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揭秘：廖仲恺案后蒋介石如何抢得先机独揽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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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揭秘：廖仲恺案后蒋介石如何抢得先机独揽军权

　　1894年以来，国民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时散时聚，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中国国民党，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凝聚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孙中山的政治威望以及将三民主义作为号召的旗帜。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廖案”的发生又加剧了此时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变动。

　　“廖案”前夕的蒋介石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崛起”的标志，甚至是孙中山确定蒋介石为“革命接班人”的标志。这恐怕有“倒推”历史之嫌。

　　黄埔军校确是蒋介石事业的奠基点，也是他后来“崛起”的重要凭借。但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及影响力是逐渐形成的。孙中山在世时，比较看重蒋的军事才能，对蒋的政治能力估计不足，所以让他专门办军校，而没有让他参与党政要务。

　　梳理一下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变迁即可明了：中华革命党时期，辅佐总理的核心干部是五部部长;中国国民党时期，1923年1月，辅佐总理的参议有21人;1923年10月，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19人;1924年1月，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候补委员51人——以上诸多重要职位，蒋均不在其列。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年仅59岁，1924年之际恐怕不曾想到自己时日无多，而急于确定“接班人”。他在世时，“革命接班人”之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展开。论资排辈的话，至少还有廖仲恺和许崇智在蒋之上。

　　乱世政治充满戏剧性和不可预测性，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到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前后相距仅一年零八天。孙中山去世时，“党内大佬”们大概都没有料到一年之后是蒋介石掌控大局，蒋自己恐怕也不曾预想到。应该说，蒋是国民党内的一匹黑马。他的异军突起，既靠谋略，也有相当的机运。

　　通过“廖案”追查提升地位

　　面对“廖案”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当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在思虑许久之后，决定反击右派，以确保广州的革命事业受他直接而公开的指导。众所周知，胡汉民与鲍罗廷的关系向来不睦，胡曾经说过：“历来对鲍罗廷总是抱着凛然不可犯的态度，丝毫不假词色的。”再加上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反共”倾向以及直率严肃的个性，使他成为鲍“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

　　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记录》(1925年8月20日)可知，“廖案”发生后，鲍罗廷提议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主持缉凶事宜，并“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在此之后，鲍罗廷积极进行“拥汪排胡”运动，而蒋介石则凭借“左派将领”的美名开始跃入国民党权力中枢。8月25日，一群士兵持枪冲进胡汉民的住所，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胡汉民被为首的士兵质问：“你是胡毅生(胡汉民胞弟)吗?胡毅生哪里去了?你不是胡毅生，该是胡毅生的兄弟吗?”胡反问道：“你是哪里来的?干什么这样凶狠?”那人回答：“我是黄埔来的。廖先生死了，还有什么说的?”之后，便继续翻箱倒柜到处搜查。胡汉民被迫躲避在一户买菜人家中，其妻慌张之下跑去汪精卫家问个究竟，汪妻陈璧君打电话询问蒋介石。随后，蒋派人送上通行证和一封给胡的信，内容主要是说“此事与先生无涉，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

　　那么士兵究竟为谁派来?蒋永敬在《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里说是汪精卫指派的，惟在《胡汉民自传续篇》一文中，根据胡汉民的自述则说是蒋介石派来的，蒋介石事后又向胡解释，那天搜捕胡的是王懋功的事，与他无关。由于王懋功当时是卫戍部的参谋长，蒋介石则是卫戍部司令，因此难辞其咎。

　　而后胡汉民被送到黄埔避居，过着形同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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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长达一个月之久，在这段胡自喻为“阶下囚”的时间里，汪、蒋和鲍罗廷等人都来探视过。蒋告诉胡：“鲍先生的意思，希望胡先生到俄国去一趟。……大概鲍先生还要亲自来看看先生，鲍先生来过，先生就可以动身了。”鲍罗廷来了之后，果然对胡说了很多拐弯抹角的话，要胡去俄国“考察考察”，但是必须坐俄国船去，不能在上海停留，借口反动分子可能利用胡的招牌，搅出危害革命的事情来，要胡就范，接受这样的安排。胡汉民考虑到当时广州的复杂局面，大家尊敬鲍罗廷如神圣，徒留在广州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不如出去走走，遂决定赴俄考察。启程去国之日，胡汉民自比被逐之屈原，作“楚囚”一诗，抒发心中之感慨。

　　综上所述，在“廖案”的追查过程中，蒋介石虽不是“排胡”的主谋，但却在这场政治角力赛中，坐收渔翁之利。胡、蒋在政治上的地位，由于“廖案”的缘故，一降一升，明显有利于蒋日后的“崛起”。

　　借“廖案”的契机独揽军权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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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连发生了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被放逐、许崇智被逼走、汪精卫被气走等重大事件。而在“廖案”一事上，蒋介石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

　　“廖案”以前，蒋在党内的座次最多位列第五，“廖案”之后，一跃而居第三。其次，廖氏生前是黄埔军校党代表，法理上与校长平起平坐，对校务有节制与监督之权。军校的一切规则、法令、命令，均须党代表副署才能生效。这种军政二元首长制，对蒋的权力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牵制。

　　蒋对廖的制衡，常怀不满，日记中时有流露。如1925年5月10日：“仲恺改教导团为党军，余认其有意防范撤我兵权，我但望其自不叛党而不配防范介石也推荐。”7月23日：“与仲恺商议财政问题，……时时受人掣肘，言之泪不能止。”8月5日：“仲恺不理校款，愤甚。”8月6日：“以仲恺不负责，故愤而辞本兼各职。”廖氏被刺，对蒋而言，亦是一种解脱。从此，黄埔军校的大权实际由蒋一人独掌。

　　当时蒋的职位，除黄埔军校校长外，另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许崇智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兼粤军总司令，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因此，许崇智无疑是蒋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在“廖案”的调查过程中，除了发现胡毅生卷入刺杀阴谋外，许崇智属下的粤军将领中亦有谋反迹象。于是，9月19日蒋介石以“解决反革命各军”为名(其时蒋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出动军队，宣布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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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戒严。蒋派出的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四面放枪”，实行武力威逼。夜10时，蒋给许崇智送去了一封长信，以劝许“不如暂离粤境，期以三月师出长江，还归坐镇，恢复令名”的口气，令其立即去职。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将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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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为：“盖当时公(蒋)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不赞其行故也。”似乎是因为许不赞成“出师长江”，才招致蒋的不满，其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年谱初稿》附有此信全文，其措辞强硬，咄咄逼人：“廖案发生，阴谋暴露，而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而吾兄不引咎自责，幡然悔悟，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成此巨变惨剧，岂不可痛。”斥责许“空谈革命，口是行非，信用已失，名誉扫地”。全文2000多字，字字都是逼许下台之利刃。

　　许崇智当时打电话给汪精卫，询以何故，汪即回函，大意谓：“余虽一书生，但敢信非威力所能屈。余决不因在卫戍司令威力之下，便妄赞同蒋氏此项措施。实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又谓：“余敢信介石对公事虽毫不假借，不讲感情，但决非余不讲感情之人。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此一切难题，及感情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后，即请先生回。”汪精卫在对媒体发表的谈话中，明确支持了蒋介石，说党内、外“若因此事有不谅于介石者，余愿分其谤也”。事已至此，许崇智只好卸职，在陈铭枢的“护送”下，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如果说，胡汉民离境还披上了一层“客气”的外衣，还给他举办“欢送会”的话，那么许崇智的问题，则完全是用枪杆子解决的。逼走许崇智后，蒋在党内的地位晋升为第二，仅次于汪精卫，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于是，在广州便形成了汪精卫主党、蒋介石领军的权力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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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

　　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续篇》，《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

　　张慧莹：《党权与军权之间：胡汉民与蒋中正关系的讨论(1923-1936)》，博士论文，国立台湾师范大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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