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元代女伶只是大众的性替代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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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伶是大众的娱乐之途
　　大众是演员们最忠实的支持者。据《青楼集》记载元代“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演员的演出无疑带给他们高级的感官享受和极大的娱乐放松。元初胡祗遹就认识到元杂剧表演最大的功能在于调节大众的心理，使他们放松和发泄，即“宣”与“导”：
　　百物之中，莫灵莫贵于人，然莫愁苦于人。鸡鸣而兴，夜分而寐，十二时中，纷纷扰扰。役筋骸，劳志虑，口体之外，仰事俯畜。吉凶庆吊乎乡党闾里，输税应役于官府边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颦心竭，郁悒而不得舒；七情之发，不中节而乖戾者，又十常八九。得一二时安身于枕席，而梦寐惊惶，亦不稍安。朝夕昼夜，起居寐悟，一心百骸，常不得其和平。所以无疾而呻吟，未半百而衰。于斯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皞皞，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
　　他是较早认识到戏剧对于观众心理补偿作用的人。世事艰难，大众生存不易，终日奔波于江湖之上，人生愿望和现实之间存

在巨大距离，戏曲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精神调节剂。所以“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那么，“可爱”的“伶人”主要就是女伶吗？答案是肯定的。胡祗遹《黄氏诗卷序》提出了著名的“九美说”：
　　一、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辨利，字真句明；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
　　其中强调的各种素质无疑主要针对女伶而非男伶。再者从文献上看，女伶在整个元代舞台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所以能够给大众带来“作乐以宣其抑郁”的主要是女伶。
二、女伶是大众的性替代品
　　元杂剧中的女伶大多兼操妓业，无疑存在满足观众性欲的可能性。贵族和大众都能从杂剧演出圈子里寻找肉欲的满足，但有很大不同：贵族社会地位高、权力大、经济力量强，所以可以较为容易地占有女伶的肉体，在现实层面上满足自己的性欲。但他们作为政治和道德的符号必须有所收敛。既然情色欲望多能在实际中解决，自然不需在其批评观念中大肆张扬和释放；即便释放，也会有所顾忌。大众的情

况则相反：他们社会地位低下、没有权力和经济力量，也就缺少占有女伶肉体的能力和机会，难以在现实层面上满足而多“意淫”；且处于糟糕境地的他们没有多少顾虑，教育的欠缺也使之无视分寸的存在。所以他们对女伶情色的追求就会在其观演和批评中加以释放，且释放起来极为自然，无所畏惧。
　　所以在元杂剧演出行当中，女伶最受欢迎。夏庭芝《青楼集志》言：“我朝混—区宇，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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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女伶在元代的戏曲舞台上居于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地位。即便是男性角色，也多由女子装扮，其中以末泥、引戏及装孤一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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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庄重的行当为多。如元刘庭信[双调·夜行船]散曲《青楼咏妓》曰：“新梦青楼一操琴，是知音果爱知音。笺锦香寒，帕罗粉渗，遥受了些装孤处眼余眉甚。”“装孤”者即为女伶。《青楼集》里女艺人多能“旦末双全”，又有工驾头杂剧、绿林杂剧的，亦当演其中主唱的末泥色。女子也偶尔扮演滑稽角色，例如《眼药酸》图里卖眼药士子当为副净，即为女子扮饰。后世文献亦有例证，《复

落娼》杂剧二折：“贴旦云：姑姑休弃我，我在宣平巷勾栏中第一个副净色。我那发科打诨，强如众人，便嫁了徐客到江西，也不落后了。”

故而元人胡祗遹于《赠宋氏序》中，称颂杂剧女伶宋氏“以一女子而兼万人之所为，尤可以悦耳目而舒心思，岂前古女乐之所拟伦也？”出现此种情况，主要是为了满足大众观众的“意淫”心理需要。城市的瓦舍勾栏是是男子的天下，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心理是男性“意淫”心理。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载有这样一条材料可说明问题：
　　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据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既然观演中的“意淫”居于大众心理的重要地位，则女伶的容貌就极其重要了。反之，一旦能极大满足大众的“意淫”，则女伶的演出必然火爆。互利互补的需求促进了女伶“性替代品”功能的发挥：《西厢记》、《玉簪记》、《红楼梦》等戏，近人每以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与淫戏有别，不知调情博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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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意态；（女伶）迹其眉来眼去之状，亦足以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稍知自爱者，必起去而不欲观，即点戏人亦知其为害俗而不敢点，其风流

韵事之害人入骨者……
　　虽不无偏激之处，但绝非空穴来风。于是反对女伶作为“性替代品”演出的声音渐高，多见于有关的禁毁中。1836年《容山教事录》云：
　　且演戏以乐神也，神聪明正直，岂视邪色听淫声也者，非直不视不听而已。必致反干神怒。……而乃必《跳墙》、《庙会》、《卖胭脂》，备诸秽态乎。……凡有点淫盗诸戏者，仰班头即请更换，尔士民亦宜慎择之，以助本学正人心，消乱萌而迓神贶。
　　当代人对于古代禁毁、控制女伶有关演出的做法大多持有批判态度，认为是封建思想作怪。我认为此类看法显然只有一半的真理，是基于当代现实对那个时代作出的判定。因为：其一，禁毁或控制的态度有现实基础。古代大众不可能有现在相对健全的性文化，也不可能在性心理上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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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教育。则诸如《西厢记》中女伶表演对他们的心理冲击可能较大，社会负面影响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微弱。

如上所引，民间改编的《西厢记》中，女伶已经开始夸张和丰富其中性的表演，以招揽看客，即“情兴顿浓，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心神动荡，机

械渐生，习惯自然，情不自禁，醇谨者暗中斫丧，放荡者另觅邪缘，其味愈甘，其毒愈盛”，显然是一种不正常性心理导致的不正常的观与演，对当时的道德规范确实具有极大冲击。

我们考虑问题首先不能脱离问题的时代背景。其二，舞台上的演出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元杂剧作品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它们不会像书上的剧本那么单纯。不要忘了元代的元代女伶大多都是妓女的现实。元杂剧的舞台周围斑斓陆离也势在必然，“调情博趣……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出现在剧场中并非全是诬蔑和夸张。这种氛围必然培养和刺激了大众追求女伶情色的心理，而这种心理反过来又刺激了女伶“性替代品”作用的发育。
其三、民间的禁毁态度和贵族有所不同。贵族的禁毁近乎一种符号性的示范作用，主要针对民间而非自己，即在

政治和道德上的禁毁并不影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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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对元杂剧的真正喜好和享受，所以其禁毁具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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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性。而民间的禁毁、控制的呼声针对道德层面而发，旨在控制演出对人们道德上的误导和负面影响，有其现实基础，即“助本学正人心”、“厚风俗、正人心”而防止其“引诱聪俊之人”。

这种禁毁和控制显然具有更高的可信性，也从反面折射出女伶们成为大众观众心理层面“性替代品”的不争事实。我们面对这一事实可以感慨和叹息，但不能简单地以“封建糟粕”和“敝陋”加以否定，更没有权力漠然视之。女伶的这种替代性作用不但充斥元代，且纵贯了整个戏曲史，甚至延伸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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