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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还是到家思想
说到“内圣外王”,有很多朋友并不是很清楚这到底是哪个思想流派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到“圣”,自然是儒家的成分居多,毕竟追求圣人之道是儒生们的终生追求。“外王”则在某个阶段的儒家说法中有一种僭越的感觉。
毕竟先秦儒家、后世儒家,讲究的都是匡扶社稷,为君王治天下,有“内圣”之心,无“外王”之意。虽然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士大夫同样加入了角逐天下的纷争,并通过王莽、司马懿这些大儒和文士一窥九五之器。
但是在后世的儒学中,儒生们对这些改天换地的文人是不以为然的,甚至充满了鄙视——从文人修史甚至不愿意为王莽的新朝留下一笔可见一斑。王莽的新朝地位甚至不如武周王朝,可见文人对“外王”发自心底的抵触。
在儒生心里,“内圣”是个人修养的极致,而“外王”却是意图打乱阶级秩序,混乱天下的行为,这种观念,一直到宋朝时期的“事功学”成型,才把“外王”和建功立业、封侯晋爵慢慢等同,“内圣外王”这个词语才逐渐在儒家学问中变得正大光明起来。
直到心学的王阳明,综合了主观、客观唯心主义,发展了理学,同时在事功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为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儒家代表人物。
然而“内圣外王”这个词语直到清末,才有很多大学问家开始关注和研究,并写出专论。这些解释、阐述基本上是以北宋后理学、心学流派进行的,都是儒学大家的论证,以至于到了今天,很多人都以为“内圣外王”是儒家提出,而且接受这些儒生的释义。
其实“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也就是说,这个词是道家提出来的。
那么对这个词的近代理解,虽然以儒家的为主流,但我们可以说,都是阐述和发展,若要了解庄子态度的真意,还得区别对待主流和从《庄子·天下》原文以及庄子自身修为认识发展出来的观点。
儒家观点如上所叙,“内圣”自修,“外王”事功,这一方面解释是以梁启超的说法为代表,即“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简单说,就是以儒家的标准,做好人,办大事。道德修养达到极致,即为“内圣”。经济事功达到极致,即为“外王”。
这种说法得到了冯友兰、牟宗三、徐远和、熊十力等人的支持,影响深远。而能够发现儒道不同,作出更适合庄子本意解释也大有人在,如钱基博、张舜徽等。
张舜徽提出:庄周之学,与孔孟异趣,则其所谓圣、王,自非儒家之所谓之圣、王。
这就明确指出,你们现在说的“内圣外王”跟庄子说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为什么不是一回事?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则做
话虽了了,殊为精当。读过《庄子》就知道,《逍遥游》是庄子哲学中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个人的内修极致,《齐物论》是讨论万物一齐,处理自我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问题。所以,庄子提到的“外王”实际上是指融入万物,和谐相处。内圣即“适己性”,外王即“与物化”。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内圣”,道家的“圣人”和儒家的“圣人”也不是一回事。庄子所谓的内圣,指的就是“坐忘”以达到“心斋”,是剔除个人私念,不为欲望所困,达到“心与物游”、“独于天地精神
道家的圣人是为自己成圣,儒家的圣人是为他人成圣。
而儒家的圣人在成圣的过程中的不断修行和努力,为了事功的成功而拼搏,其实在庄子的眼中看来,这些努力本身就是对道的违背,是阻碍个人成为道家“圣人”的绊脚石。在老庄哲学眼中,儒家穷尽所能达到的高度也仅仅是“道与德”中间“德”的部分,离真正的“道”还差着距离。
孔子在和老子交谈过后,反而放下了玄而又玄的“道”,努力将“德”做到极致,开创出世世代代儒生要继承的“往圣绝学”。
庄子所说的“外王”,即“与物化”,和
自身修行达到极致,与外界和谐共生——这就是庄子内圣外王之道。
但自北宋以来,儒家借用了“内圣外王”的名词来解释儒家思想,“内圣外王”就成为儒家的内在道德追求和外在建功立业努力的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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