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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梁思成只得带着夫人林徽因和儿子梁从诫南下,在离重庆三百多公里的李庄落脚。1944年夏,抗战形势扭转,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这天,几个陌生人忽然出现在梁思成面前,他
的战略轰炸,直到日本宣布投降。在连绵的炮火笼罩之下,日本国内几乎只剩下了废墟,唯有两个城市幸免于难——京都和奈良。盟军最终听取了梁思成的建议!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师的胸襟令人敬佩,日本人尤其心存感激,都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后来,梁从诫赴日本演讲,谈及此事,眼眶湿润地说:“父亲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亲人都牺牲在抗日前线!”台下鸦雀无声,无不动容。
“林徽因绝望地问道:‘为什么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和沧桑,在解放前夕还能从炮口下抢救出来的古城,反而在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中要被毁弃呢?为什么我们在博物馆的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
近期《百家讲坛》,阎崇年先生正在讲述“明亡清兴六十年”。其中谈论摄政王多尔衮的六功六过时,六功的第一条是“迁都北京,保护故宫”。说的便是明清交迭时,在多尔衮的保护下,古老的北京城也侥幸地保留下来,而不是像从前,逃脱不了旧都被毁的命运。
“当年,梁思成在痛感自己无力保护古老的北京城时,曾沉痛地说过:‘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五十年过去了,如今北京城市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
人们经常以无比钦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保护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所做出的努力。而这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来说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林徽因的弟弟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一次与日机格斗中为国捐躯。身处国恨家仇之中的梁思成仍然以“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一个立足于人类而拥抱文化的‘世界主义者’”作出了这一令侵略者汗颜的举动,致信美国军方,希望他们能够为全人类留下这两座古城。日本古建筑学者福山敏男先生这样说:“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1924年,瑞典学者喜仁龙在其所著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北京墙城门详实的记录。(几十年后,永定门城楼的复建工程中,当年喜仁龙带领中国技术人员绘制的北京城门图册,是重要的参考价值之一。今天的《重现老城
门》说的)
下面只是其中的两个“镜头”:
“无论从哪个方向观看,西直门都显得气象不凡。沿通往城门的宽阔街道接近城门时,远远就可以看到耸立于一片样式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的巍峨门楼……从城外接近此门时,但见方型瓮城和箭楼在四周赤裸的地面上拔地而起,颇具城堡气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城门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
“从西侧,全部建筑一览无余,使你可以看到永定门最美丽、最完整的形象。宽阔的护城河边,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弧型瓮城
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
“讽刺的是,京都这牧歌式的庭院氛围据说还是拜一个中国人——梁思成所赐,他在地图上标明了主要建筑的位置,避免了美国飞机的轰炸。最近有新闻说京都要立梁氏的铜像,听到这个消息我不但没觉得高兴,反倒好像重重挨了一记耳光,因为在我看来,梁氏当年极力想保护的北京城被拆得如此七零八落,和京都相比犹如一块凄惨的文化沙漠。……我想那种无奈一定是寒彻骨髓的,自己的文化被邻居拿去后变成了真正的精神资源,而我们却通过破坏自己源远流长的文明不断作践自己,在这种自杀式的自我阉割式狂欢中还冠冕堂皇地大谈“民族振兴”,“振兴”的标准据说是因为某个国力指标超过日本。可在我看来,“北京”和“京都”比,就像一个败家子把自家房子拆了,搭了一个劣质的仿造品,还硬说是文明的再造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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