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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圆桶外的封条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这是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运台的最有力证据。
核心提示: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1948年底,预感到将要失去大陆的蒋介石,开始有计划地将国库黄金
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吴兴镛的调查,让我们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事件。
口述◎吴兴镛 主笔◎李菁
浮出水面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美国留学,每年放假回台湾,我都去书摊上看看。我在台大读书时,有一位同班又同寝室的好友叫王尚义,他的妹妹王尚勤与李敖相恋并生下一女。王尚义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时我会翻看被称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书,也想看看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书摊上随手翻看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竟然在书中发现了一张我父亲的肖像,文章称我的父亲吴嵩庆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让大家“别忽略这个人”,还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注: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之外,另
压根儿没有想过向他核实李敖书中所说之事。
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朋友陆铿恰巧也在台北,有一天我请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绍他跟我父亲认识。陆铿以前曾任职国民党《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对国民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别前他突然问我父亲:“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父亲迟疑了一下,但马上断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90岁的父亲在台北去世。父亲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父亲保留下来的日记,从1946年一直写到去世的那个星期。91岁的母亲将父亲留下的日记都交给我,让我带回美国。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公务员,他在日记中很少点评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个人情感,只是忠实地记下每天的工作。
父亲的这些日记带回来后,我也一直无暇顾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当年离台赴美国的那一天,父亲是否记了什么,结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记录一天的公事外,一点也没提送我上飞机的事情。
1996年,是父亲去世5周年,台湾《传记文学》邀我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纪念文章。这时,我才
开始仔细翻阅那些日记,我也渐渐意识到,父亲曾经经历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写的《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后,还引起一些轰动,大陆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有关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两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黄金运台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继续搜集资料,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寻访父亲的老朋友、老下属。
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蒋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记。得知这个消息,我几次从洛杉矶驱车赶到旧金山去看这批日记,没想到在里面发现了非常关键的资料,之前很多的推测也得到了核实。蒋介石的这批日记里多次提到了“吴嵩庆”,也就是我的父亲,每次日期都与我父亲的日记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无论是父亲的日记,还是我走访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都是零散的、枝节的,蒋介石的日记让我看清了黄金运台的整个大脉络,就像一幕剧一样,剧情一下子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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