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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鲁迅爱过的人:与北大校花马钰通信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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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7-25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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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鲁迅爱过的人:与北大校花马钰通信5年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鲁迅-鲁迅爱过的人:与北大校花马钰通信5年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作者蔡登山漫游在历史的深处,以平常心,“同情的理解”,讲述大师鲁迅爱情的困苦与两难的处境,更讲述鲁迅的兄弟情、父子情、友情、人情……书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由鲁迅所接触的女性构成;另一系列,构成的都是与鲁迅交往密切或一度密切的男性。两个系列的“小叙事”颇能勾勒出鲁迅敢恨敢爱的一生。


都是月亮惹的祸?——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一段公案


一首诗引发的流言纠纷


1926 年11 月21 日,“狂飙社”作家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发表了情诗《给——》第28 首,诗中有几句写道: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不久,身在厦门的鲁迅,接到北京的韦素园的来信,报告了有关“月亮诗”的传言──也就是指高长虹自比太阳,而把许广平比做月亮,诗中“月儿我交给他了”,是说他把许广平交给了鲁迅。


鲁迅在同年12 月29 日复信给韦素园说:“……景宋(即许广平)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 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此外,高长虹在同年的11 月9 日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里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是在生活上,……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这所谓“生活上”的“让步”指什么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阳、月亮、黑夜”的说法。因为当时社

会上对鲁迅的一举一动都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女师大事件”后,关于鲁迅抛弃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鲁迅与学生许广平之间的关系,有过不少流言。因此,有好事者将这首诗认为是高、鲁、许三人之间的“爱情纠纷”,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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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鲁迅也给许广平写了信,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拼命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


回顾高长虹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4 年12 月。从此时起到1926 年4月高长虹离开北京前的一年多里,据《鲁迅日记》统计高长虹去过鲁迅家七十多次,高长虹自己说与鲁迅见面一百多次。总之,双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莽原》创办初期,高长虹是出力最多的一个。他不仅在事务方面贡献颇多,在创作方面也奉献极厚。在《莽原》周刊创办的三十二期中,几乎每一期都刊载过他的文章。


然而两人何以出现裂痕,起因在于所谓“压稿事件”。1926 年8 月,鲁迅离京后,《莽原

》的编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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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交给韦素园。本来《莽原》创办时,鲁迅曾提出由高长虹来做编辑,但高长虹最终并没有接。(因为他心系《狂飙》事业,想扩大《狂飙》阵容,转移《狂飙》阵地。后来高长虹在1926 年4 月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狂飙》周刊如高长虹自己所说的又“借尸而还魂”了。)而就在韦素园接替主持编辑不久,就发生了1926 年10 月的退回高歌(高长虹二弟)的小说《剃刀》不用、压下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不发的事情。同为狂飙社的高歌及向培良迅速向在上海的高长虹报告此事,高长虹马上在10 月17 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二期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信中对韦素园的攻击是很不理智,而对鲁迅,除发了一遍牢骚之外,是要请鲁迅出来说句公道话:“如你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而此时远在厦门的鲁迅,却不想再介入此事件中,不予表态、不予理睬。


高长虹紧接着发表的一万四千字的长文《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以及后来的一些短文,则展开了对鲁迅指名道姓的攻击乃至谩骂。而真正令高不满于鲁迅的,应该是他认为中国在五四

运动以后的20 年代中期,需要再来一次思想革命,而唱主角的就是以他为首的“几个青年”,而鲁迅等成名的人,应该退居二线,给他们一些帮助就够了,由他找人来替鲁迅“说他自己想说的话”。他当时应邀参加《莽原》的创办,看来就是基于这种想法。但他似乎想都没想到他是否具备领导一场思想革命的本事呢?他一开始就雄心万丈了。于是当鲁迅又被称为“思想界之权威者”时,他怎能不愤慨呢?对于高长虹的谩骂,鲁迅都一一加以反击。


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


高长虹和许广平的交往,据高长虹后来在1940 年所写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说道:“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以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

我那时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按:《精神与爱的女神》)。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到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


他们的信没有留下来,我们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退一步说,即使高长虹和许广平在八九封信中曾经相爱,而后来许广平又爱上了鲁迅,这也绝不是因为高长虹“让步”的结果,而只能说是一种命运。

“月亮”原是“晋中才女”石评梅


至于《给——》中的月亮,据学者董大中先生的考证,是另外一个月亮:女作家石评梅。高长虹在离开山西一中后,曾到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一年。1921 年春,他来到太原,在石评梅的父亲工作的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当书

记员。此时的石评梅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求学,两人仅有过短暂的相见,那是石评梅放了暑假,回到太原,来博物馆看望父亲的时候。然而此时石评梅心中先有着吴天放,而后又有高君宇,似乎没有高长虹的位置。这期间高长虹虽也展开对石评梅的热烈追求,但石评梅却不为所动。1925 年3 月5 日,高君宇病逝,高长虹认为石评梅在悲痛之余,必会另找新欢,而他将成为不二人选,于是他开始写下情诗集《给——》,甚至还有后来的小说《革命的心》。然而这对最终以身殉情的石评梅而言,是不会接受的,只能算是高长虹自己的“单相思”罢了。


总之,高长虹与鲁迅之间在20 年代中后期的冲突,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矛盾发生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出现的一次碰撞。由于两人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性格志趣等的不同而决定,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而“月亮诗”却又成为催化剂。


鲁迅也喜欢北大校花吗?


鲁迅与马珏通信持续六七

年之久


在30年代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位校花,她名叫马珏。是北大教授马裕藻(幼渔)的爱女,人长得高而漂亮。


马珏,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1903年父母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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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博物,经过7年苦读,一起毕业。1910年马珏出生于东京,在日本期间马裕藻曾与鲁迅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1911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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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年至191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

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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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1920年8月6日,《鲁迅日记》云:“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是两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马珏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这么回忆着:“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做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1925年间,年仅十五岁的马珏写下了

《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1926年元月3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珏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鬘》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今查《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鲁迅回信有十三封,

另有送书。


“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


马珏又大约在1926年给鲁迅写信,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复信接到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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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1928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对于她后来上政治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让她上政治系,二妹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1929年5月17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

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鲁迅对马珏是十分关爱的,马珏后来才读到《两地书》的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的感动。马珏还说,“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后来觉得字过于生僻,就通过父亲转告我,可写成大家都认识的‘仲服’。称仲,是因为我排行第二。”


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之,他在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鲁迅喜欢马珏,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


1933年3月13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马珏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在当时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据说杨观保与马珏相识已久,他对马珏颇为忠恳,每星期返平一次,经过长期交往,终获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说,指杨君能赢得美人归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时有谣言发

生,马珏不堪同学之讥笑,于是毅然与杨君结婚,当时马珏都还没有毕业。


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李霁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观,沈兼士的儿子),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

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霁野说他当时认为鲁迅太过于小心了。而后来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对她无礼,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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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兄弟失和的创伤之巨,因此导致出他过度的“防范意识”。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珏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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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

尤其在认识马珏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男女关系,这其中鲁迅考虑很多,甚至都犹豫过。马珏是好友马裕藻的女儿,设若鲁迅对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异样的眼光吗?但“美好记忆的憧憬”是存在鲁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会有点恍然若失的感觉,这或许是他不再送书或写信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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