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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仁学》的背景及写作目的
《仁学》书名,谭嗣同著。共二卷,五万多字。撰写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897年之间。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将其中一部分发表于1899年的《清议报》上,后来正式刊印成书。
《仁学》是谭嗣同三十二岁到三十三岁在南京候补知府时著作的,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上一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战争,清朝的海陆军溃败,屈辱求和,割台湾,赔偿军费银二百兆两,他悲愤到极点。因称次年所著《仁学》为“台湾人所著书”。1896年夏天,他听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强学会,就到北京去,没有看到康有为,认识了梁启超。梁向他介绍了康的大同学说。他在南京又曾向杨文会学佛学,又广泛地阅读了有关西学的著作。
因此,《仁学》里融贯儒释耶三教,通贯中外古今为闻见博杂之学。这年,强学会被解散,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他在南京著作《仁学》,经常到上海去和梁商讨。梁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在维新派著作中,《仁学》是最激进的。
救国图存
透过五光十色的闻见博杂之学,可以看到著作《仁学》的用心,是有鉴于中日战争后国家民族陷于危亡的境地,想找出一条挽救国家民族陷入危亡的道路
就全书的章节看,《自序》里提到任侠和格致,要实行维新,就要同顽固派斗争,所以提倡任侠,含有排除顽固派的干扰进行暗杀的含意。提出冲决网罗,提倡格致,用科学来
再看《界说》二十七条,讲“通”有四种,就是要打破各种隔阂,实际上是宣扬博爱。通的目的在于打破不平等,宣扬平等。提出损体魄益灵魂,这是康有为《大同书》里的胡说,他采用来宣扬自由。
《仁学》上卷,先是宣扬仁以通为第一义,破人我界,破名教,是宣扬平等。其次讲仁的不生不灭,破生死界,破对待,破亲疏分别,提倡兼爱,是宣扬博爱。其三是宣扬维新,强调革新,崇奢黜俭,要求动反对静,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其四部分反对封建伦常,要破除封建等级制度,宣扬资产阶级民主。
《仁学》下卷先是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其次批三纲的罪恶,宣扬科学民主,这两部分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其三是提出以心力挽劫运,是唯心的空想,但这里要求破除我执,打破人我的界限,具有平等思想。其四讲进入大同,是唯心的,但含有人人得自由的思想。
在五光十色的闻见博杂之学掩盖下面,《仁学》的内容,就是用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冲决民族压迫,冲决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用科学来反对追求利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俗学,替早期《新青年》提出的科学和民主开了先声。由于他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顽固腐朽有深刻的认识,对封建伦常的毒害有深切的感受,所以在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抨击封建伦理方面,极为深刻,比早期《新青年》上的批孔深刻得多。
当时,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缺点已经暴露,维新派也看到了一些,这在《大同书》里有反映。因此,他们在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反对封建思想时就想到要避免这些缺点。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种种缺点并没有真正认识,所以只能用空想社会主义的大同说来幻想一个大同世界,最便于驰骋这种幻想的是宗教,所以《大同书》和《仁学》里都宣扬了佛
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
“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充满宇宙之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切现象,都是从“以太”派生出来,并成为“以太”的一部分。认为“以太”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他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从而猛烈抨击三纲五
指斥二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一切罪恶的渊薮。宣传“君末民本”的民权说,认为“君”不过是“民”根据需要所共举,“君”如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否定了“君权神授”。
书中表同情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痛恨曾国藩及湘军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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