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四人帮”在秦城监狱的最后岁月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四人帮”在秦城监狱的最后岁月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文革”的结束,让秦城监狱也和全国一样“换了天地”。不仅那些被错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囚犯”一个个出了监狱,监狱里那些由“四人帮”控制的“造反派”们,也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即,又一批重要嫌犯被送进秦城监狱——“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另外,秦城监狱里还有此前被关进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办案人员与犯人同吃同住
1980年3月底,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王芳接到公安部的一封密电,要他去参加公安部预审“四人帮”的工作。由于案件特殊,中央决定预审组住进秦城监狱,就在监狱内审。
一个月后,王芳来到秦城监狱。据他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当时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之外,全体预审人员都住进了监舍,每人一间。他们在监狱的大伙房用餐,开始了与犯人同吃同住的办案生活。
依法
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审判。预审组对在押的“文革”干将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7名嫌犯,同时展开了侦查预审。因为人手不够,公安部又从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自治区的公安政法机关,分两批抽调人员,充实预审干部,总数达到170人。根据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彭真的意见,公安部决定分6个预审组:一组负责审江青,二组负责审张春桥,三组负责审王洪文,四组负责审姚文元,五组负责审毛远新,六组负责审陈伯达。王芳担任二组组长。
张春桥是“两案”主犯中最难对付的人。王芳回忆说,1980年6月,预审组开始提审张春桥。在宣布完中央责令由公安部依法审理他的决定后,张春桥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是反革命。”停一下又说:“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他便一声不响,要他在预审笔录上签字,他也不签。
到9月预审结束时,张春桥一共被提审11次,但他始终“牙关紧闭”。针对他以沉默对抗预审的态度,预审组采取了揭露性的预审方法,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玩弄的阴谋手段,完整地记入预
审笔录,构成法律文书。
与张春桥相反,江青在谈话或预审中,总是喋喋不休。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虽能交代问题,但往往是避重就轻,竭力推脱罪责。姚文元常常只认错不认罪。预审组工作即将结束时,审判委员会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
门去了一趟毛主席纪念堂。1978年4月17日,李红第一次见到江青。“这位已经64岁的女犯,身材姣好,腰板笔挺,高傲冷峻。”
在秦城监狱接受预审的日子里,江青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放风时,她常常打太极拳。因为特别安排,“两案”要犯们的放风时间都不会重叠。江青不但见不到其他主犯,甚至还不知道有些人已经和她一样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监狱中的江青喜怒无常。心情好时,她会在屋子里唱京戏,边唱边表演;生气时则会与看守发生直接冲突。李红仍清晰记得,有一天中午,开饭时间,江青开始使劲儿敲门,并冲李红叫喊:“饭送晚了,是凉的。”她不依不饶地抱怨:“主席尸骨未寒,你们把他唯一的亲人关起来(指毛远新),这是对主席的不恭……把主席夫人关起来,不把我当人看,我有什么错?”
李红回忆说,当时江青已经闹了近一个小时,听到她说这句话,李红也急了:“你是主席的第几夫人?第一夫人是杨开慧!”
江青大怒,骂李红:“
你个小瘪三!”李红当即回敬了一
秦城监狱有专门的医务室。平时,保健医生和护士负责治疗犯人的一般疾病,定期检查“高级犯人”的身体。在离监狱大楼不远的地方,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牙医诊所。如果犯人遇到大病、疑难病,或需要动手术时,监狱就会把犯人送到指定医院——复兴医院。坐落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上的复兴医院,当时是公安部的定点医院,也是秦城监狱犯人的专用医院。可以说,复兴医院的监狱病房是秦城监狱的延伸,同样设有铁门、铁窗,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
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要犯们,除了没有外出等自由,其狱中生活还算是“舒坦”的。
上世纪80年代初,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获准保外就医,随老伴胡敏回到了她的老家陕西。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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