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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已成为除夕夜合家团圆时必备的“盛宴”。而76年前,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红军为了欢度新春、鼓舞士气,也曾策划了一场“战地春晚”,准备于1935年2月3日除夕时举行,但终因征途转战,这场从元旦起就开始精心筹划的“春晚”没能按时上演……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在黔北余庆、黄平、翁安一带活动。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红军打了几个胜仗,赢得了一些转机。驻在翁安猴场的中革军委召开了猴场会议,并指示各部队“就地宿营,安排好生活,欢庆元旦”。这是出征以来难得的惬意时光,各部队将节日安排得丰富多彩。驻余庆的1师3团就从师里分得25头猪,300多只鸡和鸭。一军团总军部吃了过年的“六碗菜”后,还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同乐会。不过,比起各部队官兵会餐同乐,随军委行动的干部休养连的元旦晚会就显得更加有档次、够品味了。
黎平会议后组成的休养连是支近300
军。
这支人才济济的连队,元旦那天,在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的组织下,花几十块钱买了一头猪和一些花生、瓜子,美美地聚了一餐后,又伴着夜晚的来临,在篝火中举行了一场高质量的同乐晚会。李坚真、王泉媛等一些来自广东、江西的女红军都是即兴编唱山歌的好手。女红军危拱之和李伯钊当时分别被誉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和红色戏剧家,在苏区时她们的演出就深受欢迎,李伯钊更是拥有“赤色舞蹈明星”的桂冠。长征前,李伯钊是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危拱之是由八一剧团沿革而来的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四老”虽然不会唱不会跳,但很会“说”,他们所颂的诗、所讲的故事同样吸引人。随总政治部行动的蔡畅也被特邀参加了这场同乐会。在久久不能消散的欢乐与真挚氛围里,蔡畅提议,何不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为指战员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联欢会,欢度新春佳节。她的提议得到了积极响应。春节联欢会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之所以筹划这场晚会,除了文艺人才多集中在休养连,更为重要的是,进入贵州,红军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随着进占遵义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新年联欢会
的顺利举行似乎变得更加顺理成章、指日可待。而“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新的战略和行动决定传达后,她们更加感到,说不定这场文艺晚会到时还是两军会师的大联欢!
李伯钊和危拱之是筹备晚会的骨干。而她俩的同学、与她们一起创立八一剧团、长征后在政治局做翻译的伍修权,也时常被邀请加入进来一同策划。他们列出了节目单,经典节目肯定是必演的,像苏联舞蹈《水兵舞》《红色机器舞》《丰收舞》,话剧《我,红军》《为谁
当夜晚的篝火燃起,将人们征途劳顿的面容映红时,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情不自禁地先唱了起来:“滔滔乌江急又深,手拉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
她的歌声刚落,在大家的喝彩声中,“凤阳花鼓”唱得特别好又特别会自编词的危拱之又接着唱起来:“咚咚锵……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就好像“春晚”的预演一样,官兵们越围越多,大家要求李伯钊也表演一个。篝火熊熊中,只见李伯钊大大方方走上场,唱了一首苏联歌曲。一曲唱罢,赢来一片叫好。叫好的观众中,有毛泽东和几位军委首长。他们今天的情绪也格外的好,不但因为明确了新的战略方向,还因为在向土城进军途中,毛泽东等人对青杠坡一带的地形产生了兴趣,已构思出一个在此地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尾追的川军部队的设想……
在掌声的鼓励下,李伯钊又跳了一支《水兵舞》。阑珊夜空、篝火映红,大家打着拍子,哼着调儿,沉醉在她轻盈而欢快的舞动中。李伯钊一曲刚跳完,只见徐特立反穿羊皮
袄,头戴破毡帽,闷着头,慢慢悠悠地走上场。
他站在场上并不说话
提前上演了。
1月28日,青杠坡之战失利。29日,红军一渡赤水。大年三十,也就是1935年2月3日,渡过赤水河后疲惫不堪的红军再次笼罩在失败的情绪中。除夕当晚8时过,随中央纵队行动的休养连扶老携幼,在寒风细雨中跋涉70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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