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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传统女红手工的历史
从养蚕栽棉到纺纱织布,从穿针引线到缝衣置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五千年的华夏民族文明史中,纺织和服饰是两朵豔丽夺目的奇葩,所以,与之密切相关的女红活计,它的历史应该是很悠久了。
据考古发现,一万八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已经使用骨针缝缀兽皮;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不但会使用骨针,而且会使用捻线和纺轮;而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出现了麻线和绸片,丝线和丝带等原始的纺织品,这些都形成了女红及其用品的雏形。
我国三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不仅树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女子从小学习描花刺绣,纺纱织布,裁衣缝纫等女红活计,在江南一带尤为重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都以“德,言,容,工”等四个方面来衡量之,其中的“工”即为女红活计。再加上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女红在这个时期才从普遍的意义上真正广泛的流行起来。
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女红活计,在古代的艺术作品中亦有所反映,最脍炙人口的诗赋,莫过于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千百年来被人们用来勉励自己知恩图报的绝妙好诗,同时也描述了慈母为儿子缝衣纳衫做女红的画面。
同是唐代的另一位诗人秦韬玉,一首《贫女》诗,把一位擅长针黹的女红巧手
另外,有关女红的神话传说,名人逸事亦不少。战国时期荀子的《蚕赋》和晋代干宝《搜神记》中都有蚕神马头娘的神话;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关于织女的传说;孟母用停机断织比喻废学来教育孟子的故事,被汉代的刘向编进了《列女传》中;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的事迹。
当然,自古以来的女红高手亦是层出不穷。据说三国时期的吴王赵夫人就有“三绝”绝活:可在指间以彩丝织成龙凤之锦是为“机绝”;能用针线在方帛之上绣出“五岳列国”地图是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罗丝轻幔是为“丝绝”。相传唐代永贞元年有一奇女子卢眉娘,年仅十四就能在一尺绢上绣七卷《法华经》,字仅粟粒之大,且点划分明,然品题章句,竟无遗漏。
到明代,上海的顾绣出类拔萃,名扬四海,其中的刺绣高手代表人物为韩希孟。清末民初也有一位较出名的女红刺绣专家沈寿,曾入宫廷传授绣艺,办过绣校和女红传习所,为了更好的研究刺绣,甚至还东渡日本考察。另有《雪宦绣谱》女红专著出版问世,影响深远。在服饰方面,登峰造极的服装恐怕莫过于皇宫贵族的龙袍官服,凤冠霞帔了。
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随著时光的流逝,社会的进步,科技
其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女红文化的载体,女红用具自有她独特地魅力。毕竟她伴随人类文明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而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与各地的民族习俗紧密相连,与深厚的社会文化一脉相承。只要是其他艺术品,日用品上能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图案内容,在女红用具上一样有反映,特别表现在绕线板上更是如此。
近年来,不少中外有识之士独具慧眼,对于中国女红用具情有独锺,争相收藏。有人把美轮美奂的古代服装悬挂起来作电视墙背景,大气非常;也有人把精美绝伦的绣品装裱起来装饰客厅书房,别具一格;还有人把寓意吉祥的绕线板收在针线篓裏置于案几,发思古之忧情。
中国女红集观赏价值和实用功能于一体,深得中外女红爱好收藏者的青睐。已经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女红用具,又通过收藏领域渐渐回到我们身边,她不仅唤起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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