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在日本的发行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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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资治通鉴》在日本的发行和影响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用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它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费时十九年而完成的长篇巨著。

这部史书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为我国历代史家所称道，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对日本史学的发展及其政治思想以巨大的影响。

《资治通鉴》完成于1085年，这部书传到日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北宋以前的隋唐时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

中国大量的文化典籍畅通无阻地输往日本；中国的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早已在日本广为流传。

可是，北宋王朝却对史书的外传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指定许多书不准输出国外。所以在日本的史书上反映出这个时期“大陆史书中绝”。

北宋之所以禁阻史书外流，是因它受到契丹的威胁而出于国防的安全来考虑的，认为一些史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是“国之利器，不可以轻易出示人”。

《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专门记述国家“治乱之道”，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术的重要著作，当然是要把它视为国家机密，不肯轻易输往外国的。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部书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外的重视。

哲宗元符二年（1099），高丽专门遣使请买《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但只许买《册府元龟》，而不许买《资治通鉴》。高丽在当时是比较友好的国家，尚且如此。可以想见，《资治通鉴》到关系已较冷淡的日本更非一件易事。

但是，当时宋朝和日本有着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非常喜欢宋版印刷的书籍，往往以重价收买。有些商人为了谋利，就不顾禁令把书籍偷偷运往日本。加之，北宋末南宋初兵荒马乱，控制失驭，许多书籍为日本所得。

据日本的《宇槐记抄》所载，较《资治通鉴》成书稍早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经历了大约八十年左右的时间终于传到日本。

如果照此推算，《资治通鉴》可能是在十二世纪中叶传到日本的。这种推算不一定准确。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日本“镜”类的史书，如《大年镜》、《今镜》、《水镜》、《增镜》等都成书于《资治通鉴》之后，它们用编年体叙述了从神武天皇到后醍醐天皇的历史，前后基本能相互衔接。

其中《大镜》成书最早，以前曾有人认为它成书于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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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经日本学者考证，确认成书在1115年到1133年之间，仍在《通鉴》之后。

而且“镜”和“鉴”在汉语中是一个意思，在日本语中不仅同义，而且同音，都读作“かがる”。

从日本文化富于模仿性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史书称“镜”不大可能是日本文化自身的产物，显然是受了以古为鉴而命名的《资治通鉴》影响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日本江户初期著名大学者林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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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也说：“我邦有水镜、大镜、增镜等……盖是相似温公之通鉴，范氏之唐鉴，张氏之帝鉴等之名与？”他也认为日本“镜”类史书的出现和《通鉴》有其渊源。

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部书的传入日本大约经历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北宋和南宋的交替时期。

《资治通鉴》一经传入日本，就引起了日本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重视，他们非常爱读此书并给以很高的评价。

江户时代古学派的创始者，著名的哲学家山鹿素行称赞“司马氏之《通鉴》是史之大要”。历史政论家赖山阳说：“欲观治乱，莫如《通鉴》”。

另一个著名思想家物徂徕，极力贬斥《通鉴纲目》，而大加褒奖《资治通鉴》。认为《通鉴》远胜于朱子的《纲目》，肯定了它的史学成就。

幕末时期被称之为维新四杰之一的吉田松阴读《通鉴》尤为细心，曾专门写了《通鉴抄》一书。

由于《资治通鉴》“探治乱之道，上助圣明之鉴”，意在为统治者提供政治经验、历史教训、统治方法等等，这对于日本历代的上层统治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上至天皇、幕府，下到诸藩及其弟子，都把它做为学习的重要内容。

据《花园天皇宸记》所载，镰仓时代的花园天皇（1308—1318）除《贞观政要》、《群书治要》外，《资治通鉴》是他和幕府都爱读的书，以便用于治民。在他之后的后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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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请当时日本的名僧玄惠法印在宫廷的经筵上讲《资治通鉴》。

在幕府末期，收容诸藩弟子的“书生寮”研究《资治通鉴》之风很盛行，并且专门成立了“通鉴会”。可见《通鉴》在日本成了培养统治人材的教科书。

明治天皇即位后，非常喜欢汉学和历史，《资治通鉴》是他学习的重要内容，每月定时讲习。在《华城田中内记》中的“日本复古诗”里记载了明治天皇在“东京驻辇中，诏诸侯讲书籍”的一首诗。说：“神皇正记保建记，龙门书编涑水篇，日日御前舍杜若，疑团抱者出宸筵。”这里的“涑水篇”就是指《资治通鉴》。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多事之秋，他这样注重《通鉴》，无疑对他加强统治和进行维新是有所裨益的。

尤为重要的是，《资治通鉴》的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给日本史学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由于《通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使观者明古今之治乱以引为鉴戒，能为当权者提供统治经验；二、鲜明而又突出地宣扬大义名分思想，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三、标榜“据事直书，使之善恶自见”，以达到劝惩教训的目的；四、是一部编年的通史，体例新颖，按年纪事，条分缕析，精炼不繁，便于阅读等。

这些都使日本学者感到别开生面，使他们受到了启发，为编写新的日本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方法和指导原则，从而使日本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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