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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竹林七贤是指哪七个人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正始年间(公元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他们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提到魏晋风流,竹林七贤是一定要说的。竹林七贤是一个有故事的群体,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点赞量超多、非议也不见少的朋友圈。
嵇康、阮籍、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相聚之初,如七棵青翠的竹子,于无序和黑暗的魏晋时期,在山阳县的竹林之中,喝酒、清谈、纵歌,恣意形骸,豪迈不羁。他们虽然学识渊博,满腹经伦,却厌烦甚嚣尘上的政治倾轧,明争暗斗,于是他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着意于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开辟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用在那时的竹林七贤身上,自是再贴切不过了。
竹林七贤具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特质,他们不同流俗,漠视功名,内心旷达,超然洒脱。他们独特的言谈举止,体现了独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所形成的社会形象和时代精神,纯粹而纯情,具有颖悟、旷达、真率的人格魅力。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有不同的思想倾向。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但他们在生活上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拘礼法,清靜无为,聚集竹林,纵酒佯狂,以文讽世。只是,因为思想倾向上的不同,性情上的差异,竹林七贤最后在政治重压下分崩离析,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刘伶终日以酒为伴。向秀、阮咸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但不为所重。山涛、王戎投靠司马朝廷后,高官厚禄,优游暇豫。
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非嵇康莫属。他爽朗清高,心性放达,通晓文学和音律,奇才大略,远迈不群。《晋书·嵇康传》中说他“身长七尺八寸,美词
太过优秀的嵇康,自然而然引起了各方的注意、重视,司马昭就一度想拉拢嵇康作为他的幕僚,但嵇康以自己只想远离政治为由一再拒绝。他的好友山涛曾劝他做官,他竟然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忿然以怼。
嵇康有打铁的爱好,每到夏天,就领着帮手向秀到一棵枝繁叶茂的柳树下,脱了上衣,露出一身腱子肉在那里“乒乒乓乓”地打铁。一天,司马党徒钟会,有心再次来探访嵇康,请他作官。嵇康却头也不抬一下,自顾自地打铁,让钟会好生没趣。就此,也埋下了天大的祸患。时隔不久,他在一篇文章中以“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影射司马昭“任性而为,随心所欲”的行径,表现出了对司马氏篡魏的激愤之情。文章一出,被钟会有心加以渲染,彻底戳痛了司马昭的嫉恨之心,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就这样,在东市高高的行刑台上,四十岁的嵇康含笑面对他的三千学生,弹着《广陵散》引颈绝尘而去。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但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当然,迫于司马氏的淫威,阮籍也不得不应酬敷衍,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阮籍为逃避人事纷争,常借酒避祸。相传,晋文帝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求婚于阮籍女,阮籍不敢直接回绝,只好一醉六十余天,天天酣睡,使司马昭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听说步兵营厨人善酿酒,储酒数百解,阮籍竟主动找晋文帝要求补步校尉之缺,此举让刘伶不快,阮籍笑对刘伶说:“校尉府中有美酒300石,够我们享用一番了。”从此二人躲在校尉府中日日酣饮,直到把酒喝光,阮籍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辞职。司马昭的谋士钟会,每欲加害阮籍,但阮籍天天烂醉如泥,使钟会无法罗织罪名。阮籍靠酒的掩护,躲过一场又一场灾祸。
竹林七贤
刘伶呢,魏末之时,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时,刘伶被召问策,因力主无为而治而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他惟以饮酒为乐事,常纵酒狂饮,累月而不醉。他时常赶着鹿车,揣酒在怀,命人拿着铁锹跟在后面,嘱令说:“我如果醉死了,就地把我埋掉。”刘伶的妻子看不过去,常对他苦苦劝说。刘伶不加理会,还说:“要我戒酒可以,但是我自己下不了决心,只能借神鬼的力量才能戒掉,你快去置办酒肉敬鬼神吧!”妻子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准备好酒肴,要刘伶对鬼神起誓。哪知刘伶在神前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取过酒肉大吃狂喝,顷刻,便喝得烂醉如泥。
嗜酒佯狂的刘伶,性情旷达,任性放浪。不为礼教所拘束,常常喝醉了酒,把身上衣服脱光,裸体在室内一边喝酒,一边晃来晃去。一天,有人去访刘伶,见他如此模样,实在看不下去,就讥讽说:“你也是礼教中人,似这等行径实在有失体统。”刘伶听了,醉眼一翻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裳,你怎么这么贱,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客人听后,负气而去。
向秀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友善,但不善喝酒。在嵇康锻铁为歌戏弄钟会的时候,向秀在旁边给嵇康拉风箱。嵇康、吕安赴死后,向秀西行经过他们旧日的居所,在日暮时分听到邻人嘹亮悲摧的笛声,追思往昔一起游玩宴乐的情分,怀念嵇康、吕安不受拘束的才情,写下了千古名篇《思旧赋》。
在嵇康被害,物是人非的大环境下,本想隐居不出的向秀,最后还是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不得不应征到洛阳。司马昭接见向秀时说:“听说你以前有隐居不仕的‘箕山之志,为什么今天却来见我了呢?“向秀回答说:“像巢父和许由这样狷介的人,并不了解帝尧求贤若渴的用心,所以隐居的生活并不值得羡慕。”就这样,向秀先后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但他选择了只做官不做事,消极无为。
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
阮咸是阮籍之侄,被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并没有重用他。
阮咸同阮籍一样,放达任诞,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還家,但阮咸要求把脾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也来寻酒喝,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一时
看似俗不可耐的阮咸,却是当时的琵琶大师,有《律议》传世。他的弦音凝结着透人的灵气,清澈、圆润、典雅,在云水相伴的竹林幽世中,将尘世的悲喜化作秋叶的宁静,秋水的清凉。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
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极具风神气度。王戎评价他说:“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由此可见,山涛质素深广,器度宽宏。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终归是志趣不同,由举嵇康却引出绝交一事即可说明。
竹林七贤
有见识的山涛,像他有分坟地饮酒一样,谨小慎微地接近权力。在曹氏与司马氏权力争夺的关键时刻,山涛看出事变在即,“遂隐身不交世务”。这之前他做的是曹爽的官,而曹爽将败,故隐退避嫌。但当大局已定,司马氏掌权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他便出来。山涛与司马氏是很近的姻亲,靠着这层关系,他去见司马氏。司马氏知道他的来意与抱负,便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转骠骑将军王昶从事郎中。久之,拜赵相,迁尚书吏部郎。
山涛生活俭约,为时论所崇仰。在嵇康被杀后二十年,他荐举嵇康的儿子嵇绍为秘书丞,他告诉嵇绍说:“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人乎!”可见他二十年未忘旧时交情。
至于王戎,是个十分聪明有悟性的人,年轻时,他神采秀彻,善于高谈阔论。是竹林七贤中最后到来的一位。阮籍曾开他的玩笑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由此可见,王戎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
离散后的王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更是个极其贪吝之人,他拥有的田园遍及各州,聚敛的财富不计其数。就算这么富有,他还要亲自执掌算盘,没日没夜地算计,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相传他家种有很好的李树,果实丰盈,家人吃不完,只好出售。但他恐别人得到他家的种子,便以铁钻将李子之核取出来而后出售,这样的小人行径自然为世人所不齿。
应该说,竹林七贤结缘之初,也就是魏晋交会之际,有崇尚,有理念,文著丰硕,表达了缘于内心的声音,缔结了一个“志同道合、豪放不羁”的文人群体,可谓影响深远,不啻为精神史上一道极其自由、极其解放的独特风景。不管是嵇康的刚直,阮籍的谨慎,刘伶的佯狂,还是阮咸的乖张,向秀的无奈,山涛的随机应变,王戎的随波逐流,他们的人生,都值得后来者慢慢回味、细细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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