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胡说八道原意指的是什么

佛教-胡说八道原意指的是什么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佛教-胡说八道原意指的是什么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胡说八道原意指的是什么

“胡说八道”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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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常用的成语，意思是没有根据，胡乱说话。不过据说“胡说八道”最早并非是个贬义词，而是一个中性词。可能大部分朋友都不清楚“胡说”和“八道”的本意是什么，其实这背后还跟佛教有些关联。那今天就准备借此机会，跟广大网友讲讲“胡说八道”背后的故事，以及在佛教中“八道”究竟有何含义。要是对此感兴趣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啦。

1、“胡说八道”起源

在我国古代，习惯称少数民族为胡、戎、狄(又作“翟”)、蛮、夷，带有一定的蔑视意味。其中“蛮”、“夷”更多指东南、西南少数民族，胡、戎、狄(翟)，则更多指代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

这些因为带了蔑视意味而在今天已不用的指代词，除了有“方位”之分，还有“远近”或说“亲疏”的区别——形容东南、西南少数民族，“夷”比“蛮”要显得“亲近”些;形容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戎、狄(翟)，通常合称“戎狄”，比“胡”要稍显亲近，至少，地理上，“胡”，在这称谓形成的上古时期，指代得更宽泛、更遥远。

胡说八道，原本的意思是“胡人”在说“八道”。胡人，指西方、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及其地理和血缘上与我们相距更远的“域外”人士;“八道”概指佛教。

佛教诞生于我国西南方的古印度，大体有“南传”、“北传”两个传播途径。我国处于“北传”方向上，有一早一晚、一主一辅两条线路，其中稍晚的“辅线”，是由今尼泊尔传入西藏(吐蕃)再至中原(洛阳为中心);较早的也是较主要线路，是由“西印度”(今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北上至中亚，进入今新疆地区，向东至我国上古、中古核心地带(陕西关中地区)。在这条线路上，最开始就是“胡人”的“导入”，后来，玄奘法师(唐僧)取经，其实也大抵是沿着这条线路，只不过是打了个来回。

胡人将他们理解的佛教传入我国的时候，国家的开放程度还比不上玄奘法师的时代(唐初)，国人(汉人)本来就不大瞧得起胡人，再加上胡人习学我们的语言，带有浓重口音，或许还会有不少语法错误，叽里呱啦说了半天，咱们先民也没听大懂，就笑他们讲不清楚还要讲，便有了“胡说八道”的贬义形容。

2、佛教的“八正道”

不感兴趣佛教的话，看了前述，或许还没全明白——胡说八道就是胡人宣讲佛教?“胡说”是“胡人说”，“八道”就是“佛教”?

八道，指的是佛教基本教义中的“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指代“修行”的不同方面和阶段。

佛教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最根本教义”，是被称“四圣谛”的四条“真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以构成认知和修行的逻辑。苦谛，是在讲人生之苦——关乎肉体生命的“生”、“老”、“病&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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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关乎精神的“怨憎”、“爱别离”、“求不得”，以及所有这些的综合，追求生命永恒而不能得的“五阴盛”，共是“八苦”，人生即这八苦而成的“苦海”;集谛，揭示“八苦”的根源——渴爱;灭谛，指引脱离苦海的“总钥匙”，即湮灭自身的“渴爱”，以“除一切苦”;道谛，则是遂行“灭谛”的具体化的“方法论”，即上述“八正道”。

胡说八道——胡人在说八正道，也就是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或“域外”人士，在向我们的先民传播、宣讲八正道。

也许，他们对佛教的理解，只是作为具体化的方法论的“八正道”，或者，讲来讲去，咱的先民就只大概齐听明白了“八道”，而很可能并未领略佛教最根本认识、修行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也可以说，胡人说的“八道”，还真……说“不对”，有点儿过了，但怎么也是“不够全面”吧。

3、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如前述，佛教最早传入我国，是大概也是“半吊子”的“胡人”以“八道”即“八正道”为核心主旨的粗率传播，时在汉朝(西汉中后期至东汉)。那时，我国基本保持大一统政治格局，生产发达、国势强盛，经历漫长沉淀的文化体系，成熟、丰满，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对外来精神理念，接受不算积极，再加上“半吊子”和语言障碍，佛教的最初传播，并说不上成功。

后汉(东汉末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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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陷入武力纷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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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割据状态，最终分裂(三国)，七八十年几乎无间断的战争，致使生产委顿、人口锐减、经济萧条、文化荒芜。勉强重新拼凑回大一统格局的西晋王朝，出身士族、成于武力，治政不力，文化建设乏善可陈，倍受北方新兴游牧民族政权压迫，很快退缩至东南一隅，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入主中原(五胡乱华)，没落孱弱的东晋政权也被瓦解，历史走入分裂飘摇的“南北朝”阶段。

以鲜卑族创立的“北魏”王朝为代表的北方“胡人”政权，本来就颇受佛教影响，入主中原后，即大兴佛教(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均可为证)。相对应地，南朝汉族政权，也在重建文化的过程中，吸纳了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使得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机遇。

在这个对佛教而言可遇不可求的重大机遇中，佛教的传播，进入本源、实质化状态，其中达摩、鸠摩罗什两位高僧的表现与贡献尤为凸显——达摩的教义和传教精神得到北魏皇室关注、认同，在开明睿智的孝文帝支持下，开宗立派，是为“禅宗”鼻祖，得以在嵩山建“祖庭”(少林寺)。

相比达摩，鸠摩罗什的传教，起初是被动的。这位有一半婆罗门血统的高僧，修行、成佛在西部邻国龟兹(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心地带在库车市一带)，是作为战俘来到中原的，在中原传教多年后获释，被恭送回龟兹国。

两位高僧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教义，在中华大地丰富、强化了佛教，使得佛教在我国思想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至唐初，为寻求正统和更加的丰富，玄奘法师冒险出境，只身西行，千难万险绕行至佛教发祥地，求取真经，十数年后归国，引领了佛教最大规模的“汉化”工程。我们今天读到的汉文佛经，大多出自玄奘法师及其后继僧侣的心血。

那之后，佛教成为与“儒”、“道”并立的思想体系，融入中华文明宝库。“胡说八道”的典故，也就成了追溯遥远过去时的笑谈，渐渐俗化成了今天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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