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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云冈石窟昙曜五窟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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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北魏统治者建造石窟的本意是神化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时造型艺术家高超精湛的技艺、超凡的胆量和伟大的气魄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依山开凿的佛像大者可与山比高,小者仅有几厘米。佛像表情各异,姿态万千,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魁伟,有的体态安详。昙曜五窟中有一尊高达13.7米的巨型露天坐佛,面部丰满,造型雄伟,为云冈石窟的象征。另一尊释迦立像,身披千佛袈裟,东壁为诸弟子造像,雕凿技法娴熟,堪称佳作。一尊高达16.7米的释迦佛坐像,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倚坐于须弥座上的交足弥勒佛,身着菩萨装,衣纹特殊,别具一格。
关于昙曜五窟,一般认为它们分别仿效的是北魏早期五个皇帝的形象,具体代表哪一位皇帝,学术界也有争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杭侃教授根据现场调查和文献记载认为,昙曜五窟应该是“按世俗的昭穆制排列”,但这五个洞窟的中心并不是第十八窟,反而“十九窟是五个窟中的中心窟”。他认为,因为第二十窟在开凿后不久坍塌,所以无法在其西面再开新的洞窟,不得不在东部,即第十七窟外面开第十六窟。第十九窟主尊代表开国皇帝拓跋珪,第十八窟是第二代明元帝,第二十窟代表第三代太武帝,第十七窟的交脚菩萨代表太武帝之子,尚未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第十六窟为当时在位的第四代文成帝。笔者认为这个结论较为合理。
昙曜五窟诸大佛受到河北、长安、凉州等佛教先进地区造像的影响而产生。石窟寺院这种佛教艺术表现形式早在印度就已出现,凉州地区也有早于云冈的佛教石窟,比起这些石窟寺,昙曜五窟的内容简单、单纯,洞窟只是为容纳大佛而存在,高达十几米的大佛应为昙曜五窟的特点,大佛是洞窟的一切,不需其他装饰。
如第十七窟主尊那样不拘泥于细节的做法,并未让人觉得凿窟计划有疏漏,相反使我们感到北魏早期造像活动的大气和豪放。大佛巨大的躯体确实相当逼人,但大佛略带稚气的容貌却又使人感到比较亲切。这两种矛盾的感觉,可能体现了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特殊性格,即“皇帝即当今如来”。昙曜五窟的大佛既代表宗教领袖,也代表了人间统治者,并不完全是神话故事里的人物,也是具有肉身的人主,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人气味儿。
昙曜五窟反映了北魏初期特殊的佛教文化,五尊大佛在代表佛陀的同时,也分别象征具体的皇帝个人。这种特殊的佛教造像在印度或其他佛教先进地区从未出现过,昙曜五窟的开凿,揭示了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国佛教”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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