。长期以来,它一直作为宿舍在使用。然而当问到饶家驹这个人,德维尔摇摇头,他也一无所知。

  遗憾的是,文献记载中只提到饶家驹曾在此居住,没有详细记录住在哪一个房间。这个细节,恐怕只能消失在光阴里。

红十字会总部:
开启战时安全区的先例

  深夜的日内瓦,街道冷冷清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称的U型房子,坐落在绿坡之上。

  由于此前已经联系好一切事宜,第二天,寻访团顺利来到委员会总部的档案馆。

  当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怎么发现饶家驹和他的南市难民区的?又怎么想到把难民区的案例详细写进《日内瓦公约》中?

查阅档案知道,这一切离不开一位叫路易·卡拉姆的人。 他是一名瑞士医生,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行医,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派担任驻华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路易·卡拉姆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战事。在上海,他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1937年和1938年,他把难民区的种种做法写入报告,汇报给日内瓦总部,写得十分详细和具体。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路易·卡拉姆如何与饶家驹认识?他是否也深受感动,所以才会在报告里反复提及、宣传上海南市难民区?答案,我们仍然不知,只能静待学者的翻译和整理。

  1949年8月12日,在日内瓦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里,饶家驹的南市难民区案例被写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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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帕米尔耶里

  丹尼尔·帕米尔耶里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历史研究员,他对饶家驹给出了非常高的历史评价,他说:

  “据我所知,饶家驹安全区是被国际认可的第一个成功建立的国际安全区,它是一个中立的保护区,它没有先例 ,是一个战时成功建立的,保护平民的管辖区。我认为饶家驹开启了一个保护区的新模式,这个模式现在仍被一些有冲突的地区所使用,如果人们想建立安全区的话,也会借鉴饶家驹安全区的经验。”

  弗朗索瓦·比尼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大会委员,也是历史学者,他认为南市难民区对20世纪下半叶的战时平民保护和战争中立区建设具有重大启示。

  在这个体现全世界人道主义精神光辉的房子里,委员会的人一边点着资料,一边介绍说,《日内瓦公约》中的某某条,就是根据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案例而来;某某条,又是受到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发而来……

对于战争的历史,再没有什么比拯救人的生命,更能触动心扉。

我们不该遗忘。

墓地:远在郊外,简朴难找

  最后一站柏林,是饶家驹的安息地。

  1945年,从中国回到家乡的饶家驹并没有放下人道主义救助的事业。受联合国难民署委派,他担任巡视员,依然奔走在欧洲各国间,在炮火中、废墟里,继续从事难民救济工作。他到过波兰,之后又赶往战败后的德国。

  发现饶家驹墓地的是当地撰写地方志的历史学者克劳斯·佩格勒。2013年,国内有学者循着拉贝这条线索,无意中发现了关于饶家驹的只字片语,这才找到克劳斯·佩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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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佩格勒说起了他所了解的饶家驹在柏林的最后岁月,以及饶家驹墓地的变迁。

  饶家驹长期营养不良、过度操劳,身体越来越差。在柏林时,他因为过于虚弱摔了一跤,此后被发现得了白血病。

  1946年9月9日,饶家驹已经病危,躺在床上,想要一杯香槟,边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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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汤勺喂了他几口。此时,他已经非常虚弱。10日,饶家驹开始昏迷,于16时40分去世。

  最初,饶家驹被安葬在弗瑙的法国国家公墓。1951年,法国国家公墓改建搬迁,墓地中安葬者的遗骨大多被迁回法国,也有一部分被转葬至柏林市郊的圣湖柏林湿地公墓。而饶家驹的家族已经没有后人,他的墓地留在了柏林。

  那天天气尚好,圣湖柏林湿地公墓里空无一人。放眼望去,只有成片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墓碑群。

  本以为,找到饶家驹的墓碑大概需要一番时间。巧的是,来了一位戴着小红帽的老太太,她上前主动询问需要什么帮助。寻访团成员回答:“我们在找饶家驹的墓碑。您听说过饶家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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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不抱任何希望,哪想到老太太立即点头,一脸兴奋地说:“我知道这个人!我听我丈夫提起过,走,我带你们去他的墓地。”

  原来,还是有人记得他。

  尽管老太太已经不知道丈夫为何记得,说不出更多内容,但是她记得墓地的位置,拐两个弯,就在公墓的法国墓区里。

  寻访团在饶家驹简朴的墓碑前,献上鲜花和糖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2013年,中、德、法三国人士为饶家驹建的纪念碑,几年过去,下面长了一层绿绿的青苔。石碑上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题写的“仁者爱人”字迹依然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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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就在此静静地长眠,在他帮助过的德国的墓地上,在一排排法国士兵的墓碑中,他的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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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团的德语翻译,是一名40多岁的中国人,他说:“我以前只知道拉贝,这次你们给了我墓地地址,我就去网上查了,才发现饶家驹原来这样了不起,我们知道得太少。”

  于是从饶家驹的墓地出来时,这位翻译表示:“你们应该去拉贝的墓地看一看。”他比划着,“与饶家驹的墓地非常不同”。

  拉贝的墓地位于柏林市中心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墓地,2013年南京市政府出资在拉贝墓地原址上重修了纪念墓园,表达对拉贝的怀念。所以它的墓碑一望即知,四周当季的鲜花盛放,说明时常有人前来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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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格勒感慨:大家都知道约翰·拉贝,把拉贝和辛德勒类比,无疑,他们都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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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人士。但从研究的角度说,饶家驹是先驱,他给了拉贝很多启发,拉贝也向饶家驹写信请教。

  行程中,几乎所有听过饶家驹事迹的人,都会重复这样一句话:他的历史价值完全不逊于拉贝,应该把这段历史发掘出来,不能忘记。

【记者手记】

  在历史中消失的人

  欧洲寻访回来后,寻访团里的每个人几乎都在叹息一件事:饶家驹被遗忘了。仿佛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人。

  一路走来,遇到的每个人几乎事前都不知道他。家乡不知道他;工作的组织不知道他;墓地冷冷清清,年轻人不知道他。

  一路走来,翻阅过的每个档案此前都几乎从未有人翻过。所有书信、报告、照片、影像,一直静静躺了大半个世纪,期间没有人动过它们,没有人知道它们。

  研究二战的美国学者阮玛霞,在史料中数度偶遇“饶家驹”这个名字,于是后来写下《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这本小书。2015年后,对饶家驹和他创建的南市难民区的研究,很少再有突破性的文献来充实和继续。

饶家驹,就像一粒在历史夹缝中的尘埃,渐渐消散。我们忘记了他,家乡也忘记了他。

  汪珉说,此前所有欧洲之行的联络接洽,所有线索打捞,大部分的回复都是“查无此人”。

  而查尔斯原本是一名比利时工程师,业余爱好研究上海的老房子,他与汪珉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偶遇。得知上海音像资料馆在收集拍摄饶家驹的选题后,查尔斯热心地说,你们要去我全程陪同,因为“我想为他做点事”。

即便现在,带回来的一手文献,也在等待研究和解封 。换句话说,饶家驹至今依然躺在资料里,躺在历史记忆的犄角旮旯里。

  而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铭记饶家驹和南市难民区?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大三学生孙琳玲、汪佩瑶和广告系学生朱文颖,共同组成了一个项目:用儿童绘本描述上海的乡土历史,其中也包括战争的历史。

  从老师那里得知饶家驹其人其事后,他们决定把饶家驹的故事画成绘本。查阅史料,学生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饶家驹总喜欢口袋里放几粒糖果,每到难民区,他用发糖果的办法哄小孩。

  于是,历时6个月、修改8次,绘本《口袋里的爷爷》制作完成。期间,他们查阅了当年上海城隍庙的门头长什么样,查阅了上海当时的糖果什么颜色,做了一系列严谨的推敲后,绘本方才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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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3名大学生已经带着绘本多次向上海的小朋友们讲读。“口袋里的爷爷”成为这些小朋友挂在口头的儿童故事。

  在故事的末尾,天色渐渐暗了,主人公上海老奶奶从口袋里掏出了手帕,擦了擦眼泪,准备回家。

  “咦?谁在我的口袋里放了两颗糖?”

  “是你吗,饶爷爷?原来你一直在我的口袋里啊。”

  “那你一定知道,我很想念你。”

  是的,我们都很想你。

  【以下为2015年《解放周一》刊载饶家驹安全区故事的节选】

  1913年,一名法国神父来到上海。从黄浦江远望时,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后,这里有30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牢牢维系在一起。

  他叫饶家驹。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侵略的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无数难民集聚在南市。他们挤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救济组主任饶家驹想出了一个主意——

  “就商于中日军事当局,将方浜路以北一带,划为安全区,为难民避难所”,这便是1937年11月9日成立的南市难民区,亦称饶家驹区。

  斡旋于每一方的顾虑和利益,最初的谈判无比艰难。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赞同、中方要赞同、日方也要赞同,交战双方都签署书面协议,安全区方名正言顺。

  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交际技巧办成功了。这得益于饶家驹一贯积累的人脉和声誉jjd。

  而后来在南京试图建立安全区的拉贝,由于没能获得日方认可,在其压力下,南京安全区不到半年便被迫关闭。

  书面协议的好处马上体现出来。11月11日,日军占领南市大半,沿街纵火,连烧数日,但南市安全区没有被波及。

  难民区被划成9个分区。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职,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总办事处下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财政预算分4块:食物、衣服、医院和其他。

  这哪是“小小的难民区”,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

  南市难民区能被写入《日内瓦公约》,其独特的范例价值正在于此。因为它不仅孕育而生,而且还创造了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

  一张5分的票,换取6盎司大米。这是每个难民一天的份额。根据资料记载,安全区内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

  每天,寺庙院子里队伍蜿蜒长达百米。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大米从一堆麻袋中被舀出,倒入难民的袋子里。

  最令委员会紧张的是医疗卫生。安全区内一旦暴发传染病,后果难以预计。这个工作太繁重,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单独处理,于是责任被分摊给各善团。生病的难民实在太多,就连路边被遗弃的婴儿,时常都染上性病。

  1937年11月16日,城隍庙内设立了第一家临时医院,门诊部每天处理300多个病例,但是与难民人数相比,仍然不成比例。

  第二天,南市流通图书馆内成立了临时产妇医院。后来又陆续增开了灾童医院。这些免费义诊都需要一大笔开销。

  每天,总有一辆黄包车,迎着晨光,从吕班路、老北门、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一路行驶进入南市难民区。车上坐的正是饶家驹。

  南市,像是一个由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当两辆黄包车彼此驶过,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铺有尖利的石头而崎岖不平。难民们涌入这里后,迅速占据所有空房,填满每一个角落。

  饶家驹事必躬亲,他每天必到难民区,因为管理再妥善,也总有疏漏。

  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他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绸布棉被百余条,他受到了严厉处罚。

  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

  难民区内还会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设立。

  可以说,是上海的民众和国际友人共同支撑着难民区。它靠救济竟然维系了30万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学者都感叹“实在了不起”。

  法文版《饶家驹的故事》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文章:上观网

   文章原名:上海不该遗忘!千里寻访饶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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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https://www.88884400.com/html/582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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