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政-古代公务接待“三宗罪”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学政-古代公务接待“三宗罪”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在中国历朝历代,公务接待都是地方官们心中永远的痛。地方官们不办企业不炒股票,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说白了,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明代万历二十三年,刚当上吴县知县才几个月的袁宏道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作吴县知县更是苦上万万倍,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
《萍州可谈》记:杭州城极为繁华,因此北宋中央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至杭州政府得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吃喝玩乐。苏东坡任杭州通判时,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酒食地狱”。由此可见,基层官员应付公务接待、疲于奔命时是非常痛苦的。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官员们各出奇招。还是这个苏东坡,据说在他任地方官时,一旦遇到公务接待的宴饮,都要召“小姐”来,让赴宴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女伎丝竹之声终日不辍”上,自己趁机休养精神。
接待上级送了命
官场内权力分配的基本原则,永远是上级掌握对下级的监察和考核,于是顺从乃至逢迎上级,变成了做下级的本分。再就是无论上级下级,往往都把能否做好公务接待看作是恪守本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衡量标准。清朝人汪辉祖在他所写的“县长教科书”《学治续说》中,多次讲论了接待上司的重要性,特别是上司身边的人,一定要应酬好。并举例说:过去我们浙江有个好县长,省领导对他的印象一向很好。有一次省领导出行视察,经过他这个县,这位县长没能满足领导身边人的需求,那些人便使坏,暗中把他接待领导的一应供给全部撤走,领导还当这个县长故意怠慢,大为
管志道回忆说,他在乡里做生员时,曾经亲眼看见一位县长百般向前来视察的巡按献媚,拍马屁一直拍到马桶上,甚至到了用貂皮来装饰尿壶、将缎褥铺在厕所里的程度。
与下级的逢迎备至相对应,上司及其身边人作威作福,压迫下属,更是寻常现象。明代宪宗时,嘉兴府椽出身的通政司参议叶某随大理寺少卿熊概去东南巡视。有一天,他们住在嘉兴公馆。熊概嫌公馆招待不周,下令痛打嘉兴知府派在他们身边听候使唤的府椽,打完之后还不停地骂骂咧咧。叶参议实在看不下去,于是对哭丧着脸儿的郡吏们从容说道:“诸兄当自勉。当年我也是在这儿挨了多少打骂,才熬到今天。”熊概听到这句话后,非常惭愧。
清代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郁林州主持科试,由陆川知县承办接待。从四月初四抵达郁林,到五月初一离开,梅学政仅仅让随从逐日付出“蔬菜银”二十六两,而杨县长不仅包办了梅大人和他一大帮随从近一个月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还雇人来代买物品,额外又花了很多钱。尽管如此
本又当面恐吓他说:
公务接待中对上司的逢迎讨好,既要借助迎
即车马费;二曰“折席”,即宴饮费;三曰“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说到“接待红包”的具体分量,做过多任知府的张集馨在回忆中稍有披露,基本原则是:“馈送之厚薄,视官职之尊卑”,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含金量最高的是“钦使”,凡“钦使”到省,照例先从财政里借出一笔巨款先开销起来,等全部接待活动结束,再由各州县和相关部门分摊,“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朝廷一再强调要革除属员给上司送车马费的陋规,所以到后来钦差们都不肯现场收钱了,要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把这笔钱汇到大人的家里去。宴饮娱乐什么的,张集馨也有记述,“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无论冬夏,戏宴总得到下半夜一点钟后才散,“
股票,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办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对于公务接待与自筹经费的相互关系,汪辉祖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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