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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畔起风云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
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之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地寻衅可能,……地点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驻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平津近郊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联队,竟以攻占战略要地卢沟桥、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一时间,平津一带氛围诡谲,风声鹤唳。东京的上层人士私下里盛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果然发生了。
7日深夜,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突然以听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守军拒绝。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
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面对日渐扩大的冲突,张自忠忧心如焚。他一面与冯、秦等人联名电请宋哲元速归,一面思考如何应付目前局势。从个人感情上讲,张自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的考虑:
——日本人此番寻衅用意何在?如果进行交涉,有无就地解决的可能?
——南京政
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们对张自忠的不满。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
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局势仍不明朗。24日晚,张自忠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往来徘徊。适值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自忠紧握双拳,如
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
7月25日,张自忠奉宋哲元之命,由天津赴平出席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会议。此时宋哲元召集会议的目的已不是研究对日交涉问题,而是制定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一旦战火扩大,即以赵登禹之一三二师一部守北平,另一部会同冯治安之三十七师进攻丰台、通州之敌;张自忠之三十八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兵营;刘汝明之一四三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截断日军由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同一天,宋哲元下令中止与日方的谈判交涉。
宋哲元的态度何以突然发生了变化?根据事后的了解分析,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他了解到日军仍在源源增兵华北,意识到“大战势不可免”,“我
。在此期间,蒋介石下令补充二十九军子弹300万发,将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炮部队调至保定,归宋指挥,并命令各兵站向前推移,以便接济二十九军。这一切,犹如给宋哲元吃了定心九,坚定了他的抗战决心。
张自忠对于宋哲元的转变表示坚决支持。他一面命令三十八师驻南苑的部队归佟麟阁、赵登禹指挥;一面致电在津将领李文田、黄维纲等人,指示所有在津部队统归副师长李文田指挥,加紧进行作战准备。
宋哲元、张自忠虽改变态度,决心开战,但此刻为时已晚。至25日,日军已有第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集结于平津地区,兵力由原来的万余人猛增至5万余人,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二十九军处境被动。
25日至26日两天里,接连发生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战火迅速蔓延。
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 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27日上午,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今日军精锐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
。
当晚,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
南京方面时刻关注着平津的战局。28日一早,蒋介石以特急电致秦德纯并转刘健群,说:接此电时,如平保线尚有汽车路或小道可通,不论如何,应即硬拉来主任离平到保,此非然为一身安危计,乃为全国与全军对候作战之效用计也。望以此意转告明轩主任,对中命令更应服从毋违为要。近情盼时时详告。
但此时宋哲元仍决心坚守平津。同日上午10时,他下达作战命令,将二十九军部队划分为三个方向:北平城郊之第一路军由张自忠任总指挥,冯治安副之;天津
因二十九军部署仓促,日军兵力源源增加,战局对二十九军日趋不利。能否守住和有无必要坚守平津也就成了问题。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二十九军军部召集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张维藩等人紧急开会,商讨对策。此时此刻,和与战都成了问题:屈辱的求和等于投降,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坚守平津,在力量对比处于劣势、备战不周和平津不易防守的情况下,二十九军难操胜券,甚至连老本都要赔光;再者,在北平大动干戈,这座文化古都也有毁于炮火的危险。这样一来,撤退便成了和战之外的惟一选择。但撤退也不是没有问题,二十九军守土有责,不经认真抵抗就放弃平津重地,如何向南京交待,又如何向民
众解释呢?南京方面虽一再要宋哲元离平赴保坐镇指挥,但并未准许其放弃平津。与会的几个人,谁也拿不出万全之策,大家默然无语,空气沉闷而紧张,远处的枪炮声已清晰可闻。
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宋哲元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按照蒋委员长的指令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
对此,会上提出两个方案:
(一)留下四团人,由秦德纯指挥留守北平。
(二)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
宋哲元考虑到张自忠主津以来,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因而倾向于第二方案。
但张自忠心想,本来舆论对自己已误解很深,如果再留平,势必跳进黄河也难洗清,所以表示不愿留平。秦德纯对此更表示消极。
宋哲元心中焦急,不由得大动肝火,气呼呼地说:“哼!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了呢?”
这番话激发了张自忠内心的豪勇之气,他呼地站起来,说道:“现在和与战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
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应请委员长代为剖白。”
宋哲元一看张自忠仗义勇为,非常感动,连忙说:“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说着,挥笔写下手谕:
(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
(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
(三)北平市长由张自忠代理。
张自忠接过手谕,噙着眼泪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老泪盈眶,紧握着张的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十天左右就成。到时我由保定率队来平接应。”
随后俩人研究了留平后应采取的措施和人士安排问题,并决定将独立第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独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部留平协助张自忠维持治安,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也留平协助张自忠处理有关事务。
当晚九时,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临
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秦德纯忙劝慰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人民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俩人遂黯然握手作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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