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张爱玲剧本创作水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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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爱玲剧本创作水平怎么样

评论界一直对张爱玲担任香港“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编剧时期的剧本作品反应平平，认为艺术价值不高，缺乏深度与新意。

但根据学界考证出的一批资料，还是能够还原张爱玲为“电懋”公司进行剧本创作的艰难历程，其创作过程虽充分借鉴西方戏剧经典，“洋为中用”，但同时也实现了从内容到结构以及细节元素等各方面的本土化再创造。

虽然从张爱玲的电影喜剧里我们可以发现“张爱玲的另一面”，但其小说中独特的个人风格在其影片里也并非荡然无存。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出身名门，自小就展露写作才华。1939年，张爱玲考入香港大学专攻文学，日军占领香港后停学返沪，接连写下的几篇小说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等令她在文坛声名大噪。

四十年代末，张爱玲为桑弧导演写下《不了情》（1947）、《太太万岁》（1947）、《金锁记》（未拍成），以及参与执笔的《哀乐中年》（1949）等几个剧本，电影上映后大受欢迎。

1952年张爱玲再次赴港，工作期间与宋淇、邝文美夫妇结为挚友。应宋淇之邀，张爱玲于1955年加入香港国际影片发行公司（“电懋”前身），担任该公司的剧本编审委员。同年秋季，张爱玲赴美，一抵达美国便着手为“电懋”创作剧本，“以此暂作糊口”。

1955年至1963年，张爱玲先后为“电懋”公司创作了十部电影剧本，其中摄制完成且公映的影片有八部，包括《情场如战场》（1957，岳枫执导）、《人财两得》（1958，岳枫执导）、《桃花运》（1959，岳枫执导）、《六月新娘》（1960，唐煌执导）、《南北一家亲》（1962，王天林执导）、《小儿女》（1963，王天林执导）、《一曲难忘》（1964，钟启文执导）和《南北喜相逢》（1964，王天林执导）。

从以下的考证中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作为职业编剧的张爱玲所进行的绝大部分电影创作，与她对西方戏剧的改编及本土化工作是离不开的。

学者冯睎乾征得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先生的同意，查阅了自1955年秋季张爱玲赴美后与宋淇先生的通信，考证出张爱玲为香港“电懋”创作剧本的先后次序与写作历程，从中得以看出张爱玲为“电懋”所编剧本大多受到好莱坞电影或西方舞台剧的影响。

五、六十年代国际上文艺作品的版权意识还并不强烈，“影坛从欧美剧作掇取灵感的风气颇为通行”，“这也并非张爱玲独有的编剧方法，当年有好些国、粤语片的编导，用的都是类似的方法，向西方的戏剧和电影取经。”

按照冯睎乾的考证，1955年11月至1963年10月间，张爱玲在宋淇先生的安排下，为“电懋”写作并拍成的剧本有八个，其中于1957年最早上映、由林黛主演的《情场如战场》并非张爱玲为“电懋”编写的第一个剧本。

《情场如战场》的确是宋淇与张爱玲协定的工作计划中的首要项目，但当时《情》片的参考材料尚未到手，张爱玲便趁空档为“电懋”撰写了第一个剧本《人财两得》。

《人财两得》改编自Roger MacDougall的剧本《To Dorothy,a Son》（1951年出版），原著的情节与结构张爱玲只选取了二分之一，其它都是自己再大加添改。张爱玲为该片取了五个备用片名，分别是《双妻记》、《前妻与后妻》、《两妇之间》、《两妇之间难为夫》和《人财两得》，她个人最中意《双妻记》这个名字，但也觉得这个名字太像出版物。

公司最终挑选了《人财两得》作为中文片名，而英文片名则保留了张爱玲的喜好：《A Tale of Two Wives》。该片于1958年元旦上映。

或许是为了利用“林黛＋张爱玲”的牌子造势，打出一个“双响炮”，重磅推出公司明星级的编剧与制作，搭配五十年代香港国语片最耀眼的女明星，香港“电懋”一直要等到张爱玲完成第二个剧本——即工作计划中第一个项目——《情场如战场》，才将张爱玲编剧的影片于1957年5月公诸于世。

早于此前半年，即1956年11月号“电懋”公司的官方画报《国际电影》中，就刊登了《情场如战场》的宣传专页。

内文写道：“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以写《传奇》、《倾城之恋》等小说名驰文坛……她的写作才能是多方面的，所写的舞台及电影剧本，另有她的独特风格。去年国际公司成立剧本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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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邀担任编审委员之一。”接着，“笔锋一转，她却成了林黛出场的台阶”，下文便介绍张爱玲如何欣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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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的演技，一再叮嘱该戏无论如何要由林黛主演，因为女主角的个性与外型都是以林黛为原型来创作的。

然而将张爱玲过往的文学光芒与“林黛在彼时彼地的名气（如今叫‘人气’）来较量，前者多少有点落难才女的况味，她所拥有的只能算是虚名，后者却是实实在在的‘前途无可限量’。而张爱玲的处境之所以使人感喟，乃在于她越是被摆上神枱，越似是明升暗降。”

《情场如战场》原名《情战》，林黛在片中扮演一个喜欢收集追求者、玩弄爱情游戏的女孩。张爱玲曾在1983年的《惘然记》中透露《情场如战场》是根据Max Shulman创作的舞台剧《温柔的陷阱》（The Tender Trap）改编而成。然而两剧情节缺乏对应性，这一直成为学界未解的悬案。

直到冯睎乾、迈克等多位学者先后考证出，《情场如战场》并非改编自《温柔的陷阱》，其原素材多半来自于宋淇当时寄给张爱玲的、由Terence Rattigan所写的《法语无泪》（French Without Tears）。

至于《温柔的陷阱》，张爱玲的确于1957年根据该剧草拟过一份故事大纲，宋淇收到大纲后，回寄给张爱玲一个叫《温柔乡》的故事，但张爱玲并未完成该剧本，这个故事最终转移到易文手里，由他编剧并导演成电影《温柔乡》，于1960年上映。

因此将《温柔的陷阱》当作《情场如战场》的出处，实为张爱玲二十多年后的误记。此外，“李欧梵则从影片风格考察出《情场如战场》与好莱坞都市浪漫喜剧《愿嫁金龟婿》（How to Marry a Millionaire，1953）、《绅士喜欢金发女郎》（Gentlemen Prefer Blondes，1953）在‘钓金龟婿’的讽刺情节设计上渊源颇深”。

1957年，张爱玲写成了一个名为《负心汉》的剧本，这个本子来自于她自己的原创，其后公司将该剧改名为《桃花运》，于1959年公映，英文标题保留了张爱玲的原名《The Wayward Hus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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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爱玲最初也想给该剧本取名为《桃花运》。

1958年，宋淇推荐张爱玲改编由Terence Rattigan所写的另一个舞台剧本《While the Sun Shines》，该剧曾于1950年改编成电影于好莱坞公映。张爱玲接受这个建议，写成《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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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于1960年上映。

从通信中可见张爱玲改编西剧并非生搬硬套，而是反复地修改，写到后半部分竟遇到许多困难，导致宋淇发电报催促，剧本最终赶完，其结构与情节令张爱玲自己也非常满意。

1961年，宋淇寄来《小儿女》的故事大纲，而此时张爱玲正在写作英文小说《易经》。其后，为了给丈夫赖雅（Ferdinand Reyher）支付医药费，张爱玲决定回香港为“电懋”连写几个剧本。

自1961年11月初起，在香港逗留了五个月，其间也访台为小说搜集资料，先后完成《小儿女》、《红楼梦》（上、下集），以及《南北一家亲》等剧本，其中《南北一家亲》挂名秦羽原著，而“她写〈红楼梦〉剧本很可能收不到钱，不但几个月的心血付诸流水，而且她欠宋氏的医疗、食宿费也无从偿还，为此她与宋氏夫妇的友谊已濒临决裂关头。”

《红楼梦》一片由于被“邵氏”抢先开拍，“电懋”只好放弃，又因张爱玲反复修改，公司尚未拿到定稿，制片计划胎死腹中，于是没有理由领取稿费。

同时，“电懋”这一期间管理混乱，资金周转不灵，就连宋淇也长期抱病请假，1962年底更向陆运涛致信请辞，最后《红楼梦》的剧本也下落不明。

1962年9月号的《娱乐画报》则对次月上映的《南北一家亲》有一段报道：“故事大纲由秦亦孚（秦羽）执笔，编剧由名女作家张爱玲执笔。这是电懋当局早与张爱玲取得默契者，但张爱玲侨居美国多年，对香港现实环境有了生疏，所以迟迟未能下笔。电懋当局俯候再三，张爱玲决定来港编撰，抵港之后，张爱玲即深入各阶层实地观察，搜集素材，准备充份，才开始动笔……”

数十年后，香港编剧林奕华读到这篇报道也不尽感叹张爱玲的生存境遇，“洋洋洒洒的背后，其实藏有多少隐衷？”

张爱玲自1962年3月返回美国后，长达一年没有与宋淇夫妇通信，但是她继续为“电懋”编写剧本，包括根据英国舞台剧《真假姑母》（Charley’s Aunt）改编的《南北喜相逢》（初题为《香闺争霸战》），该剧本直到1963年5月才完工，而同期根据好莱坞名片《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1931）改编的《一曲难忘》则早于《南北喜相逢》写成。

1963年1月24日，张爱玲恢复与宋淇书信往来，“却完全没有提及居港期间的一切不快”，一直保持着朋友和工作伙伴的关系直至张爱玲的逝世。

1963年5月，张爱玲给宋淇寄去根据Emily Brontë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改编的《魂归离恨天》的故事大纲，随后便编写剧本，“独立苦思”，反复修改，直到10月完成定稿，还曾向宋淇提议用《永别了爱人》作片名，说该名来源于二三十年代大陆翻译的西方小说，“尽管有点滥调，但够‘醒目’。”

可惜1964年6月20日陆运涛在台湾遭遇空难逝世，该片的拍摄计划就被无限期搁置了。

起初张爱玲只打算写一两年剧本糊口，没想到一写就是八年。评论界一直对张爱玲为“电懋”编剧时期的作品质量反应平平，认为艺术价值不高，既没有深度，也缺乏新意，甚至将其贬为“文丐”（hack）。

但根据冯睎乾查找第一手资料所再现的张爱玲为“电懋”公司进行剧本创作的过程，本文认为张爱玲在剧本的选材、细节创作中都保持创作的自主，并未为谋生计就抛开创作意识，甘为一个平庸的写手。

通过前文的分析，也能看出张爱玲的剧本创作完美地移植了西方戏剧经典框架，从内容到结构以及细节元素等各方面进行再创造，其个人风格也并非荡然无存。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总能体会到张爱玲的乱世情怀，为人世的苍凉而“哀矜而勿喜”；但在张爱玲的电影里，我们发现了她的另一面，“张爱玲另外一面是很喜剧化的”。

此外我们也必须接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借西方舞台剧或电影剧本加以改动，洋为中用，辅以中国的家庭伦理成分使之“本土化”，是一个普遍的电影剧作模式，但也绝谈不上光彩，难得张爱玲在其文章里对此坦荡供认。

张爱玲的才情曾深受夏衍赏识，一度邀请她在新中国成立的上海电影剧本制作所担任编剧，然而张爱玲一贯的“非政治”态度使她自知难以适应大陆的政治环境，南来香港又远赴美国，自愿放逐。

从张爱玲为“电懋”创作剧本的八年历程里，我们能看到她自我选择的坚毅和落难生活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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