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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年春天,安徽天长县官道上,出现了一个风尘仆仆的白面书生。他一袭长衫、几件行李,谁也想不到,这就是新上任的县令包拯
,更别说拿到市场上成交了。
包拯一来,就下令端砚定额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带走一方端砚。“端砚事件”很让朝廷赏识,3年后包拯就调入开封。这是自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是一个士大夫意识高度觉醒的年代。汉唐时期的“贵族社会”已经完全转变为“文官社会”,不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在朝堂上和皇帝正面 交锋。更有甚者,觉得一个人单挑皇帝不过瘾,就约齐一帮同事,展开围攻皇帝的汹汹舌战。而包
气得说不出话 来,拂袖而去,回到后宫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只知道让他官升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现在的御史中丞是包拯!”
在宋仁宗的偏袒下,弹劾工作并不顺利。围绕老张的人事任命,包拯等人和皇帝陷入了一场持久战,老张就在战争里上上下下地浮动——弹劾风头最盛时他地位稍低,风头 过后又迅速攀升。直到老张不久后死了,整场战役才算正式结束。
此后,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牛皮糖”包拯树立起了绝不放过一个贪官污吏的光辉形象。
“庆历新政”的两份奏章
范仲淹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掀起“庆历新政”的高潮时,包拯还是一个刚刚从地方调进中央的“小菜鸟”。
对范仲淹改革,是支持还是反对?朝廷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党争”: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把包
的“新秀”还能在挤垮改革派上有何贡献。
然而,这场改革以吏治为第一目标,恰恰与包拯的政治关怀不谋而合。他盯上了“按察使”——这是新政的重要举措之一,范仲淹向各地派出按察使,专门监督地方官吏。 按察使一句话,就能决定地方官是上中央、还是下监狱,正所谓大权在握、为所欲为。
包拯的奏章,
如此堂而皇之地对已经否决的一项政策进行肯定,保守派们瞠目结舌:此人犯浑么?
殊不知,在包拯的眼里,没有派系,只有公理;没有党争,只有实情。
6年后,官升知谏院的包拯,显然早把范仲淹改革的倒霉下场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向宋仁宗交了一篇著名的奏章《七事》——区别奸忠、不信朋党、信用贤能、治奸妄之 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启用贬逐之臣——赫然与“庆历新政”如出一辙。
群臣这下明白了:包拯,就是个实话实说的官场异类。
当包拯弹劾宋庠时,没人觉得惊诧了。宋庠文采风流,做宰相7年,一没贪赃枉法,二没苛政暴政,三没道德败坏,实在无错可挑。但是包拯说,无错,是因为你没干事; 国之重臣,毫无建树,就是“尸位素餐”,当然应该弹劾。
他的措辞或许激烈,但他的眼光实在透彻。
从开
封府到财政部
1057年阳春三月,59岁的包拯终于
民不聊生。包拯充分发挥“牛皮糖”特点,一口气上了四道奏章,“请免江淮、两浙折变”。
经济改革的成效,让皇帝愈发信赖包拯。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副宰相职),成为中枢重臣。但63岁的包拯已是风烛残年。欧阳修说,包拯一生“少有孝行,闻于乡 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这样的至情至性,消耗了他的生命。尽管还有很多他看不惯、希望改的事情,但他已无能为力。
宋仁宗亲自到了包拯家里,探视病情。这是君臣俩的最后一面。1062年五月,包拯病逝于开封,举国哀恸。
千年以后,我们回首包拯的一生,会发现他的仕途其实很平淡。他没有砍过负心的驸马,身边没有英姿飒爽的七侠五义,更没发明过三口威风的铡刀,甚至没有一张黑脸和 一个月牙胎记。也许你要问,他干过些什么?
他带人挖过井,给人免过税;他关心开封的建设,也关心宋朝的外交出使辽国。不过,他干得最得心应手的,是就
气。说他是“谏臣”并不完全,他更多的,是个埋头苦干的良臣。一点一滴,将他的改革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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