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唐太宗乐于纳谏？40岁以后开始怠政 也曾穷兵黩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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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唐太宗乐于纳谏？40岁以后开始怠政 也曾穷兵黩武

核心提示：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历史网。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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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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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秦始皇建帝号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统宣布“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这两千一百多年中，大约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统一的皇帝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在这些诸多皇帝中，昏庸、残暴、荒淫之君众多，但也还有为数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杰出明君，他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李世民个人来说，这与他18岁从军南征北战的经历大有关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灭亡，无道暴君炀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训，看到人民的力量，从而能兼听纳谏。不过，他的纳谏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参见《贞观政要·求谏》)，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则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铮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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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时，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铮谏者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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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参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21岁改为18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读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意。”(参见《资治通鉴》)在这里唐太宗以史为鉴，将大禹治水与秦始皇修宫殿作比较、分析，同样是搞“建设”，为什么人们对大禹没有意见，对秦始皇却怨恨得甚至造起反来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历_史_网。然后说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这时太宗才29岁，头脑是清醒的，能做到“鉴秦而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说的话忘了，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的隋代乾元殿，以备巡幸之用。大臣张玄素上疏反对，指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说，如果陛下要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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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同归于乱了。”(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见张玄素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经过一番思考后，为之转念，并感慨地说：“朕没有认真考虑，以致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复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张玄素直言进谏的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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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幸游玩，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魏征问道：“陛下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说：“害怕爱卿责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把鹞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征来奏国事，太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不停，鹞竟被捂死怀中。这种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属罕见。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为魏征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向皇后说：“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杀魏征，深明大体的长孙皇后听了反而向太宗祝贺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静下来，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转怒为喜。看来，太宗的纳谏和睿智贤达的皇后也大有关系。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又令“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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