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孝文帝的法制改革：北魏开始以法律规范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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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孝文帝的法制改革：北魏开始以法律规范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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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67-499年）亲政后，推行汉化改革。他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法，实行均田制；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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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元恂。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孝文帝太和年间的法制改革规定了北朝法制的发展方向，无不体现出隆礼仪、重教化、慎刑罚三环紧扣的总方针。儒家德刑相济、礼本刑用的理论被付诸实行，这不仅是对北魏建国百年法制加以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也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法律从内容、结构、精神方面提高了礼法结合的层次，北朝法律制度的格局和风貌自此基本确定。

　　拓跋宏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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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推行改革，制定了以儒家纲常为主线的北魏律，实现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各族文化在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中华法治文明的伟大复兴。

　　“以罚代刑”鲜卑族习惯法

　　“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大致处于国家形态的初级阶段，原始部落组织传统以及奴隶制性质的残余顽强地存在。”河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洁说，“滋生于早期游牧文明的鲜卑习惯法对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北魏法制建设的起点，又是北魏初期法制建设的直接渊源。同时，北魏政权还仿效十六国取鉴封建法制经验，对汉魏、两晋封建法制进行吸收和变革，胡汉结合，形成了北魏初期法制独有的二元特色，虽零碎不成系统，但正好是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

　　鲜卑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最初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两支。经过两次迁徙，至东汉末年占据了匈奴故地（即今阴山一带），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这种游牧文明所孕育的早期民族法律文化构成了鲜卑法制的原始形态，它们对保障氏族发展和集体生活融洽具有无形的制约力，其中蕴涵着氏族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某些行为规则，违犯者会遭到首领及部民的惩处，具有习惯法承载体的性质，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

　　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建立早

　　期游牧政权——代。他筑城造官室，汉族士人燕凤、许谦受命制律，鲜卑刑法首次成文公告于世：

　　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

　　鲜卑对“大逆”罪犯的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除外对于贻误战机的“误军期”行为，惩处严厉侔同“大逆”，“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在鲜卑族逐渐演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地出现了“君国一体”的观念，体现在其成文刑法上则如“违大人言者，罪至死”。对于杀人行为，鲜卑习惯法区分杀外部落人和杀本部落人两种情况。杀外部落人，“残杀，令都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而杀本部落人，被害人和加害人属于同一氏族部落，不能复仇，“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赔偿了结。这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原始平等观念相吻合，而与封建法律弘扬宗法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这是我国民族习惯法“以罚代刑”特点的反映。

　　公元376年，代国被前秦符坚所灭。公元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乘前秦瓦解之际，在盛乐称代王，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时为登国元年。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即皇帝位，为魏道武帝。北魏建国后，兴立屯田，发展农业，到处网罗人才，帮助制定政治、礼仪、法律制度，使北魏逐渐巩固和强盛起来。经过多年领土扩张，北魏最终统一中国北方，与江东刘宋王朝对峙，形成了中国南北朝的局面。

　　北魏前期的法制建设，基本上确立了重法治、肃威刑，因俗治民，切实便利的理国方针。其法制胡汉杂糅，重刑轻教。虽然严酷苛刻，仍收急效于政权巩固和北方统一。

　　北魏建国之初，统治集团曾对探讨治国方术下过不少工夫。这一时期，北魏政治思想舞台是百家喧嚣、熙熙攘攘。阳儒阴法，重法肃刑的施政方针很自然地被纳入北魏最高统治者的视线。

　　在加强对臣民思想控制的同时，北魏统治者还重视以法治国的作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国号甫定，道武帝即令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垂法求治。此后修律制令不绝如缕。执行法律时，鲜卑族崇尚“壹刑”。“壹刑”既

　　指有过必惩，不论亲疏贵贱；又指法不阿贵，论罪同断于法。虽已引进了礼别差等的观点，八议、官当也入律，但仅存于笔底纸上，鲜有遵用。

　　为了维系鲜卑军事集团的凝聚力，北魏在吸收封建法律文化的同时，有意地保留了鲜卑法的实际效力。胡风汉制，杂糅相兼是魏初法制的突出特点。鲜卑法无复杂诉讼程序和司法审级。部落成员之间发生争讼，直接向大人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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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法庭提起控诉，不存在所谓“越诉”之禁。北魏前期保持此传统，而且鼓励直诉。明元帝、太武帝、高宗都颁有诏令，听任百姓诣京城告“不如法”的地方守宰，控告贪赃受贿，不能公平断察狱讼的朝庭巡使。神麚律并列入了置登闻鼓便民直诉的内容，还特地建造了申诉车，令民邀车驾诉冤。

　　“由此可见，北魏前期法制的儒家化只是对儒家文化的部分借鉴，而且多是迫于当前严峻形势的需要，只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触及儒家文化的精髓。”李玉洁肯定地说，“但毕竟这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一个开端，为以后孝文帝改革、系统地儒家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接着，李玉洁详细向记者讲述了北魏孝文帝的人生与改革。

　　公元467年，拓跋宏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两年后被立为太子，即位时只有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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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二十，正式主持朝政，也开始亲自动笔起草诏册。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李玉洁说，“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短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将汉族文化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最终于公元499年四月二十六死于军中，年仅33岁。

　　“后人对拓跋宏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以及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他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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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李玉洁说。接下来，她讲了孝文帝改革nyq。

　　“北魏太和年间（太和元年，即公元477年），孝文帝推行改革，制定了以儒家纲常为主线的北魏律，实现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各族文化在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中华法治文明的伟大复兴。”李玉洁说，“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

　　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实行官吏俸禄制，严惩贪污。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公元495年正式迁都洛阳。第四，革除鲜卑旧俗，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以发展生产、缓和矛盾、巩固政权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使西北地区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孝文帝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的同时，对法治也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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