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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汪琬八大争论
汪琬自顺治末起,三十余年间先后发起和参
(一)与周容之争:与明遗民第一次交锋
鄞县周容,字鄮山,一字茂三,擅长诗古文辞。著有《春酒堂文存》。顺治十六年(16
但他的热情遭到冷遇,周容《复汪苕文书》:“何足下好学之至于是也!而书旨澹渺,善于取姿,即其用微语以自占地步者,亦若欲令人不觉,何足下行文之至是也!”驳斥所谓“用浮词相推誉”,接下明确告诉汪琬:自少有志学古,见汪文有古大家之范,不免嗟叹,然并非赞汪文甚佳,而是“特自为咨嗟叹息耳,乃不意足下闻之”。
(二)与陈僖之争:以崇法与明道为中心的论争
苑陈僖,字蔼公,荐试博学鸿儒,不第。著有《燕山草堂集》五卷。顺治十六年(1659)岁暮前后,在刘体仁京邸结识汪琬,未几返里,以未及细加商讨文章为憾,作《与汪比部论文书》、《再与汪比部论文书》、《三与汪比部论文书》。汪琬有《答陈霭公论文书》二篇。
拙文《汪琬的古文理论及其价值刍议》已指出这是清文史上第一场引人瞩目的论争,讨论的核心问题即倡法度还是主明道,重寄托还是尚才气,法古还是重今,陈僖主于明道、寄托,汪琬强调文法、才气,意见颇不相合。这里仅补充两点:其一,在与遗民第一次交锋中,汪琬完全处于下风。与陈僖之争,一变此前谦恭态度,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其二,这次论争,汪琬最大的收获就是表明了对古文复兴极看重的一点,即文法。考察清初文法说之兴,不能不关注这场论争。
(三)与吴殳之争:以《正钱录》为中心的与明遗民第二次争锋
太仓吴殳,字修龄,崇祯诸生。著有《舒拂集》、《围炉诗话》、《正钱录》等集。邓之诚先生注意到汪、吴之争,《清诗纪事初编》卷三:“诋《正钱录》不中要害,致吴殳‘类稾类死’之嘲。”(P322)论争起于汪琬作《与梁御史论正钱录书》。康熙初,吴殳北游京师,尺牍盖作于此际。汪琬读《正钱录》,以为“其例甚严,其词甚辨,诚有功斯文不小”,然尚乏“和平之心”、“周详博大之识”,“若但盛气以相攻击,而商榷未安,则必有偏驳之病;考证未悉,则必有卤莽疏漏之病”。
盖谓吴殳还不能将钱谦益一概驳倒,如要彻底驳倒,就应像官吏缉获大盗那样,考求赃证,推原踪迹,各得其实,“然后杀之而不敢为异词”(P471-472)。因此央请好友监察御史梁熙将意见转告吴殳。
(四)与归庄之争:与明遗民第三次论争
昆山归庄,字玄恭,有光曾孙。明亡,佯狂于世,与顾炎武并称“归奇顾怪”。著有《归玄恭集》
(五)与魏禧之争:与明遗民第四次论争
宁都魏禧,字凝叔,一字叔子,明遗民古文大家。著有《魏叔子文集》。康熙十一年(1672)自易堂游吴门,过访商讨文字,作《与汪户部书》、《又与汪户部书》。魏禧称道汪文得古人之简,碑版叙事之文尤工,前书坦诚论文,时传为文人相倾,后书专作辩解,并以《蔡忠襄公传》请正。《愚山堂诗文合叙》载云:“予病废三十余年,不敢怀一刺一启事干贵人,独往好户部文,欲有所商确,先之以书,而世不察也,以为相訾议。”(P448)汪琬集中未存与魏禧论文尺牍。
(六)与叶燮之争:以文法与八股为中心的论争
吴江叶燮,字星期,绍袁之子。康熙九年进士(1670),十四年(1675)选宝应知县,未二年镌职归,隐横山,教授生徒。著《已畦文集》等集。与汪琬早定交,过从甚密,后恶交,传闻甚多,大都荒诞不经。二人交恶盖在康熙十年至十四年(1671-1675)间,起因则由论文不合。叶燮作《汪文摘谬》,批评他矜持古人法度,拾前人余唾,拘泥八股滥调,殊乏新意。钱谦益卒后,吴中风雅无定属。
(七)与阎若璩之争:以经学为中心兼及文章体例的论争
山阳阎若璩,字百诗,博学通经。著《古文尚书疏注》、《潜丘札记》等集。康熙十七年(1678)应荐博学鸿儒,翌年试不中格罢。居京间,与汪琬发生冲突。冲突始自论金石义例,若璩指出汪文不合处,汪琬不怿,但也有意改正。若璩又指摘《古今五服考异》之误,汪琬称若璩父母在不当谈丧礼,若琥愤然激辩。
(八)与黄宗羲之争:以本之六经、小说笔墨为中心的论争
余姚黄宗羲,字太冲,讲学东南,为故明耆旧、浙东文派领袖。与汪琬无交往,二人都曾应徐乾学之请为传是楼作记,所作并传,但宗羲颇轻视汪文,《戴西洮诗文题辞》:“以视今日之名士,摹仿得欧、苏一二转折语,自称震川正派者,见之能不自愧乎?”(P102)戴西洮即戴晟,阎若璩与书信往来剖摘汪琬学问、文章之弊,戴晟拜晤宗羲必细谈其事,宗羲因在题辞末流露对汪琬不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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