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细谈古代官府的“内参”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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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里贾家获知甄家罹遭抄家之祸的信息来源，是一种传报于古代各级衙署内部的参考消息——抄报。

　　《红楼梦》第七五回，开篇就是尤氏与荣府嬷嬷悄声议论江南甄家的事：“昨日听见你老爷说：看见抄报上，甄家犯了罪，现今抄没家私，调取进京治罪……”据此可知，早在甄家还未派人来京嘱托贾家替他们私藏违禁或贵重物品以前，荣宁二府的主子们已经获悉了老世交甄应嘉（官任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因挂误革职并罹遭抄家之祸。而他们的消息，却是来源于抄报。

　　抄报，在史料记载中，还有报状、状报、邸报、邸钞、官报、朝报等各种叫法，因为它们一概都是手写传抄，官方语言叫“誊报天下”（《宋史·职官志》），就是书手誊写的意思，似可以“抄报”浑称。科学的报纸定义，是指刊载新闻为主的面向公众发行的散页型连续出版物，而据史料记述，我国自北宋起就有这种民间经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印刷报纸。但抄报与此不同，有其严格控制的传报范围和组织系统，和公开发行的新闻印刷品是两码事。另一方面，抄报也不同于在朝廷与各级衙门之间流转的官文公牍——官文公牍因公

务需要而产生，没有定期发送的规则，其内容也必定与收阅者及所在部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是抄报就不同，照例都是定期传报，所载内容与大多数收阅单位及个人没有关系，比如尤氏嘴里的“老爷”，就是在工部任员外郎的贾政，按理讲，查抄甄家的公文，不必“该衙门知道”，事实却是他通过阅读抄报获知了。此外，古代的各级衙门，有时也办有一种类似今之“机关简讯”的期刊，称为录报、牒报等，唯内容仅限于本单位事务，倘贾政所读的是他们工部衙门的录报，自然也看不到甄应嘉出事的报道。

　　综上所述，可知贾政看到的这个“抄报”，既不是官文公牍，又不是新闻报纸，而是一种内部发行的全局性的情况通报，可以让一定级别以上或职务有关的收阅者，借此随时掌握各方面的动态。所以笔者认为，把它称之为传报于古代各级机关内部的参考消息，或许更贴近本来面目。

　　由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自行誊录和发行的抄报，是人们及时掌握全局情况特别是朝廷动态的管道

　　笔者赞同抄报源起唐代的说法，并认为它的创始时间，大约在武则天

当国或稍后一些，应该看成是古代中国政治体制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产物。这个变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原属皇帝侍从机关（即内朝）的中书省，最终取代了尚书省（即外朝），从而成为集决策与行政为一体的最高机构，并在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正式确立了超然于三省之上的中书门下体制。从此，无论皇帝制书诏敕的起草宣达，还是各方表章奏抄的申报，都以中书门下为汇集点。正是这种一元化的领导格局，才使得根据政治需要而定期发布经过筛选整理后的情报，成为一种可以操作的信息传播与交流制度。

　　目前所见唐人著作中，对抄报叙述最详的，是收入孙樵《经纬集》的《读开元杂报》。据该文介绍，再结合赵翼《廿二史札记》所引《后唐记》和《五代会要》等史料，我们大抵可知，这种抄报由中书省统一编纂，向京朝诸司发布，故最先的叫法应该是“朝报”；与此同时，当时全国州一级以上的地方政府，都在长安派有驻京办事处，州一级的称州邸，道一级的称留邸或留后，后来又改名进奏院，他们也誊录这份抄报，向各自所属的地方政府发报，于是“朝报”又有了“邸报”或“邸钞”之称，这就是前此英国人史密斯所谓手抄报纸有“朝报”、“邸报

”两种称呼的来历。

　　撰写《读开元杂报》一文的孙樵，是晚唐人士，该文说他在襄汉时看到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朝报，都是“系日条事”，即每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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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因为作者此时尚是布衣，虽然饱读诗书，却从来没机会见识这种仅在官场内传阅的读物，经人指教，得知此为何物事，十分赞赏，“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就是怀疑这种制度并没延续下来。等到他于唐宣宗大中年间考取进士，也进入官场了，才知道“日见条报朝廷事者”的前朝制度，历经一百多年而至今未易。再往后，他官至中书舍人，从抄报的读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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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编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

　　主要发往全国各地的邸报，虽然脱胎于朝报，但实际上有点区别。据孙樵介绍，朝报是“系日条事”。“条事”的写法，往往比较简略。邸报从朝报转抄而来，在此过程中，那些驻京办事处的人员，经常会把自己采集到的相关的“深度”内容增加上去，有

时又会把朝报上没有，但却是自己所属机关长官比较关心的动态，也写上几条。因此，邸报有时会比朝报丰富。

　　举个实例：唐代著名诗人韩翃

，早在玄宗天宝年间考取进士，但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近三十年后，即唐德宗建中初年，仍在汴宋节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麾下做幕职，同僚多是新进后生，视他为迟暮老朽，他亦灰心，常称病居家，只有一位姓韦的巡官，堪称知交。某日，已近半夜，韦巡官突然叩门甚急，韩翃出见，惊问何事？韦满脸喜色向他祝贺：“您被除授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了！”驾部郎中是从五品的司一级京官，属于可以穿绯服佩银鱼的高级官员，知制诰则是为皇帝草拟诏敕的机要秘书，在一般人眼里，绝对是仰慕不已的亲近之职。远在汴州啃冷猪头的韩翃，哪会相信有这等好事，所以当即对韦巡官说：“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巡官进屋说，这是我刚看“留邸报状”（即邸报）得知的。报上说，知制诰缺员，中书省推选了两个人，送进履历后，皇上一个也没圈出。中书省便递了个报告，请皇上自己决定人选。皇上的批复是：“与韩翃。”中书省查看官员名录，现任官员中有两个韩翃，一是江淮刺史，一是汴州刺史部下的幕职，搞不清皇上给哪一个，便又将两个韩翃的履历送进去。皇上的批复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说完，韦巡官问：“这不就是您写的诗吗？”韩翃说：“

对。”这才确信不会搞错了。第二天早晨，李勉和僚属都上门来向他祝贺（《本事诗》、《异闻集》等）。

　　可以设想，这条消息原载于中书门下发布的朝报时，很可能就是除授韩驾部郎中知制诰一句话，为防止误会，至多在韩翃姓名前加上其现任职务（韩当时在中央的挂名职务是从六品的驾部员外郎）。但是汴宋道驻京办事处人员去中书门下抄录朝报时，听见了这段当时已在该部门传为美谈的轶闻，因为这位即将走红的笔杆子是他们所属单位的人，所以在这一段消息中，增添了这段曲折。像这种消息采编上较之朝报中更有特色的邸报，往往也会被京朝官员传抄，这大概就是后人常用“邸报”一词概括所有抄报的缘故。

　　从宋代起，“誊报天下”的抄报都要经过中央的新闻检查，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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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和舆论导向

　　宋朝比唐朝更重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除节镇诸州外，各军、监、场务、转运司等更次一级的地方机关，都在京师设置办事处，其后为加强管理，又设置了一个“都进奏院”，等于是联合办事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故北宋的抄报，改由总汇上

行下行信息的都进奏院编纂，《宋史·刘奉世传》说：“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宋代的枢密院，近似唐之中书门下，所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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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奏院编好抄报后先经枢密院审定，再让京朝诸司和各地驻京进奏官传抄，即“传之四方”，其传报系统可以说同唐朝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一道枢密院审查大样的手续，则体现出中央对“机关内参”的管理较唐代加强了。而且五日出版一次，也显得比唐代逐日出版要谨慎，《宋史·职官志》上尚有“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的讲法，可知还有过每月发报的情况。但是到了南宋，又有变化，《建炎以来朝野类要》卷四称:“朝报，日出事宜了，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因知此时的编报工作，改由级别更高的门下省承担，仍经宰执审定，再交都进奏院“出版”。可能是南宋先后与金朝、蒙元对峙和战的缘故，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因而出报也由五日一刊改为每日出刊了。

　　明代的上下行信息汇总机构，是位居“大九卿”之一的通政司，“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传下情，广朝廷之聪明”（《菽园杂记》卷九），职掌比宋代的银台司（皇宫收发室）更重要，抄

报即由这个设在午门外的机关编纂。清代初年的抄报系统，沿袭明制，后来雍正帝搞了一个提升皇权的军机处，传报的枢纽也随之转移到设在皇宫内的军机处，但编发抄报的具体工作，则归通政司及附属都察院的六科主持。和唐宋相比，明清抄报的“新闻检查”大权，已经由中书、枢密提升到皇帝本人，什么消息“概行发钞，与众阅看”、“俾众其知之”，什么消息“不应抄传”或“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都由皇帝决定。如《东华录》里记有一则故事：雍正二年（1724）七月初，江南提督高其位上奏，道是当地原先闹蝗灾，后来飞来许多乌鸦，把蝗虫全吃光了，现在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会拍马屁的大学士张鹏翮等人建议将高其位的奏折登载在抄报上，并宣付史馆，以此彰显皇

上英明，乃有“嘉瑞”。雍正帝的批语是：如果把飞鸦食蝗当做嘉瑞，那么蝗虫初起时又该怎么比附呢？“其发钞及宣付史馆俱不必行”。这段记录，又可见彼时抄报上一些重要消息的发布，多由内阁和王公大臣会议提议（当时军机处还没产生），最终由皇帝裁决。

　　由唐代到晚清，抄报在历时千年的传统中，自身形态也经历了嬗变。据孙樵《读开元杂报》介绍，最初的抄报是

长条形的，到《红楼梦》第九九回描写贾政在江西粮道衙门里看邸报的情景，则是“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一一看去，读到了薛蟠行凶杀人的案情报道，下面还注着“此稿未完”，因为怕“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因知乾隆时代的邸报，已经是装订成册了。此变化反映了邸报内容的愈益丰富，甚至还有连载。但需要说明的是，京师诸衙抄录的朝报大多没有如此篇幅，因为依惯例，各单位都只摘录同其有关或相关的内容，欲打听其他部门的事，人在京师，渠道有得是，唯远在京外的地方机关，主要靠邸报了解京朝和全国动态，故不得不力求齐全。假使贾政仍在京师看工部衙门的抄报，就读不到薛蟠杀人的报道了。

　　邸抄在政府指导之下在北京经常发行。它的内容主要登载全国的重要人事任免命令，豁免灾区赋税的命令，皇帝的恩赐，皇帝的重要行动，对特殊功勋的奖赏，外番使节的觐见，各处的进贡礼物等等。皇室的事务和私人日常起居注很少登在邸抄上。邸抄上还登载一些全国发生的特殊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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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老年人瑞，违法失职的官吏处分，甚至于奸淫案件也登在内。登载后者的用意在防微

杜渐，以儆效尤。在战争时期，军事上的胜利、叛乱的镇压也登在邸抄上。邸抄内容只限于国内事物，国外事物一概没有。

　　抄报也有正版、盗版之分。通过什么管道获取什么版本的抄报，涉及各种关系处理和利益协调

　　明清制度，抄报从朝廷向各地发送的管道，应该是各行省督抚派驻北京的提塘官，其他省级以下道府州县欲看抄报，还得另外花费向督抚提镇转抄，辗转费时，又因为这些上级机关已经把看报的成本摊派在他们的转抄过程中，所以价格也不菲，于是便出现了省级以下衙署绕过提塘，直接从北京获取抄报的现象。适应这种需求，一批私营报房应运而生，经营者多系京师衙门中的胥吏或与之有联系的“消息灵通人士”，搞一份“正版”的提塘抄报，再雇人抄写一批副本发卖牟利，地方州县衙署便是他们的主要客户。显然，这种损害提塘发报权益的做法，如果得不到上级和有关方面的谅解与认同，是很难长期操作的，所谓“抄写京报私借印信官封递送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该案发生在道光四年（1824），透过写在案卷上的冠

冕堂皇的表面文字分析，其大体经过是：有个叫李嘉山的从九品候补官员，在北京自办报房，其“订户”有直隶省所属良乡、完县等一些州县衙署。这些单位又各自向李嘉山报房提供了一批盖有本衙署印信的空白信封，使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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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得以利用驿递系统迅速传送，估计是另给驿站津贴的，所以案卷上也承认“尚无扰累驿站情事”，就是并没有侵占国家花费在驿递上的财政开支。当然，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猪身上”，即老百姓买单，官老爷看报。但是，因为这批七品芝麻官在得到了看报及时、费用节省等种种便利的同时，却忽略了像明代保定府那样一番运作，遂引起直隶驻京提塘报房及其派出衙署的不满，结果便是由直隶提督出面举奏，按“借用印封假托公文，即以诈伪印信文书无异”的法律推定罪名，由刑部正式立案调查。当时尚无有关抄报的著作权保护法，否则还可以连带提出购阅“盗版”抄报的问题。

　　官场上的利益冲突，一般都能靠幕后交易得到化解，该案也是如此。最终的结案办法，是把经营誊抄传报的李嘉山和各衙署收受公文的书吏，以及具体经手将抄报当“寻常公文顺带”的马夫等一批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分别给予杖责流放的刑罚，“其借给李嘉山印封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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