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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歌德与赫尔德的关系
1770年,歌德时年21岁,在斯特拉斯堡结识了赫尔德。这位只比歌德大5岁的青年人(不过26岁),对于日后人类文化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来说,此时却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师意义。
歌德自己也坦承,给他“带来极重大的后果、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与赫尔德的结识以及与他的亲密交往。”
1770年赫尔德与歌德的结识,也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始。
赫尔德后来在文学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地位都不如歌德,虽然他也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毕竟歌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回过头来想,这样一种师生遇合既有缘分的偶然因素,也体现出德国思想发展的某种必然性。赫尔德虽然只比歌德长5岁,但要知道“在年纪轻的时节,这5年已造成很大的差别”,再加上歌德“既称许他之为人,又敬重他所已成就的业绩”,所以难免生出崇拜之感,即便是赫尔德生性暴躁,
说赫尔德是青年歌德的精神导师,当不为过。
当时的歌德,对德国文坛状况还是非常的陌生,所以26岁的赫尔德简直就成了他通向德国文坛的捷径:“他的谈话无论何时对我都很有意义,他能够用提问、回答或者其他别的方式随便就说明他的意图。所以,他每
青年歌德对赫尔德的态度,用“执礼甚恭”来形容。但赫尔德虽然有文学的修养、思
赫尔德这个老师与歌德这个“可遇不可求”的学生之间,只有那短暂的几个星期的共度光阴。歌德既不如张无忌那样有极高的悟性,赫尔德也不像张三丰那样属“不世出”的大师。好在思想不是武功,有的是可以仔细推敲琢磨、发展变异的可能与机会
歌德自己也认为:“假使赫尔德的谈论更有系统的话,我就可以从他身上获得宝贵的指导,使我的修养有持续的发展方向。可是,他的倾向,倒偏于考验和激励,而不长于指引、领导。”
如此说来,真的是大可遗憾之事,但且慢,正如我们前面所言,思想与武功毕竟不同,赫尔德不能将学生“驯化如仪”,倒给歌德这样的天才预留了“超越规则”的空间。
自莱布尼茨开始,“启蒙理性”就逐渐开始了其争取主导权的地位,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主要是针对封建教会的“强大教权”。说来也奇怪,庞大的教会势力到了这会儿,却如同不堪一击的“祭坛偶像”,被启蒙理性的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力,一举而荡涤之。
当然历史的原相并非如此简单,新教与天主教的权力之争亦极复杂,但启蒙理性之逐渐成为思想主流,确是事实。赫尔德早年在哥尼斯堡求学,对康德、哈曼这两位大师都曾执礼甚恭,但最后还是亲哈曼而远康德,自然有他思想择定的考虑在内。
所以,这一段交往的思想史意义,决非仅是赫尔德与歌德的“师生结缘”而已,它引出的,还有德国思想传统的一条重大线索。
歌德在思想上的来源,当然有他早期在莱比锡大学接受学校教育的影响,但就接触重大思想流派来说,不是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启蒙理性传统,而是以反启蒙为标的的浪漫情径,其上溯可以追至意大利的维柯、德国的哈曼。这对理解德国古典时代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意义,是有着很重要的提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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