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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12年2月29日:京保津兵变
北京兵变,又名“京保津兵变”,发生于1912年2月29日的清王朝刚刚宣布逊位的北京。北洋军曹锟的第三镇(师)下属的军队哗变,一般说法是这是在袁世
这次兵变的结果是南方革命党人接受袁世凯在他的根据地北京就职,袁世凯宣布拥立革命,中华民国定都北京。
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十五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先生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就考虑到地处长江流域的南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均比北京地区要发达。在意识形态上,民主自由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邻近南京的江苏、上海、江西、安徽等省区,均处于革命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下。迫使袁世凯离开北洋军和旧的官僚体系,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有利于临时约法的实施,国家也就不易偏离民主共和之轨道。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革命党人主张建都南京,一方面作为革命胜利纪念,另一方面防止国家受制于北洋军阀。孙中山当时也承诺在袁世凯劝服清帝退位后将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他,定都南京也能使袁世凯离开自己的根据地,受革命党人的监督。但袁世凯不愿意离开北京,他表面上答应孙中山南下,又以整顿军务为理由暂时留在北京。2月16日,袁世凯致电孙中山,正式表态拒绝南下,理由为“北方军民,尚多分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走,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当年2月2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7日,临时参议会、临时政府派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为专员,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一行于2月27日抵达北京,当天下午会见袁世凯表明来意,袁世凯表示愿意南下。2月29日袁世凯与专使团举行茶话会。
专使到达北京之日,全城遍悬五色国旗。主要路口均搭起了彩牌楼,并大开中华门,请专使由中门而入。中华门是清代的“大清门”,平时关闭着中门,只有皇帝出入时才大开中
1912年2月29日(阴历正月十二日)晚6时,第三镇兵团炮、淄两营因扣饷事溃变。变乱先由驻扎朝阳门(也叫齐化门)的第九标之炮队引起,随后驻于禄米仓的辎重队、帅府原煤炸胡同东城土地庙驻军纷纷与之呼应,起兵作乱。炮队先在朝阳门外为乱,而后炮击强行进入
当晚亥时初(21:00多)乱军至专使团居处,直言只索要财物,蔡元培等立即避去,衣物行李尽失,次日移居六国饭店中。下半夜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土匪和部分巡警加入抢劫。当晚袁世凯亲信并未阻止兵变,陆建章的执法处并无干预,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
各国驻华公使根据《辛丑条约》,纷纷调集军队进入北京保护使馆的安全,并威胁袁世凯如不尽快稳定局势就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兵变也蔓延到了保定和天津地区。
据唐绍仪回忆,蔡元培专使团当时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找他与袁世凯商讨。他到了袁世凯家,正好北洋军第三镇师长曹锟前来报告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袁世凯说:“胡说,滚出去!”唐绍仪的个人回忆是唯一的孤证,从而遭到质疑,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回忆录中称“正月十二第三镇在北京兵变,初非袁世凯所主使,有些人委称系袁世凯指使,以抗议南方代表要求迁都南京者,实乃诬传。”
事后统计,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以及制币厂遭劫掠,商民遭抢劫者四千余家。
“北京兵变”是在袁世凯精心策划和具体部署下进行的,“哗变”的部队是袁世凯的嫡系亲军北洋第三镇(师)。兵变的总体计划是“兵变”开始后,如果南京方面做出让步,“兵变”就嗄然而止。南京方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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