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清朝的“士不知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清朝-清朝的“士不知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乾隆五年(1740)秋,北京死了一个石匠,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达官贵人接踵而至,内阁九卿纷纷往吊,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原来该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死后留下巨额家产,又无儿女,义孙义婿争执不下,于是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前去祭吊的官员可按品级分获500—2000两的酬谢,众官僚自然趋之若鹜。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在丧家陪吊数天。乾隆帝闻讯为之大怒,痛斥:“身为大臣,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九卿纵不自爱,其如国体何!”(《清高宗实录》卷129,乾隆五年十月下)
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为人居官推重信义、忠诚、刚直、清廉。但是,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士风下流成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严重问题。有清一代,官僚士大夫们大多没有思想,没有节操,为追求荣华富贵,不惜奴颜婢膝,丑态毕现。嘉庆初,洪亮吉曾经指出“士大夫渐不顾廉耻”(《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中华书局1977年),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将之概括为“士不知耻”(《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中华书局1975年)。
清朝皇帝对此似乎也深恶痛绝,试图整顿士习,提倡忠节,希望士大夫能“人各自爱”。但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士不知耻的局面恰恰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某些方面还是他们所希望的,清朝士风下流的每一步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首先,清朝入主中原使士大夫信仰体系中的一部分与明王朝一同崩溃了。尊王攘夷、忠君爱国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鼎革之际,出卖国家、君主者得到了荣华富贵,忠君爱国者却颠沛流离,死无葬身之地,这颇令士大夫们痛苦和迷惘。戴名世在《醉乡记》中描绘的“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的“醉乡”景象,正是这种是非颠倒、忠奸易位的写照;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正是士大夫迷惘、彷徨的倾诉。在这种情况下,未失节者愈发难以保持气节,已失节者索性没有了顾虑,士风下流便无法挽回了。
其次,清朝统治者为了确立起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威,对士大夫的独立人格进行刻意的摧残。其手段有二:其一,以清除朋党、立社为借口,以文字狱等形式,对文人士大夫大加打压。从金圣叹的“哭庙
是以犬马待臣下,命其剪发易服,令其“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明良论二》,见《龚自珍全集》第31页)。大臣们处处观察皇帝的颜色行事,稍蒙赏识,便洋洋自得;皇帝稍有不悦,便头抢地而出,另寻获宠之法。清王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
给皇帝,官官相护,整饬吏治寸步难行。雍正以后虽由国家发给官员廉政补贴,但官场贪风仍旧积重难返。三是做官讲究资历,压抑了人才,消磨了士大夫的气节。据推算,若30岁入仕,官至一品,例须35年,极速亦需30年,
为不解,因为欧洲革命时,反动势力大多流亡国外,而在中国他们却直接投身革命队伍。面对这道“难题”,人们或许更会认同龚自珍的名言“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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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清朝-清朝的“士不知耻”;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112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