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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盛世危言》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编成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论文集。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时是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
《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
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是中国近代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式出版[1],版本多达二十多种。书中封面题:“首为商战鼓与呼”,内容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日危难的所
郑观应自隐居澳门后,致力扩编1873年完成的《救世揭要》和1880年的《易言》,结果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完成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其后,郑观应按当时中国的形势变化,一再增补内容。因应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形势,8卷本的《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于光绪二十六年编成。该著作被重印20余次,乃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书。
《盛世危言》对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光绪二十一年,江苏布政使臣邓华熙曾将《盛世危言》五卷本推荐给光绪,光绪批示印制2000部,分发给各省高级干部,国内各
郑观应所谈到的“没有议院民主,如何凝聚亿万百姓之心为一心”,其实即民众的国家认同感问题。郑氏希望在十九世纪末期以一
《盛世危言》问世之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国内的民族危机感极重,该书出版后随即轰动社会及以极快的速度传播。据说《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除清朝社会外,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受郑观应和《盛世危言》影响的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毛泽东在1936年曾回忆自己青年时阅读该书的感想:“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尽管这一自述常被引用——作为《盛世危言》在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例证——但是,如果斯诺记载无误的话,那么,13岁的毛泽东其实并未读懂《盛世危言》。
与少年毛泽东的理解恰恰相反,作者郑观应对晚清改革专注于引进西方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其实持批判态度。郑氏急于要引进中国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具体而言,是议会民主制度。同时,《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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