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著名毒药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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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古代著名毒药有哪些？

但凡是古装剧集，总免不了下毒，不论是宫斗还是武侠，总要有一个人口中留着番茄汁，瞪大双眼，捂着胸口喃喃道：“……有毒”。

但平心而论，中国古人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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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会下毒，而且毒药种类很少，不会有古装剧中那么多手段。从字书来看，最早的毒药都是植物毒素，据《说文解字》称：“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从屮从毒。”而《尔雅》中有“蘻，狗毒”、“杬，鱼毒。”

两种说法，说明最早，人们是拿毒药来猎捕狗和捕鱼。而西汉杨雄的《方言》中又提到：“凡饮药傅药而毒，南楚之外谓之瘌，北燕朝鲜之间谓之痨，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眠，或谓之眩。自关而西谓之毒。瘌，痛也。”说明当时的毒，大概不是同一起源的，而是各地有各地的方法。

而最终统一定名为毒，也有学者认为，是受了游牧民族的影响。这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但用乌头下毒倒的确是跟游牧民族学的。

古人所说的毒源于植物，可能指的就是乌头，以乌头汁液制膏，涂在箭头上，即成毒箭。公元2世纪完成的《神农本草经》中便明确称：“其（乌头）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则称：“鸟兽有中毒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大豆煮汁，及盐汁，服之，解。”《魏书》中说匈奴宇文莫槐“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这可以间接证明乌头箭毒的异域身份。

除了乌头，中古中国最常见的毒药还有莽草（芒草，貌似八角）、巴豆、野葛（钩吻），即断肠草、马钱子等植物性毒，蓝药等动物性毒，和礜（羽）石、砒石、特生石（即苍石）等矿物性毒。

野葛比乌头还毒，本名冶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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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自南方。马钱子即牵机药，传说赵光义毒杀李后主，李煜服食后，头部抽搐，躯干向下弯曲，与足相接而死，状如在操作织布机，故称牵机药。巴豆毒性较低。蓝药则为蛇毒，《酉阳杂俎》中说：“蓝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陈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药，谓之蓝药，药人立死。取尾为腊，反解毒药。”

砒石加以精炼，即为砒霜，因其毒性猛如貔（传说中的猛兽），故名为砒。

除此之外，常用的毒药有这么几种，药金、蛊、鸩，而已。

药金

在小说中，有“吞金而死”之说，《红楼梦》中的尤二姐死于吞金，但不靠谱。黄金不溶于水，甚至不溶于酸碱。黄金制品上多有尖角，可能刺伤内脏，导致感染，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但尤二姐却又明明是安详而死。

这个矛盾是因为能“死人”的并非是金，而是药金，两者不是一物。

史书上有金屑酒，是一款名毒，妒后贾南风即死于此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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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在《马嵬行》中说：“贵人饮金屑，倏忽蕣英莫。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称杨贵妃也死于金屑酒。

可见此物在后宫斗争中使用之频繁。而金屑酒的毒就来自药金。药金是方士用水银和雄黄、雌黄、砒黄等物提炼的一种硫化物，因为状似黄金，常被误认为是黄金的一种。

古人认为黄金不朽，服之可以延年，但黄金太贵，亦以“药金”替代，剂量稍大，就可以“杀人及百兽”。

蛊

在毒药中，最传奇也最荒诞的莫过于蛊。

蛊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是养在皿中的毒虫。

汉代之前，蛊多指此意，但到了汉代，蛊变成了巫术代名词，指为加害别人而模仿制作的桐木偶，隋代以后，又出现了精神性的蛊，如猫鬼，自唐代始，蛊变得复杂、神秘起来。

现存的将数种毒物养在一处，彼此搏杀，胜者为蛊的说法，最早见于《隋书·地理志》：“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

这是隋朝时引起恐慌的野道之一种。但究竟是蛊发挥了作用，还是时疫和细菌感染的所为，那就不得而知了。

古人无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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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道疾病致死率极高，无法解释急性腹痛、腹泻等因何而起，往往推为蛊，如《说文解字》即称蛊为“腹中虫也”。

唐代医学进步，预防医学初现端倪，据五千一百个墓志铭的数据统计，人均寿命达59.3岁。医盛巫弱，巫师的所为就日渐神秘起来。

在用毒史上，鸩的名声不亚于蛊。

古籍中鸩的形象并不统一，虽然都载明是一种鸟，以蝮蛇头为食，肉和羽毛有剧毒，能致人于死，但可用来治疗蛇毒。但据郭璞说：“鸩大如鵰（同雕），紫绿色，长颈，赤喙。”而《名医别录》中又说它：“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大，黑颈，赤喙。”从古籍看，鸩四处皆有，鸣声如“同力”，所以又叫同力鸟。

鸩鸟生活在蛇蝎出没、古木参天的深山老林里，而且雌雄双宿双飞，雄鸟叫“运日”，雌鸟叫“阴谐”，很难捕捉。

鸩之说在甲骨文中未发现，但在春秋时已很普及，据说用鸩的羽毛泡酒，可“入五脏，烂杀人”，无数名人死于其下。配置鸩酒需专业的“鸩者”在犀牛角、兽皮保护下，用鸩羽小心炮制，因为其毒性过于猛烈。但一物降一物，只要碰到犀牛角，则毒性顿消，也不知道是谁发现的。

传说西晋炫富狂魔石崇早年在荆州刺史任上时，偶尔得到了鸩鸟的幼雏，为了巴结晋武帝的舅父、后军将军王恺，石崇将幼雏献给王恺，结果言官上书弹劾，因为牵涉到外戚王恺，此事不了了之，只是将鸩鸟的幼雏在街头烧死了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后一次出现活的鸩鸟记载。

鸩酒出现得离奇，消失得也离奇。南朝陶弘景说：“昔时皆用鸩毛为毒酒，故名鸩酒。倾来不复尔。”西晋“衣冠南渡”时，“时制，鸩鸟不得过江”，此江应指长江，鸩鸟就从历史中消失了，后代虽有鸩酒之说，但只是用来代称毒酒，与鸩鸟已无关。

有学者认为，鸩可能是一种已灭绝的鸟，但也有人认为，鸩即今东南亚尚能见到的黑鹤，它也以蛇为食，但无毒，可能是古人以鸩羽拨毒入酒，令人误会为鸩有毒，但更多学者认为，鸩只是一种传说。

宋代以后，下毒方法渐趋简单，砒霜崛起，一统江湖。

砒霜源自天然砒石，以江西信州（今上饶市部分地区）质最优，其中色红者即“鹤顶红”，号为毒物之王，宋代竟“每一两大块者，人竟珍之，不啻千金”。砒霜有剧毒，但宋朝人却珍而重之，药典中也很少写到砒霜的毒性。

究其原因，可能是加工方式的缘故。宋代制砒霜，是“取山中夹砂石者，烧烟飞作白霜”，这种升华法产量低、产品质量差。但采用煅烧法，即砒石末加明矾烤制，明矾遇热融化，裹在砒石末上，防止其中有效成分挥发，则成品毒效倍增。

所以宋朝时的砒霜，和明朝时的砒霜，完全是两码事，李时珍就曾对此表示怀疑：“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雀鼠食少许即死，猫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

所以砒霜恰好是在宋朝之后成为毒药界的王者，并非巧合，就像张爱玲所说：“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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