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土司制度是哪个朝代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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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土司制度是哪个朝代建立的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土司”又称“土官”，是由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任命和分封的地方官，“世官、世土、世民”是其重要特点，即世袭的政治统治权，辖区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及对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世袭统治权。

土司制度渊源很久，元朝以前，各封建王朝已采用“以土官治土民”的办法。唐、宋时在西南、华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过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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縻府、州、任命当地土著首领为世袭的刺吏、知州。元朝后，以宣慰使、宣抚史、安抚史、招讨史、千户、百户等官职封赠各族首领，土官的职类、承袭、贡赋和征发等遂形成一定制度。

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期，后渐趋衰落，至清代，已不占统治地位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四川等民族地区还有极少数土司的残余。经过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才彻底废除。

基本介绍

土司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唐王朝在统一了边疆民族地区后，在难以直接控制的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其“易为统慑，奔走惟命”（《清史稿.土司传》），对各部落首领授以官职，世代相袭，各自统辖其地，谓之“羁縻州”。这些羁縻州部落各据一方，互不统属，只臣服于中央王朝，这便是土司制度的雏形。

宋承唐制，亦有羁縻州的设置。到元代正式发展为土司制，据《元史》记载，宪宗二年（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大军分三路征大理国，经过川滇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对招抚的少数民族首领授以世袭官职并颁给玺书及金银符，实行“土官治土民”的政策，“管辖沿边西番诸族”，于是有世袭的宣抚司等土司出现。这种局面维持了大约一百年，相安无事。

当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穿上龙袍以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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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亦大为加强。据《明史》记载：“洪武初，遣人招谕，又令各族举旧有官职者至京，授以国师及都指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俾因俗以治，俱给印诰，传以为信”（《明史》卷九十）。

这种“因俗以治”的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长河西等土酋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了发展，按时遣使来朝。明太祖则赐以文绮、丝帛、银锭、衣物等等。这种关系的改善，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也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与经济的交流。

明清两代虽曾一度推行过“卫所制度”和“改土归流”，但总的来说是承袭了元代的土司制，并有所发展。在川边地区清代封赏的土司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所谓“川边”，作为一个地区的专有名称，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界于川、滇、青、藏之间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藏语称为“康”，意思是大地。“川边”二字来源于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因赵尔丰管辖的地区是这片地方，故清末以来将此地区成为“川边”。清代在川边地区设土司的地方占十分之五，主要在金沙江以东（只有纳夺土司在江以西）。

清代土司设置以川、滇、贵、桂、甘等省最多，但经过雍正初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后，以四川保留的土司最多。雍正四年云南巡抚鄂尔泰以“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奏请对云贵等省土司改流，清廷批准了鄂的建议，并任命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废土司、置流官的改土归流工作，经过五年的努力，使这三省原有的大部分土司被废除。

在这次大改流中四川仅将靠近内地的天泉六番招讨司、酉阳宣慰司等少数几个土司改流，其余土司不仅未受影响，且新授了部分土司，例如著名的霍尔五土司就是在云贵等地改土归流的高潮中，被新授予安抚司等职的。乾隆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间（公元1752--1776年）清廷次第征服杂谷土司和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旋废杂谷土司，置杂谷老等五屯，设杂谷直隶厅辖之；废大、小金川土司，置绥靖、懋功等五屯，设阿尔古、美诺两厅辖之（后并为懋功厅）。这次改土归流使川西北的一些土司被废，但川边地区这个时期却继续升赏和新授了一批土司。

据嘉庆时编撰的《四川通志》记载，当时仅位于川边的打箭炉阜和协属下，就辖土司一百二十多员。真正对川边实行改流的是发生在光绪至宣统年间的改土归流。

康区在土蕃时期被吐蕃王朝占有，是所谓的藏区四部之一。吐蕃王朝崩溃后康区为若干个自治部落割据，到了元代部分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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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招抚。明代因袭元制，除土司名称略有变动外，并增封了一批宗教领袖为法王、国师等给与一定地区的权利。明代末年，康区被青海之蒙古和硕部首领固始汗占领，固始汗派营官驻此，征收粮赋，土司也受制于营官，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杀死欲与他争权的明正土司，清廷乘势派兵进剿，杀昌侧集烈，恢复明正土司，并乘胜驱除固始汗在康势力，招抚打箭炉以外，雅砻江以东的巴底、单东革什咱、下瞻对、喇滚等大小50余部落，分别置安抚司五、土千户一、土百户四十八，其中除对瞻对等五个安抚司直属化林协管辖外，其余土千户、土百户四十九员划归明正土司属下。

当时称这新收抚的地区为“西炉”，清廷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分化林营兵575名驻打箭炉以资震慑；建泸定桥以便交通；升化林营为协，设副将一人，统管西炉各土司。于是这部分地区成为四川管辖之地。

康熙十八年（公元1719年）为防备准噶尔侵扰，清廷令都统法喇率兵进驻打箭炉，相机收复里塘、巴塘等处。法喇以永宁协副将岳钟琪为前锋，擒里塘叛乱头人，招抚里塘、巴塘等地。次年清军大举进剿扰乱西藏之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部，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川、滇两处兵马出打箭炉前进，噶尔弼用岳钟琪“以夷制夷”之计，沿途招抚江卡、察德龙、贡觉、乍丫、察木多等处，重赏僧俗首领，令其率当地民兵为向导，故一路顺利，直入拉萨，评定准乱。

事定之后除巴塘、里塘设安抚司2员外，察木多、乍丫等处仍赏给当地活佛管理。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在全部驱除了和硕特部在康藏地区的势利后，清廷命川、藏、滇会同勘定内地疆界，雍正四年四川提督周瑛会同滇、藏官员于江卡、巴塘之间的宁静山顶树立界碑，将山以东的巴塘等地划归四川，山以西的江卡等地划归西藏。周瑛遂于雍正六年（公元1729年）陆续将康区北部的德尔格忒（德格）、霍尔格部（孔撒、麻书、白利、章谷、东科、竹窝等）及林葱、春科、纳夺等都招抚，旋即授予宣慰司、安抚司、专官司等职，同时还对来投的许多中小部落首领给予土千户、土百户等职衔。至此清廷在打箭炉以西，金沙江以东的这部分地区内几乎全部推行了土司制。

到雍正七年，西炉边已共有大小土司一百二十余员。为了管理这众多的土司，清廷升雅州为府，统辖西炉各土司；移雅州同知于打箭炉，设打箭炉厅（后升为直隶厅）“以理夷情”，并于巴、里两塘设粮务各一，管理川藏军粮运转，兼管当地土司。此后除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征剿瞻对土司班滚事竣后，将瞻对土司的各地分赏给投诚头目时新授了十几个小土司外，川边的土司再没有增加了。相反，由于互相兼并的结果，有些较小的土司被较大的土司吞并了。

土司隶归兵部，这是因为清代在民族地区用兵，往往征调土司率士兵参战。故川边的土司多隶属于阜和协副将（驻打箭炉）管辖，阜和协原有一千多兵马，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后来只有三四百名兵丁，且多为虚额，已根本无法作为“震慑”土司的一支军事力量，关外土司多妄自尊大，不把其放在眼里。

清代的土司按例应缴纳所管地方的赋税，但这种赋税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有的完全是象征性的，像拥有四十八家土百户的明正土司，每年贡赋为银一百六十多两；地方富庶的巴底土司每年仅纳银八两。至于像巴塘、里塘这样的按流官例（即不世袭，由头人中拣选）任命的土司，清政府每年支付几百两银子的“养廉银”。

所谓“康区四大土司”是指明正、里塘、巴塘和德格四家土司。有清一代，康巴地区（现四川甘孜州）的大小土司有138名，以此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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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最大。这众多的土司既为朝廷所授，也就有官阶高下之分，然而各不统属，也不领取朝廷俸禄。土司的职责是各统其部落，战时“听从征调”，平时“附辑结蛮，谨守疆土，防止内乱，保境安民”，并要向朝廷按例朝贡纳赋。朝贡是土司臣服于中原王朝的表示，接受朝贡乃是朝廷权力的象征，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经济利益，而是沟通彼此的联系，强化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土司的贡品大多是土特产品、山珍异物、名贵药材、马牛牲畜之类。朝廷接受土司的贡赋后，也要予以回赐。回赐之物有金银饰品、绸缎布帛、茶叶粮食、生活用品乃至生产工具。从历史的视角看来，早期实施的这种朝贡与回赐，对于促进藏区经济的发展，推动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促进文化交流，都具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

清代川边的土司中品级最高的是三品衔的宣慰使司，它们共有四个，即：明正、德格、巴底、巴旺土司，其次为宣抚司（正四品），共两个，即巴塘、里塘二土司，再次为安抚司（从四品），计有十四员，如孔撒、麻书、章谷登土司，最低为六品之专员司，也有十多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土千户、土百户品级不等。有的土司因功被赏以更高的品级和官职，但都是虚衔虚职，有名无实。清代中叶以后，由于控驭土司的力量削弱和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在边远地方也有土头自封为土司的。清朝规定土司一至三年一朝贡，但川边的土司大都未切实遵行。

土司羁縻政策对土司的要求只是“保境安民”，只要它不叛乱，清政府一般不干预其政事。川边地区由于介于川藏之间，清廷对保护南北两条进藏大道十分重视，设有许多塘站，土司的活动只要不干预大道的畅通，清政府也就不予查究。即使土司间征战连年，清廷也以“蛮触相争，不足为虑”，听之任之。因此，川边土司往往夜郎自大，在自己的辖境内穷奢极欲，残酷压榨人民，实行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在那里正像有句藏族民谣所说那样“天是土司的天，地是土司的地，人是土司的人”。

藏语把土司称为“结波”，意思是“王、统治者”。土司是割据一方的最高统治者，占有其统治区的全部土地、森林、牧场、河流、山脉和生产资料，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土司的领地就是一座封建农奴制王国，土司即封建农奴主。“土司世家其地，世有其土，土民世耕其地，世为其民”，土民（农奴）被束缚在土司的土地上，“主仆之分，百世不移”，没有人身自由，生杀予夺概由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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