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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如何评价乔致庸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
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
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
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
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
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
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当时乔家
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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