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受尽凌辱的陈独秀与潘兰珍的忘年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陈独秀-受尽凌辱的陈独秀与潘兰珍的忘年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潘兰珍,1908年出于江苏省南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又名潘若云,潘云仙,小陈独秀29岁。
她四岁那年,紧依长江下游北岸的南通在一场风暴之后成了一片汪洋,灾民也便象汪洋一般四处漫流。其父在1911年也带着全家逃荒至上海,在浦东谋生。上海码头上,他做搬运工、做挑夫,帮旅客搬运行李货物,后来又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装卸工,以拼卖苦力维持全家生计,但还是捉襟见肘。其母在操持家务之余无奈带着她出外捡破烂、拾煤渣。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中,潘兰珍渐渐长大了,她过早地承受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成了父母的得力助手。
在她七八岁时,家里又添了弟弟和妹妹,清贫的生活日渐困顿。这样又煎熬到10岁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她便去一家纺织厂做了包身工。几年后,父亲又把她介绍到自已卖苦力的英美烟草公司当童工。屈辱的生活,超负荷的劳动,使潘兰珍尝尽了人间的苦楚,也更加速了她的成熟,十七八岁时她己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朴素的衣着掩遮不住青春的光彩。
不想,这份天然的美丽却给他带来了人为的灾难。工厂里的一些流氓工头狼群般地整天纠缠着她,特别是在上夜班时,她更是心惊肉跳,无处藏身。其中一个工头,表面上大骂那些欺侮潘兰珍的流氓是狼群,对她表示极度关心,大献殷勤,并强行做她的“保护者”,但实质上为了达到一个
她和陈独秀成了邻居,住在同一幢楼房的同一层。
1929年9月,陈独秀、彭述之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由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1日,《无产者》创刊,该派亦称“无产者社”。下半年,陈独秀搬到了熙华德路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
共产党的总书记被停职了,思索,彷徨,艰难中开发的思想结果,在贡献时当作了笑料。海外的托洛茨基给他带来了一丝惊喜,这不是政治上的知音吗?天涯何处无芳草?
他被驱逐出了自己创立的党,党籍中注销了陈独秀的名字。在遭受的独裁与心中早己树立的民主形象之轰然撞击声中,他看不到任何希望。党组织的现状在与理想中的拯救危亡的组织,使他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另辟蹊径么?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佳方向,他不愿放弃这
一理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反对派的立场,提出足以使那个被远方控制的已失去自我方寸政
“荒谬的感觉!”他否定了自已,心灵的困苦怎有年龄的限囿?
潘兰珍合上窗子,一丝恐惧刺得她的心一阵紧缩。她已怕见任何男人,男人似乎已成了粗暴与欺骗的象征。每次自己临窗凝思往事的时候,对面的窗子便不知何时也出现了凭窗沉思的镜头,那一副蓬头垢面的形状总让人觉得可怕。那种躯壳里怕不是也藏着虎狼一般的心?
但每每此时,她顾影自怜,由已推人,对他那种孤苦又有着一种莫名的共鸣。对面的窗子深夜常常亮着,而她隐隐约约地发现那位老者总是在阅读或奋笔
陈独秀也常常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在以后的相遇中,他们便开始以微笑互相打着招呼,表达着相互的理解。
长期的忧思,无定的饮食,躲避缉捕的紧张,失亲去家的苦痛,使陈独秀的身体状况处于垮溃的边沿,胃病如期而至。医院是不能去的,在不得已时他才去小药店抓点药,得过且过的迁就致使病情在不断地加深。
一天晚上,他终于在买药归来的路上在极度紧张中倒在了地上。
这时,远远地走来了一位刚下夜班的女子,见到地上躺倒的人她惊叫了一
她就是潘兰珍。
见没有反应,潘兰珍也顾不了许多,忙唤了一个邻人,一同将其抬到了自己的小屋里,又很快请来了大夫,医生把过脉后,给陈独秀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并开了些药。
陈独秀渐渐地醒了过来,他微启双目,看到这位邻居手中的药和汤,便明白了一切。他顿觉一股暖流涌遍了周身,素昧平生的女子让他陡然间感受到了一种博大的温情。他说了几句感激的话便问道:
“姑娘,你叫何名?”
“阿拉叫潘兰珍,在附近做工,与侬是邻居。”她停了一下问:“老先生怎么称呼?”
“我姓李,是南京人,原在大学教书,与妻子离异后搬到这里,现在以为报纸撰稿为生。”安徽与南京的口音很相似,潘兰珍对陈独秀的话深信不疑,回想起自己婚姻的不幸,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软绵的苏白与安庆的方言开始了对话。有了这次机缘,陈独秀与潘兰珍的接触便多了起来。
在和谐的相处中,潘兰珍惊喜地发现,这位李先生的儒雅与热情使她在男性的世界里寻到了女人的自尊,昔日在粗暴下的屈辱也在这种关怀下消逝得无影无踪了。
贫难的家境,使得潘兰珍从未进过校门,看到陈独秀整天奋笔疾书,听到他常常谈天说地,便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先生,一种由衷的崇敬便定格在她的心里。于是,她便经常帮他烧饭、冼衣服,他的家务琐事几乎由她包了。
不少。有时对着眼前的报刊也能略读几句了。
在潘兰珍的悉心照料护理下,陈独秀的生活也逐渐地条理化。在吃上可口应时的热菜、热饭之后,他的身体与精神均有了很大的改观。他换上西服,打上了领带,染上秋
独秀表达了火热的爱慕之情。
面对小爱神射来的箭矢,陈独秀在惊讶于她勇魄的同时劝她慎重考虑。潘兰珍则表示,只要老先生不嫌弃,愿陪伴服侍他到终生,患难与共,不弃不离。在她看来,国母宋庆龄比国父孙中山不是小20多岁吗?爱情应该没有年龄的界限。
对于成熟的执著与痴情,陈独秀已无法再说什么,既然一位年轻的弱女子能对年龄比自己大将近30岁的老翁,如此表白衷情,将二人的情爱凌置于一切困难之上,那么自己还有什么顾忌与畏退呢?况且,在这段的“相依为命”的生活中,自己已从内心深处喜爱着这个纯朴善良的女子。既然拒绝对己对人都是残酷的,那么,只有准备着面对各种接踵而至的非议与压力了。
1931年秋,潘兰珍在下夜班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及其重病缠身的母亲,那小女孩在无助中凄惨地哭着,路旁躺着她的母亲。这样的饥寒病馁的情形她不是第一次见到,每次只能投以深深的叹息。此刻令她震颤不已的,她象是寻到了自己童年,勾起了她许多辛酸的记忆。
她将这次路上所遇动情地讲给陈独秀听,陈独秀像听故事一般,也以深深的叹息表示着同情。当潘兰珍表达了要将小女孩领养过来的想法时,陈独秀给予了否定。在潘兰珍看来,老先生年事已高,没有与自己同度天年的可能,自己在他百年后总得有个依靠。自己的要求合情合理,老先生的拒绝充分说明了他只顾眼前,不顾自己。但自知家事复杂的陈独秀觉得这是毫无必要的,况且动荡的革命生涯难以给孩子带来多少幸福。无可奈何的误会,使潘兰珍感到十分失望:“孩子才是将来真正的依托呀!”
她哭诉着,埋怨自已的老先生太没有人情味。
此情此景,使“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
望,小女儿也有了人抚养,从此有了新的生活。潘兰珍将小女孩领回了家,夫妇二人商定随潘兰珍的姓给“小伢子”取名为潘凤仙。
小凤仙在新家庭的温暖中,恢复了水灵漂亮,逐渐活泼可爱起来,也给这个家增添了不少的乐趣。陈独秀被捕后,潘兰珍将她送回江苏南通托人抚养。
复杂的斗争形
英文名首字母谐音)。潘兰珍将传言告知了陈独秀:
“阿拉听说咱们楼上亭子里住着一个‘老西’,侬晓得了!”
陈独秀顿时吃了一惊,他己知身份有所暴露,但他故作镇静地说:“晓不得。”
因为楼上不只一家住户,潘兰珍也没有往自己老头子身上怀疑。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陈独秀第二天便借故房子漏雨住着不便,先是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咀路一条弄堂底裁缝铺的前楼居住。此时,两人的生活基本上由潘兰珍一人做工的收入支撑着,陈独秀的稿酬并不固定,而且还欠下了亚东图书馆一大笔债务,但这些她都不在意,难以寻求的真爱使她对一切都愿忍受。
没有几天,陈独秀在周家咀路又觉得不安
向往安稳生活的潘兰珍对频繁的搬迁不大满意,没有熟悉的邻居,在陈独秀忙于书中之时她便无人可以聊天,寻求邻人帮助也多有不便。陈独秀则为她不理解也不能让他理解而焦躁,于是二人也不免为此发生些小小的言语磨擦。
此外,养女的到来如同给他们平静的生活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由于二人都十分繁忙,照看小凤仙的工作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为此,二人终于爆发了一场口角。满腹委屈的潘兰珍一赌气带着小凤仙回了浦东娘家,所幸她为此而避过了一场劫难。
上海浦东,云遮雾罩。
一位身材不高却也匀称的女子,忧郁地在街上走着,蓬松的短发随风飘动,轻拂着一张圆润的脸。
她是一位性情温柔善良,但又有几分任性的女性。他不会高声说话,更不会和别人撒泼。当一个人受到委屈时,只会静静地在一角暗暗流泪。
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街上。她警觉地注意着四方。在大上海几年的生活,她已经具备了自我保护意识。近来,她寝食不安,寻寻觅觅,好似有千条小虫咀嚼她的心。为什么自己以及周围的一切总有些反常呢?
她叹了一口气,不觉又责怪起自己来,一种内疚不安,一种挥之不去的牵挂,在心中时而聚缩,时而膨胀。不就是为了一件小事吗?因一次小小的争执便负气离开丈夫回到娘家,年迈的他靠谁来照顾呢?膨胀而又聚缩的心事在深深的回顾中顿时化作了难以抑止的思归之情。她女性味十足,自己明知有错也不愿承认,除非在对方在特殊情况下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性情”。这位就是陈独秀的晚年伴侣潘兰珍。每次夫妻拌嘴生气,都是陈独秀以老先生的口吻化解龃龉,而这次却有了例外。
不过,除了情感的纠葛,其它一切事情她都没有闹明白。
大街上更加喧闹起来,报童的喊声似乎比往日更响亮。若在平时,这报纸又该是自己为丈夫买了,这简直成了
一种习惯。报童的顾客在今天似乎是更容易招徕,对着涌来的人群,他们繁忙地分发着报纸,同样繁忙地收着钢洋或是铜板。
购得报纸的人,边
恍悟了。也许,这就是“老先生”为什么常向她念叨白什么诗人(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缘故。尽管她读书不多,但她毕竟不是那种不开窍的木头疙瘩。
怀疑、震惊、内疚、不知所措……潘兰珍望着照片,读着文字——这又是一场灾难了。特务,枪,血,这些都与“共匪”紧密相连的呵!而老头子却是“共匪首领”,这是要杀头的了!
白色恐怖,谈“共”色变。同居、口角、出走,一刀两断乘机远遁该有多么充分的逃避与明哲保身的理由!
“阿拉该怎么办?”突发的灾难顿时扫平了因口角造成的怨气,她只感到老头子的可怜无助,自己些许的安慰都将是他绝难中无穷的温暖。
他此时该是多么地需要她!往日的恩情,她不该在此时忘却,而更应去努力追寻。
为了证实这一切,她从浦东赶到了永兴里,
冲进家门,已是满目狼藉,人去楼空,望着满地的衣物书籍,她忧心如焚,恐惧怅惘。
“哪怕死阿拉也要见侬一面!”当确知真情后,似乎是一种使命,让她下定了狱中寻夫的决心。
她不忍让父母为女儿的噩耗惊惧,一番强颜为欢的掩饰后,她放弃了工作,带着小凤仙到南通老家将其委托以定,便辞别了父母朝着关押着夫君的南京一路走来。
狱中的陈独秀在为潘兰珍出走暗自庆幸的同时,也有着诸多的忧虑,潘兰珍成了他委托狱外事务的重要内容。
他将处理潘兰珍的善后工作委托给了老友高语罕。
从他被解到南京后到第二年3月间,陈独秀多次致函高语罕,指陈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愧疚在无休止地困绕着,对潘兰珍牵累的
不安与许许多多不安的牵累在时时敲叩着陈独秀,潘兰珍如若永远离开并忘却他,于他倒是一种安慰。
但潘兰珍已打点好行装朝着南京一路走来了。
1932年10月25日,陈独秀接到了一张上面写有“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的字条,听传达人讲是一个自称是自己家属的女子留的。凭字迹他不能辨出是谁,这使他内心喜忧参半、疑虑重重:这位署名王哲亚的女子,怕不就是潘兰珍?他忽而又否定了这种猜测:
遂书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九字。又闻陈患胃病,经医诊治略好,每餐只饮粥。(二十五日专电)
陈独秀知道,对于历经苦难的潘兰珍,自己身陷囹圄无疑是雪上加霜。他为潘兰珍的精神刺痛而悲苦,也为因此而给她造成的物质损失而难过。被拘半个月后,他还要高语罕再到他们的住处寻找潘兰珍的财物,1932年11月30日,他驰函对高语罕说:
“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他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
狱外的托派成员欲帮助潘兰珍解决房租及其他生活困难,陈独秀则认为不知政事深浅的潘兰珍将会对此敬而远之。
于是他在1932年12月7日致高语罕的信中说:
“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我们帮助,并且事己揭开,她必不敢受我们帮助也。”
当高语罕告诉陈独秀潘兰珍己去南通,待托付养女之后要来监狱探视时,陈独秀则于12月13日致高语罕的信中动情地让他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
因出于无奈而隐瞒了真实身份达两年之久,对潘兰珍他心中埋藏着深深的歉意。1933年他在致高语罕的信中托告潘兰珍捡出羊皮袍及驼绒被这两件衣服的当票,以备赎取。在信中,他向高语罕询问潘兰珍的态度时说:
“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
他心细如丝,在即将登上国民党法庭的前夜对狱外的潘兰珍表达着深挚的愧疚与满腹的不安,感情的债务压得他几乎难以喘息。
斩断这缕伤痛而甜蜜的联系吧!为了把所爱的人驱逐到安乐的领域!
反反复复,矛矛盾盾,苦不可耐!
4月5日,他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
这是一种乏力的拒绝,更是一种焦灼的期盼!
感情成了一对激烈厮杀的幽灵。
劝说与拒绝是无用的,心意已决的潘兰珍,已来到了令她忐
忑不安的石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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