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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明朝廷杖:开国皇帝朱元璋首创棍子大打官员屁股
经过考成法的实施,爱挑毛病提意见的监察干部——给事中御史这类言官已被内阁控制,他们不发一声历~史~网。可按倒葫芦起了瓢,冒出两位翰林词臣和两位刑部官员上疏弹劾张居正。他们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字子道,南直隶武进人)、检讨赵用贤(字汝师,南直隶常熟人)、刑部员外郎艾穆(字和父,湖广平江人)、主事沈思孝(字纯父,浙江嘉兴人)。这四人中,吴中行、赵用贤是张居正任主考官的门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当时湖南湖北还没有分省,都属于湖广)。这简直是在张居正伤口上撒盐,当初刘台弹劾他时,他伤心地说立国二百年无门生劾座师,这回又说,严嵩(嘉靖朝的权臣,江西分宜人)当政时从没有老乡弹劾他,我混得还不如严嵩。
首先上疏的是吴中行,翰林院的官俗称“词臣”,既不用负六部九寺官员的行政责任,也没有科道官的监察责任,而是在文墨上供皇上差遣,但很清贵,基本上作为帝国重要的后备高官培养,翰林院出来的,升官比一般人要快。稳稳当当不惹事,外放做知府,或者进部院任要职,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吴的上疏以情取胜,说父子一别十九年,于今永诀,儿子不亲自凭棺临穴,不近情理,元辅当天下重任,正己才能正百官,然后可以正万民EDB。这吴中行比较坦荡,他上疏后,抄了一个副本,送给老师过目,张居正看后,惊问:这上疏送进去了?吴回答干脆,不送进宫我是不敢告诉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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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正为张居正守制问题争论不休时,彗星出现了,这种自然现象在古代被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另一位学生赵用贤抓住“星变”这件事,要求皇帝至少仿照先朝杨溥、李贤的成例,让张居正先回家守制,未满二十七个月时下诏让他提前回朝。
艾穆和沈思孝联名上书,措词更为激烈,说陛下留张居正,声言为了社稷,可社稷所重莫重于纲常,而首辅大臣是维护纲常的表率,现在连纲常都不顾了,社稷怎么能安呢?
这艾穆因为是张居正的老乡,张对他十分关照,他和海瑞一样,仅仅是个举人,这在重科第出身的明朝,是官场最大的劣势,但他名气大,张居正曾让他当诰敕房中书舍人——即中枢看管皇帝诰命敕书的机要秘书,位置很重要,艾穆谢绝了这番好意。不久,他提拔成刑部员外郎(最高审判刑罚机构的副司长),有一年和御史一起去陕西录囚,即对死刑进行复核。张居正推崇刚猛治国,惩治犯罪要用重典。在这种“严打”的指导思想下,每个省取决犯人都有名额,不完成任务的相关官员要受处罚,如此冤案自然难免。而艾穆那年复核死刑,只杀了两个人,同去的御史很担心上面怪罪,艾穆说,我总不能用人命来博取自己的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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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上疏弹劾张居正的四个人,都是有一身正气的君子,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不惜得罪皇帝和宰相。张居正未必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品行,也未必不知道这些人并非专门给自己作对。但作为主持改革大局的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他看到几位道德感很强的小官员后面的潜流。有人盼望着这潜流
张居正便用廷杖——打板子的方法来“锄”这些芝兰,来应对他一生最大的公关危机。
廷杖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不人道、严酷的刑罚之一,主要用来对付不听话的官员。大庭广众之下,让校尉用棍子打屁股,这不仅是对肉体的伤害,也是对人格的侮辱。
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因为触怒圣颜而被廷杖的多是耿直之士,往往获得舆论的同情,有辱斯文的廷杖便演变成一种荣誉性标志。黄仁宇评价道:“有的人却正好把这危险看成表现自己刚毅正直的大好机会,即使因此而牺牲,也可以博得舍生取义的美名而流芳百世。”正德朝的王阳明说得很明白:“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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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杖通常由司礼监太监监督,行刑人和监督太监心有
这番首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当然要往死里打。掌管礼仪大事的礼部尚书马自强(字体健,陕西同州人)、翰林院的长官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两大重量级人物前来求情都没有用,连张居正儿子张嗣修的同年好友沈懋学(字君典,宁国府宣城人)拜托嗣修向父亲求情,也被拒绝。这沈懋学和张家的关系不一般,张嗣修中进士前,张居正物色天下的才子陪自己儿子读书,相互促进。沈欣然答应,后来中了状元,另一位大才子、《牡丹亭》的作者汤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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