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宋金隆兴和议丧权辱国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变为了叔侄之国宋金隆兴和议的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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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8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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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宋金隆兴和议丧权辱国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变为了叔侄之国宋金隆兴和议的内容是什么?

隆兴和议是南宋与金朝订立的第二个屈辱和约，主要内容为：金宋两国皇帝以叔侄相称；改“岁贡”称“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宋割唐、邓、海、泗四州外，再割商、秦二州与金。隆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四十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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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年，南宋在宋金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宋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一心想与金人议和，他们解除了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的兵权。为了取悦金人，甚至一手制造岳飞冤案。同年11月，宋金双方达成和议，史称“绍兴和议”，具体内容如下：

南宋向金称臣，金册康王赵构为南宋皇帝；宋割唐、邓二州以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两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每年向金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此后宋、金之间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在中华历史上，汉族政权首次向少数民族政权称臣，堪称耻辱。后海陵王南征失败，兵败被杀，宋孝宗趁机北伐，但也遭到失败，宋金双方记过一段拉锯战后，宋孝宗遭受了朝野内外极大的压力，1164年，在金朝大军胁迫下达成和议，被迫与金人议和，史称“隆兴和议”，具体内容如下：

南宋对金国不再称臣，改称叔皇帝，自称侄皇帝；改“岁贡”称“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为二十万两匹；南宋割让已经收复的唐、邓、海、泗四州，此外再割商、秦二州与金国。对于南宋来说，隆兴和议也是一种屈辱的不平等和议。和议之后，双方四十年未动刀兵，南宋在宋孝宗治理之下，出现“乾淳之治”，而金朝也在金世宗的管理下达到盛世，金世宗因此被后人称为“小尧舜”。

1206年，南宋权臣韩侂胄为提高自身威望，贸然发动北伐，结果各路宋军除毕再遇连战皆捷外，几乎全线溃败。为实现议和，南宋统治者不惜杀死韩侂胄，将他的首级送给金国赔罪。1208年，南宋与金订立和议，史称“嘉定和议”，具体内容如下：

南宋对金国改称伯，自称侄；南宋输金国的岁币由银绢二十万两、匹改为三十万两、匹；金归还新侵的土地给宋，双方维持原来的疆界；南宋另给金国犒军银三百万两。

常言道知耻而后勇，但南宋皇帝签订和约后，并没有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洗刷耻辱，他们只是想延续自己“快乐”的生活，嘉定和议后，宋宁宗对大臣们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然后又去过自己的逍遥日子了。

南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自然无法抑制来自北方的强劲对手，虽然南宋军民浴血奋战，但最终功亏一篑。1279年，崖山一战，南宋王朝无可挽回的彻底覆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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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对“叔侄之国”的不同认识

在繁缛的交聘仪节中，“受书仪”备受宋金两国重视，是因为其有着特殊的政治寓意。根据和议，金宋双方，无视年齿，金方恒为“叔国”，宋方恒为“侄国”，既肯定了金宋是国与国的关系，又表现出双方地位有一定等差，但“叔侄”的拟亲关系又让这种“等差”显得含混而微妙。当然，正是这种只可意会、不能凿实的关系才使宋金在谈判时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也为双方留下了对“叔侄”的解释空间。

但是，一旦这种关系需要和象征性的礼仪精确匹配时，问题就出现了。在宋方看来，金宋关系已从“君臣之国”转变为可以分庭抗礼的“敌国”，让宋帝行象征君臣关系的受书礼节自然需要改变。金方则认为，宋金虽不再是“君臣之国”，但是“叔侄”关系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关系实现对等，两国仍旧是金尊宋卑，必要的礼仪象征当然必不可少。

简而言之，对于意涵模糊的“叔侄之国”，宋金双方的阐释各有侧重，宋方强调敌国对等，金方强调尊卑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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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以谁为准，作为双方关系象征的“受书仪”就具有了重要意义，故而双方在“受书仪”问题上一直争持不下。

祈请与周旋

对于如何推动受书仪式的改变，宋孝宗大致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派使节赴金“祈请”，希图金国的应允。自乾道六年范成大作为祈请国信使争议河南陵寝和受书仪二事开始，宋孝宗多次派遣使节赴金争论“受书仪”一事。使节以“祈请”为名，也体现出宋孝宗以小事大的姿态。这种软弱的斗争方式不仅未收到任何实际的效果，反而自损国家尊严，也遭到了部分朝臣的质疑。

第二种是在完成仪式时与金使周旋，造成“受书仪”不被履行的既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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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为了维护体面和尊严，宋孝宗常会设法与金方来使交涉，企图变通或规避起立接书的礼仪，这些举动也总会招致金方的抵制和抗议。无论是派遣使节“祈请”，还是与来宋金使围绕“受书仪”的执行进行周旋，宋方都未占据主动。总体来看，宋孝宗始终以一种低姿态与金交锋，以一种“非暴力”的手段向金抗议，虽然偶有强硬的表现，“祈请”行为本身也有挑衅的意味，但也并未将冲突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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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书仪”之争与“恢复”之议的起伏

内外政策是相互牵动的，宋孝宗在“受书仪”问题上的斗争与南宋朝堂的政治局势和对金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宋高宗南渡以后，“恢复”便成为了南宋朝野的一项核心议题。所谓“恢复”，指恢复北方失地，提高南宋在宋金关系中的地位。但如何“恢复”、何时“恢复”，南宋朝臣间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稳健者虽不放弃“恢复”的目标，于眼下则主张“自治”，即把政治重心转向国家的治理，“内修政理”“外观时变”；激进者则主张积极备战，希图短期内实现“恢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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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兴和议”之后，宋孝宗将政治重心转向国内，致力于提升国力，对“恢复”之议持谨慎态度。随着国力的提升，宋孝宗开始思虑向北用兵，大力提拔以虞允文为代表的主战派人士。一时间主战的言论在朝堂上占了上风。“受书仪”争端正是在这种急进恢复声浪高涨的背景下开启的。乾道八年，宋孝宗派虞允文去经略四川，“谕以决策亲征”，准备和虞允文会师河南。

我们注意到，在孝宗紧锣密鼓地备战的同时，与金在“受书仪”问题上的斗争也变得激烈化。仅乾道九年，《宋史》关于宋金“受书仪”争端事件的记载就多达三次。无论是争议的频率还是白热化程度，宋金“受书仪”的斗争在这一年都达到了最高点。一年之后，虞允文突然离世，宋孝宗北上中原的计划落空，他对金的态度渐渐趋向缓和，士大夫也开始“讳言恢复”，淳熙三年以后，宋孝宗再未遣使争议受书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