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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结束,让秦城监狱也和全国一样“换了天地”。不仅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个个出了监狱,监狱里那些由“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们,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另外,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称“两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预审组对在押的“文革”干将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170人。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一组负责审江青,二组负责审张春桥,三组负责审王洪文,四组负责审姚文元,五组负责审毛远新,六组负责审陈伯达。王芳担任二组组长。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王芳回忆说,1980年6月,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他便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
到9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
预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总是喋喋不休。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只认错不认罪。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等10名主犯提起公诉。
喜怒无常的“7604”
江青应该算是关押在秦城监狱里最著名的女犯了。
为了看管“两案”
女兵专门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1978年4月17日,李红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位已经64岁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笔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因为特别安排,“两案”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心情好时,她会在屋子里唱京
红:“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句。江青扑上前,将一口唾沫吐在李红的脸上。
1981年1月25日,江青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25日,改判为“无期徒刑”。
关于江青在此后服刑期间的狱中生活,作家叶永烈在其著作《四人帮兴亡》一书中进行了描述:
当时江青被单独关押,她的牢房大约20平方米。窗玻璃是透光的,外面可以看见她在里头的情景,她在里头却看不见外面……伙食要比北京城里普通百姓的好一些。在狱中,她可以看《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可以听广播,或到电视室里看电视。当她从电视上见到邓小平阅兵的镜头时,不由地叹道:“想不到,邓小平的身体还这么好!”
“你们带我回秦城监狱吧”
1984年,江青患病,经检查,被诊断为喉癌。经公安部批准,她搬出原来的牢房,住进了紧靠监狱的一幢楼房。
秦城监
狱有专门的医务室。平时,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复兴医院。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当时是公安部的定点医院,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可以说,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同样设有铁门、铁窗,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
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要犯们,除了没有外出等自由,其狱中生活还算是“舒坦”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随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陕西。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
1987年,江青在秦城监狱关押了10年后获保外就医。1991年5月14日凌晨,不堪病痛折磨的她,悄悄地为自己梳洗了一番,然后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自缢身亡。1986年,王洪文也获准保外就医。1992年8月3日,他在北京病亡。2001年,被判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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