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八大胡同：百年前的“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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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作为北京历史上最有名的风月场所，与秦淮河一样被世人所关注，那里有着黑暗的罪恶，也有着美丽的传说。而今日的八大胡同已经面目全非，经过数十年的人事变迁、拆迁改建，早就残破不堪。历史作家郝晓辉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走访了前门一带所有的胡同，拍片子，查资料，与老人们聊天，亲手绘制地图，力图还原最真实的八大胡同。本文选摘自刚付印出版的《勾栏胭脂:八大胡同的前世今生》一书，文中段落是老人们的口述实录。
赛金花拯救了北京城
八大胡同的传说可多了，赛金花就是一个例子。可以说中国晚清时代最为风光的妓女，应该就是赛金花。
为什么一直说赛金花呢?因为她对北京有功。当时八国联军在中国烧杀掠夺。有一个德国兵，喝了酒就到处敲门，结果就敲了赛金花的门。赛金花的佣人出来一看，是一个外国人，就赶紧叫主人去了。赛金花觉得事情很严重。因为赛金花曾经是公使夫人，她的孩子就是在德国出生的，所以她并不害怕，非常平静地用德语和这个人说话，问他是哪国人。那士兵回答说是德国人。赛金花问他:“知道瓦德西司令吗?我和他是朋友，我是傅彩云。”那时候

赛金花就叫傅彩云。德国兵一听吓了一跳，回去赶紧跟瓦德西汇报。第二天，瓦德西就派车来接赛金花。接去之后，老朋友相见，瓦德西求赛金花给他办粮草的事情。因为当时德国来了那么多人，没什么可吃的，打仗没有粮草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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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是赛金花提出两个条件:一，不能伤害无辜，不能随便杀人放火;二，保护北京的名胜古迹。瓦德西一听，不答应不行啊，于是就答应了。就这样，北京城免遭了一场浩劫，不然的话，什么故宫、天安门，早就全部被毁了。
八大胡同的由来
据说老北京城最早的妓院分布在内城，那时候叫官妓。现在东四南大街路东有几条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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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明朝官妓的所在地，像演乐胡同，是官妓乐队演习奏乐的地方;而内务部街在明清时叫勾栏胡同，是由妓女和艺人卖唱演绎而来的。“勾栏”，明代以后成为妓院的别称。
在明清时，当官的和有钱的吃饭喝酒时都要有妓女陪酒、奏乐、演唱，有一个名字叫做“叫条子”，而妓院一方，就叫“出条子”。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北京城的妓院就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了。原因据说一是因为这里离内城较近，官员们出城享乐比较方便;二是这里有火车站，南来北

往的旅客多;三是前门外大街是京城著名的商业街，相当繁华;四是这一带是戏园子、茶馆、酒楼的集中地，吃喝玩乐，可自成一体。
当然以上都是资料上说的。而民间有一种说法则是，在民国初期，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他还想做皇帝，所以出手很大方，花重金收买参、众两院议员(那时候号称八百罗汉)，给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
那时候国会的会址就在现在新华社所在的宣武门，距离八大胡同非常近，这些官员在酒足饭饱之后，就顺便到八大胡同里遛弯，这也让外城在那一段时间空前繁荣。当时许多妓院都挂出了“客满”的牌子，妓院生意这么火，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袁世凯的皇帝梦，就是这样成就了那时的八大胡同。
所谓的八大胡同，指的是包括王广福斜街、陕西巷、朱茅胡同、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朱家胡同在内的一片地区，其中最主要、最有名的是这么几条胡同。那年头这里白天冷落清静，而一到下午，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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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妓女分为“南班”和“北班”两种，一般来说，“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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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妓女主要是江南一带的女人，档次高一些，不但

有色，而且有才。这样的妓女陪的多是达官显贵，比如赛金花、小凤仙等都是南方人。“北班”的妓女以北京郊区和河北三河一带的女人为主，相貌好，但没有文化，不会吹拉弹唱。
除此之外，明清时候的八大胡同也有一些相公窑子。相公窑子里面的几乎全部是唱戏的男孩子，要人有人，要个头有个头，油头粉面，整天捯饬得跟女的一样。据说明朝的时候妓女少，相公多，那些漂亮些的男孩子打着唱戏的名义接客，陪达官贵人。等到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更加热闹，一些妓女看到这里的钱好赚，就跑过来，形成了西边玩相公、东边玩妓女的局面。等到南方妓女到了八大胡同，就把相公窑子的生意给顶了，渐渐地也就没有了。
我家对门是妓院
我出生在王广福斜街，今年七十五岁了。我们家是开煤铺的，我那时候还穿着长袍做掌柜的，当时我们家雇的伙计和对面饭馆的小徒弟就经常去逛妓院。
我也认识一些妓院里面的伙计，一般人们管他们叫大茶壶。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沏茶倒水，客人来了帮忙招呼什么的。不过现在我认识的那些人都死了。在八大胡同，当时妓院有五虎:捞毛虎、坐地虎、笑天虎、

霸天虎，还有一个负责保护妓院的叫什么虎就记不清楚了。老鸨叫笑天虎，皮条客叫坐地虎，大茶壶就叫捞毛虎。尽是唬人的。
“王皮蔡留，朱茅燕家，大小李纱”，这个顺口溜，基本上概括了八大胡同。除此之外，石头胡同还有一些小班，都是一等的妓院。路西路东比较好点的房子几乎都是妓院。因为客人都是坐汽车去的，那边街道也宽敞点。像棕树斜街这边最好的妓院就是二等，三等居多。一等叫做小班，二等叫做茶室，三等叫做下处。下处就是低级的了，非常脏。原来骂人不是说下三滥吗?就是说像下处这样的地方。
我家前边的楼以前是汾阳会馆，现在已经改成小学了。早先在日本人占领时期，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老挤着好些人，但基本上都是逛妓院的。我家对面现在是公共厕所，那旁边有一条小胡同没几家人住着，里面原来就是妓院。斜对面是饺子铺、小酒馆，再旁边的小楼是一家大烟馆叫红星膏店，现在是棕树斜街7号，原来是2号，人们就是到这里抽大烟的。
我们家对面二等的妓院比较多。现在棕树二条那边的武警支队所在地，是最早的宪兵队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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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日本人来的时候也是驻扎在那里。听我父

亲说，当时军阀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于学中在那儿驻扎。那是一个船型的建筑，非常漂亮，但是后来拆了，现在是一个塔楼。一到晚上查妓院的时候，宪兵队的人就拿着一个大令过来。到了哪个院，所有人都必须站起来，大茶壶给掀着帘子，那时候叫打帘子。有一天查到一家妓院的时候，宪兵队一进去，杨宇霆在里面正打麻将呢。当时帘子一掀，里面就有一个声音问道:“干吗的?”宪兵就回答说:“查妓院的。”“查什么妓院呢?”杨宇霆一生气就从腰里把枪拔了出来，走过去就把大令从宪兵的手里夺了，给撅折了。宪兵一看，这可不行，没办法向上边交代啊，再说这也是宪兵队的公务，怎么说撅就给撅了呢?马上有人给宪兵队打电话，杨宇霆也立即召集了自己的部下。就这样，队伍都拉过来了，双方就在胡同里交上了火。吓得附近居民谁也不敢出来，那些正在胡同里的就赶紧找地方躲啊，场面非常混

乱。最后双方死了有十几个人。想想都知道，这么窄的地方，根本没法躲，能不死人吗?在当时这是一件大事，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军阀和宪兵打起来了，非常轰动。为了平息这事，以后又有了军警宪联合查妓院。
我们家对门有一家二等妓院，是一个叫钱兆山的开的，叫同义楼。当

时钱兆山也买卖人口，有人从别处拐来的姑娘，他就收下，然后让这些姑娘去接客。北京解放后封妓院的时候他家还有一个小姑娘呢，他说是他养的。当时这个小姑娘管他叫老爷，我怀疑是他买来准备卖到妓院去的，因为孩子还小就先养着。小姑娘被解救出来后没地方去，就由一个工作组的姓宛的工作人员给领养了。钱兆山算比较幸运的，查封妓院的时候他逃脱了。因为妓院注册的名字是他媳妇的，就没抓他，工作组把他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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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抓起来了，判了五年徒刑，他倒没事。后来他又跑回来，但他能干什么啊，就蹬三轮。这下他人也老实了，不敢那么嚣张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把他揭发出来，说他拐卖人口、逼良为娼，他也承认了，不承认不行啊，红卫兵把他打得肛门流血，又把他抓了起来。他可能实在熬不过去了，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摸电门自杀了。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很多妓院的老鸨都认识他，从他那里买过姑娘。当时他住的是棕树斜街18号。
八大胡同的那些“黑话”
记得那时候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打茶围。所谓“打茶围”，就是嫖客亲自或派人到妓院去点名叫妓女，或者与妓女一起喝茶聊天，或者是听善唱的妓女弹唱一

曲。嫖客进门，照例由老鸨或妓女亲自端茶，由妓女亲自端出干鲜果品来，行话叫做“装干湿”，说俗点也叫“敬瓜子”，临走的时候，就把一块钱茶资放在果盘中，给妓女一块钱，这叫“盘子钱”。当然，愿意多给，更显得嫖客有气派。实际上这是嫖客与妓女“联络感情”的手段，也是嫖客选择妓女的过程。
当时的一二等妓院里，很多妓女是非常讲究情调的，聊聊才艺、唱唱小曲、喝喝茶后，才会与嫖客一起到房间里“行事儿”。更讲究一点的，甚至安排的是嫖客与妓女可以讲点情调的地方，让双方增进些感情。当然，并不是让他们恋爱，这样的话，老鸨就亏了，她才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在这样高等级的妓院里，并不是嫖客一进门就与妓女上床，是必须经过多次打茶围、叫局、吃花酒，所谓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之后，才可以开口提留宿的。
然后说说“出局”，所谓出局就是嫖客把妓女叫到家里或饭店去陪酒，价格每次一至三块，不过，也有很多有钱人家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力，会多给妓女点钱。当然，出局不是随便就把人带走的，要有凭据的，否则妓女跑了，老鸨找谁要人去啊?所以还有一种东西叫“局票”，也就是叫妓女的条子，类似现在的

收据，或者白条，总之是让嫖客留个证据性的东西给妓院。我见过局票，觉得还挺正规的，都是印刷的条子，不是人自己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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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客叫局，不必当时付钱，而是由妓院的账房根据局票写在账上，称为“局账”，每年端午、中秋、年关之前结算，叫做“清局账”。如果到了结账的时候，嫖客以出门或者其他借口赖账不给钱的，叫“漂局账”。在嫖客圈子里，如果漂局账，那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妓女出局，除了事先约定的之外，一般都是先由嫖客到饭店定好了酒席，然后填写饭店提供的局票，派人送去各家妓院。妓院接到局票，如果所点的妓女在家，就立刻派轿子把人送过去，档次高的妓女还带着

伺候她的人，手里拿着琵琶和水烟筒之类的跟着，这也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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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叫做“跟局”。身价越高的妓女跟局的人越多，而且有自己的专用轿子和轿夫，这也是这个圈子里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新政府的“措施”
新中国刚成立时，政府对妓院采取的手段较为平和，以限制为主。194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对妓院实行四条管理规定:规定一，各妓院必须备有留宿住客登记簿，详细记录住客的真实姓名、年龄、职业和

固定住址，并于当日二十二时前将登记簿送当地派出所备案;规定二，凡有身着便衣而持枪嫖娼者，不得使其逃脱，必须迅速秘密报告;规定三，遇携带火药、军装、通讯器材而留宿者，要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并不准代其存放;规定四，凡有私行召开会议者和遇有身着军装嫖娼者，散兵、流亡政府人员、冒充解放军者，要向派出所报告。同时还明确要求各妓院老板做到“七不得”，即:不得做非法生意，不得打骂虐待妓女，不得诱使良家妇女为娼，不得阻拦妓女从良，不得让有传染病的妓女接客，不得逼幼女为娼妓，不得使嫖客在妓院里饮酒吵闹吵架扰乱社会治安。为了掌握妓院的动态，当地公安派出所还对妓女的增减和来路去向进行登记。
当时为了把嫖客轰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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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胡同，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前门外第五分局就想出了一招，在嫖客的衣服上盖章，上面写:嫖客查讫。这样，肯定他以后不敢再来了，同时也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招的确管用，那些嫖客们只要一见到公安局的人，马上就有人喊:“盖戳儿的人来了，快跑啊!”于是嫖客抱头鼠窜。几天下来，这些人不敢到妓院去了，妓院的生意一下子冷清了。没多长时间，一些老鸨自动关门走人，她们手下的妓女也都自谋生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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