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来库古改革与斯巴达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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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来库古改革与斯巴达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斯巴达这一城邦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非常独特，而这种独特的制度体系的建立，很多人认为离不开一个人的一场改革，这个人就是来库古。那么，来库古改革究竟是如何影响斯巴达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呢？
　　古希腊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亦称吕库古改革，来库古斯改革）
　　斯巴达是领土面积最大的希腊城邦之一，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哥尼亚平原，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并得到犹罗达河的灌溉，适于农业耕种。平原的东、北、西三面被高山峻岭包围，南部以岩石海岸为境界。它的海岸不利于航行，亦缺少良港，无法进行海外贸易，航海业不发达。斯巴达以农业立国，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农业。一直没有形成向传统贵族挑战的新兴的经济和社会力量。
　　早在迈锡尼文明时代，阿卡亚人就在拉哥尼亚建立了许多城市，斯巴达是其中之一。公元前1200年前后，多利亚人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毁灭了迈锡尼文明，昔日的城市荡然无存。多利亚人中的一支，征服了拉哥尼亚，并在此定居下来。这支人被称为斯巴达人。他们的社会发展比较落后，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起初分为三个血缘部落，后来随着氏族制度的瓦解，血缘关系逐渐为地域关系所代替，大约在公元前10～前9 世纪时，形成了五个地域性的村落，称为" 奥巴" ，并以斯巴达城为中心，实行联合。有趣的是，斯巴达城既无城墙，又无像样的街道。这种联合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关于斯巴达国家的形成过程，目前所知很少。从不多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巴达人在入侵拉哥尼亚之初，与被征服者之间保持着平等的关系，当地居民享有一定的平等权利，称为“边民”，即“皮里阿西人（庇里阿西人）”。他们是自由人，在政治上与斯巴达人是一种联盟的关系，不过，斯巴达在联盟中处于盟主的地位。大约在前9世纪末-前8世纪初，斯巴达人剥夺了皮里阿西人（庇里阿西人）所享有的权利，并要他们纳贡，这引起了居住在拉哥尼亚南部希洛城的皮里阿西人的反抗。斯巴达人镇压了这次反抗斗争，并将这里的皮里阿西人降为集体的农业奴隶——“希洛人”。斯巴达希洛式奴隶制即源于此。随着斯巴达人征服的不断扩大，拉哥尼亚大部分居民沦为希洛人。

　　斯巴达城邦国家的居民构成，主要有三部分人，即斯巴达人、希洛人（亦译希洛特人，黑劳士）和皮里阿西人。
　　斯巴达人是多利亚人的后裔。是城邦的正式公民。他们是农业贵族，也被称为军事农业贵族，享有充分的权利。在人数方面，斯巴达公民(包括家属）人数不多，仅有9000户，共3万人，约占全国居民人口总数的10％，其中成年男子只有几千人。斯巴达人认为自己都是“平等者”。他们集体占有被征服的土地，这些土地按斯巴达人的家庭数目划分为均等的份地，分给每家。斯巴达人不得将份地买卖、分割或转让，只能传给后代。份地由希洛人耕种，斯巴达人则坐享其成。为了遏止斯巴达人内部的财产分化，以利于共同奴役希洛人，斯巴达人不能从事工商业；交换时，不用金银作货币，而是用价值低而又笨重的铁币。斯巴达公民毕生从事军事活动，对内镇压希洛人的反抗，对外进行扩张。自称“平等人”的斯巴达男性公民必须按国家要求终生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其全民皆兵、重武轻文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这样一来，确实使斯巴达拥有一支希腊世界实力最强、纪律最严的军队。但其他文化建设则完全被忽视了，以至于在辉煌的希腊古典文明中，所有重大文化创树皆与斯巴达人无缘。
　　希洛人（亦译希洛特人，黑劳士）为拉哥尼亚地区的原有居民，斯巴达人在征服过程中，把他们变成农业奴隶，希洛人人数众多，大约有25-30万人。希洛人是斯巴达人集体所有的奴隶，被固着在土地上，失去人身自由，没有政治地位。斯巴达人对他们不能任意买卖，斯巴达国家对希洛人操有生杀予夺大权。当战争发生时，希洛人必须随斯巴达人出征、服役，从事运输以及修筑工事等苦役。
　　在日常生活中，希洛人受到极端的奴隶待遇，对希洛人的残酷镇压是国家首要和经常的任务。斯巴达人对希洛特的残酷迫害，却始终在古代历史上保持着最高记录。不论有无过失，希洛特每人每年都要按时挨打，为的是要他们“牢记”自己的奴隶身份。斯巴达政府常令青年公民组成小队到希洛特居住的村庄明查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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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探查寻觅希洛特中壮实勇敢或露不满反抗者，夜晚就突然袭击把他们活活打死。每年新当选的监察官上任，首先必履行一个向希洛特“宣战”的仪式，既经宣战希洛特便成为法定的公敌，任意屠杀都合理合法并不受宗教忌讳约束。然后派遣斯巴达青年到希洛人住地，对希洛人进行集体的搜捕和屠杀。这种屠杀制度，名叫“克里普特”，意为秘密勤务。
　　皮里阿西人是由被驱逐到边远地方和原住在边远地区的居民组成，属于平民阶层。他们在政治上不享受公民权。也不能与斯巴达人通婚，但保持人身自由。而在法律上是自由人，有权占有土地和动产，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并须向斯巴达国家纳税和服兵役。当时，皮里阿西人约有3万户。
　　上述阶级结构表明，斯巴达是一个少数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斯巴达人不从事生产劳动，统治着25万以上的奴隶和平民，他们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从军作战保护城邦。对内残酷压迫剥削和镇压希洛人的反抗，对外进行防卫免受战争干扰。
　　长期的征服战争，加剧了斯巴达社会内部平民与贵族，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导致了传说中的来库古立法。相传，来库古的父亲是斯巴达的一位国王，在企图驱散骚动者时，被刺身亡。来库古任国王后，决心革新立法。他专程到德尔斐神庙献祭，请示神谕，然后以神意执行者的身份口传约章，即“瑞特拉”，对斯巴达的政治体制、份地制度、公餐制度、教育制度以至社会风气逐一立法，从而奠定了斯巴达国家的基础。来库古因此受到斯巴达人民的崇敬与爱戴，死后，人们立庙纪念他，把他当作正义的化身，热爱人民和祖国的理想领袖的象征。关于来库古其人和他生活的年代，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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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法的具体内容，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在斯巴达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某种改革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所有改革的内容不可能一次完成。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元老院，亦即长老会议的建立，是来库古最早最重要的一项改革内容，此时大概是斯巴达第六代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8世纪左右。改革的所有内容可能要到美塞尼亚征服之后才能完全实现。经过来库古立法，确立了斯巴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国家机器日益强化。公元前7世纪后期，斯巴达国家最后形成。
　　斯巴达城邦实行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会议和监察官组成。斯巴达有二个地位和权利平等的国王，他们分别出自斯巴达两个最有势力的氏族，其职位世袭。他们平时权力不大，只是主持祭祀及负责审判关于家族方面的案件，战时，一个国王留在国内，另一个率军出征，有军事统帅权。国王要受长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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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限制和监察官的监察。这说明，在斯巴达国家机构中还保留着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某些内容。长老会议是斯巴达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两位国王和28名长老组成。长老是由公民大会从60岁以上的贵族中选举产生的，终身任职。是最高权力机关，国家大事必须先由长老会议讨论决定，然后再提交公民大会表决。长老会议又是最高司法机关，负责一切民事、刑事和国事案件的审理，并协助一些主要官员处理公共事务。公民大会由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组成，其主要职能是选举长老和监察官，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无权讨论，只有表决权，选举或表决均采用原始的呼声来表示，公民根本没有机会对后选人或决议进行讨论，所以公民大会只是个名义上的权威机构，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监察官由五人组成，其成员由公民大会从年逾60岁的贵族中选举产生，一年一任。起初，监察官是全体斯巴达公民的代表，有权监督国王、长老和普通公民的行为。自前7世纪后半期开始，监察官的权力日渐增大，国家权力逐步转移到他们手中。他们可以代替国王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有权审讯或废黜国王，并握有司法、财政、外交和征募军队的权力。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几个贵族奴隶主手里，所以斯巴达的政治制度是奴隶主贵族寡头专政。
　　斯巴达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带有浓厚的军事镇压色彩。全体斯巴达人都生活在“平等人公社”之中，这是一种军事性质的组织，有共同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和生产者(希洛人），公民们都是严阵以待的战士，随时准备与希洛人作战。斯巴达人的平等是建立在对希洛人的剥削与压迫的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他们是斯巴达的少数特权统治阶层，可以占有份地和生产者，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履行民主权利，但是，由于政权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公民大会只是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关，所以，在公民内部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公社内部保留着古老的公餐制习俗，每个公民每月交纳定量的产物供公餐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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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贫富，大家同桌共餐，以此加强斯巴达人的联系与团结。斯巴达是个军事化社会，在这里，几乎没有个人生活的自由。集体进餐，执行公务，军事训练，进行艰苦生活的磨练，这就是斯巴达人生活的全部内容。斯巴达的尚武精神，使他们对提高文化修养，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不感兴趣，因此文化极端落后。
　　斯巴达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以及教育组织实施，是古希腊文化教育的一种典型。它重在对人的军事教育的培养，实行单纯尚武的军事教育。
　　据传，来库古（亦译吕库古，来库古斯）是古斯巴达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创始人，他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身强力壮、效忠国家的统治者和武士，全部教育机关均应由国家主持，强调全民性的军事教育。这正如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年）所说的那样：“来库古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象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的周围，怀着近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斯巴达人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国家的重要职责。斯巴达人的生活受国家管制，儿童属国家所有，实际上教育过程和管理，从儿童一出生就开始了。
　　根据来库古法规定，斯巴达新生婴孩必须接受地方长老的严格检查。父亲要把孩子抱到长老那里，经过长老们的审慎检验后才能决定儿童的生存。如体弱有病不合格者，或被抛弃于露天野地任其死亡，或被丢给奴隶希洛人。健康的婴儿才能允许保留下来，由父母养育并得到九千份土地中的一份。在斯巴达人看来，开始就在健康方面有天然缺陷的生命，对个人和国家都是无利无益的，只有强健的婴儿可能长成良好的战士。基于同样的原则，妇女对于初生婴儿不是用水，而是用酒洗浴，以此作为一种对婴儿体质的试验。因为据说癫痫和有病的婴儿在烈酒中就会抽风和失去知觉，同时健康的孩子是能象钢一样地接受试验的，并且还能够得到一种坚强的体质。被检视合格的儿童由父母代替国家抚养，至7岁为止。这可以说是斯巴达国家对儿童青少年教育管理的第一个阶段。
　　从7岁开始，男孩被送进国家教育场所，正式接受军事体育锻炼。这是国家对儿童教育管理的第二个阶段。军事训练的主要项目内容是五项竞技，即赛跑、跳跃、角力（摔跤）、掷铁饼、投标枪。另外，还有骑马、游泳、射箭和各种军事游戏。这些训练项目均分等级，对儿童进行严格训练。国家教育场所内制度严酷，生活单调。儿童在这里，一年四季衣着单薄，光头赤脚，饮食也非常粗劣。他们睡觉没有被褥，成群地睡在用手而不是用刀从尤罗塔河岸采集来芦苇铺成的床上，冬天也只允许加一点蓟毛取暖。为了培养儿童的顽强坚韧的性格，无论是受到鞭打，还是在格斗中受伤，都不能哀号呻吟，否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说来也很奇怪，斯巴达人为了鼓励儿童的机警性，经常让他们到住地附近去偷柴米和蔬菜，成功者受到表扬，被发现的要受到处罚。正如传说故事讲的那样，一个斯巴达的少年儿童偷了一只幼小的狐狸，把它藏在自己上衣贴胸的地方，这畜牲用尖牙利爪扒出了少年的肠子，但他还是强忍疼痛，宁肯死去，也不愿让人发现他的偷窃行径。看看斯巴达不少青年在阿尔特弥斯.奥提亚祭坛阶下，忍受苦难被鞭打致死的情景，使人更加相信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
　　在这个阶段里，国家教育场所还要对儿童进行特殊的政治教育。斯巴达的社会领导人物经常来到这里，与儿童和青少年进行谈话。谈话的内容有关各种政治问题，并向儿童提出各种问题，诸如“谁是好公民和谁是坏公民？”，“谁是国内的优秀人物”等等。要求儿童迅速回答，答案要简短有内容，锻炼儿童的敏捷头脑。此外，国家教育场所的监督和负责者，还要向儿童少年讲述奴隶制国家的政治法律、风俗习惯、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并让他们参加一些实际活动，例如祭神、竞技，以至执政者的就职庆祝仪式。凡此种种谈话和各类活动的意义，目的都是训练儿童将来成为城邦国家的保卫者和统治者。儿童在国家教育场所受训练到18岁为止。
　　年满18岁的青年要转到高一级的埃弗比团学习，进一步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这是斯巴达教育管理的第三个阶段，受教需用2年的时间。
　　青年当成为埃弗比成员时，要主动到阿尔特弥斯圣殿巨大的祭坛上去承受鞭打的严峻考验。届时，忍受了最多鞭打又没有畏缩者就要受奖。在学习期间，受训青年还要参加秘密服役，即在夜间对奴隶希洛人进行突然袭击和追杀。这样作法，是激发斯巴达青年仇视奴隶的心理，同时以此摄服奴隶，加强管制。青年在20岁时结束在埃弗比团的训练学习，开始戍边服役到30岁。30岁时可成为正式公民和合格军人，参加公民大会。斯巴达国家对青少年的教育管理至此才告完成。
　　斯巴达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对年轻一代的军事体育训练，极为强调军事教育，但对于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不重视的。阅读和写字对儿童来说，只学习一些最必需的东西，仅仅学到够用而已。其它一切训练都在追求一个目的：使他们善于服从命令、承受艰难困苦与能征惯战。
　　重视对女子的教育是斯巴达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对妇女教育被视为斯巴达国家的重要职责，其原因是因为女子有生育健康后代的重任。这是斯巴达人对教育价值认识的明确表现。和希腊其他城邦国家比较，“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达人允许女孩过一种自由的户外生活，青年女子在出嫁以前，也受着跟男子同样的体育训练，其目的是要培养女孩成为身体强壮的母亲，以生育健康的儿童；另外，男子外出征战时，可以防守本土城池，训练的内容如同男孩练习五项竞技，要学跑、跳、打球、掷标枪、角力以及舞蹈唱歌等。普鲁塔克说，来库古对于妇女给予了一切可能的关注，“他让少女们锻炼身体：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为了使她们将来的腹中婴儿在壮健的身躯里打下壮健的底子并更好的发育成熟，也是为了使他们自己健壮结实，怀胎足月，能够顺利地、轻易地对付分娩时的阵痛。”但对女子的训练与男子训练所不同的有二点：第一，准许女孩们住在家里不过兵营的生活；第二，她们的训练强度也比男孩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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