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李长之：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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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长之：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伟大的时代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在这种种氛围、种种作料、种种色彩、种种音符之中，而出现了司马迁。

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已久的中央地带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齐、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试其锋于秦，而完成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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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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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

老子也罢，“黄、老”也罢，齐也罢，楚也罢，他们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这一点也成了司马迁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以代表司马迁的人格，只有“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一个形容！到了东汉，那自然主义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热焰已熄，所以那时产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谭、王充了。这浪漫文化的复活，便是后来的魏、晋。然而浓烈和原始，却远不如司马迁了！司马迁是像屈原一样，可以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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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追慕着他）对立的！

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缙绅①〔缙绅〕本指官宦的装束，这里是官宦的代称。先生所不道的事加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这是就他创作的本身论又是如此的。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地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点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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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对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鲁无谋的勇夫。

同样难得的是，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而在于他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里程碑——《史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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