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古代女性较男性长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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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历史的脸谱》
这是一个“公民写史”的时代，它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支笔，以打破几千年来被官史和史官垄断的历史书写权和解释权。
我们不仅有笔和纸，我们还有相机、摄像机、电脑、网络社区、博客……我们既可以记录现在或还原过去，也可以通过追记家世修缮家谱来接续失落的传统。我们定义的历史，是任何已经发生而不应忘记的事情。我们写就的历史，未必是宏大叙事，但点点滴滴的事实，将会汇成最本真的大历[注: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唐代由繁荣逐渐走向衰弱，大历年间的唐朝正是唐代宗李豫所经历的最后一个时期。 概述 大历（7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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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9年）唐代宗李豫年号。]史。
当女人足之大小不仅取决于男人的好恶，甚至攸关文化兴衰和国家命运，缠足与放足就不再是一项个人权利。
在现代人看来，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妇女缠足是个“历史之谜[注: 《历史之谜》作 者： 魏泰 编著，本书的目录顺序：中国史按朝代排列；世界史除以“历史传说‘大西国’沉没是否真有其事”为首篇外，其他按非、欧、亚、美大洲划分，并各以时间先后编排。]”，至今仍难理解。缠足，何时产生？何以流传千年？
主流观点把缠足看作一种病态或变态行为，认为缠足折射出的是一种“变态的文化现象，畸形的审美观念，畸形的心理”，甚至相当长时期里的古代社会也因此而被认为是一个“变态的社会”。
然而，让我迷惑不解的是：缠足成为一种通行的社会习俗有千

余年历史，小脚在那个时代是一种美的体现，缠足是实现这种美的手段，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千余年的时间里，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男子都喜欢小足，多数女子都缠足，是否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是病态呢？很显然，一个民族集体“患病”千年，是说不通的。
收益与风险的博弈
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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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的《史记》称：“临淄女子，弹弦，跕缠”。其中跕缠可能指缠足，或许仅限于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唐朝白居易[注: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晚年曾官太子少傅。到了其曾祖父时，又迁居下邽（音guī）（今陕西渭南北）。]的诗中有一句“小头鞋履窄衣裳”，可能描写的是缠足女性。杜牧[注: 杜牧（803年－852年）字牧之，號樊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士族。晚唐著名诗人和古文家。擅长长篇五言古诗和七律。曾任中書舍人（中書省別名紫微省），人稱杜紫微。]诗中 “细尺裁量约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则刻画妇女用布带缠足的情况。但是，五代以前，缠足并不流行。湖南马王堆古墓出土的汉代妇女是天足，五代时，韩熙载[注: 韩熙载(902-970),字叔言，五代

十国南唐官吏，青州人。后唐同光进士。因父被李嗣源所杀而奔吴。南唐李升时，任秘书郎，辅太子于东宫。]《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足。
缠足得以流行，南唐皇帝李煜的“推广”功不可没。《道山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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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说:“后主宫嫔窅娘，纤细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作新月状。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
上有所好，下必仿之。通过缠足，窅娘的体态更加轻盈，如弱柳扶风，备受皇帝赞

赏与宠幸。为了争宠，后妃们竞相模仿，缠足便在皇宫内流行起来。
只要许多人卷入其中，那么，从众的情形就将是强烈的。一旦模仿作为一种策略被采纳，那么，它就可能转变为一种日常的惯例或者习俗。由此，皇宫内流行的缠足，被贵族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阶层的家眷所模仿，进而蔓延到普通阶层。
从文字记载和地下发掘物来看，在北宋[注: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繁荣的王朝。它于公元960年由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到公元1127年政权南迁的这段时间，被称为北宋，定都开封。]已有相当一部分妇女缠足，到了南宋得到普及。《辍耕录》云：“元丰(宋神宗[注: 宋神宗，英宗长子，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英宗赵曙长子。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注: 大足县-大足县总面积1390平方千米。总人口92万人（2004年）。县人民政府驻棠香街道报恩村，邮编：402360。代码：500225。]为耻。”另外, 从福州[注: 福州市-福州简称榕城，是福建省省会城市，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中心。地处福建东部沿海，闽江下游，东濒东海，与台湾隔海相望。]黄升墓中出土六双女鞋, 其中一双穿在死者的脚上,五双为随葬品。平均长度为13.3至14厘米，宽度为4.4至5厘米, 死者脚上还裹着210厘米的裹脚布。这已经是较为标准的缠足，与明清两代的缠足已十分接近了。
缠足在古代受到普遍欢迎，并非现代一些人所说的“陋习”、“丑恶”。连苏轼、辛弃疾[注: 辛弃疾（1140年5月18日－1207年10月3日），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中国山东济南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中国南宋词人。]这样杰出的男士都有歌咏和欣赏缠足的篇章。苏轼的《菩萨蛮咏足词》是专门为咏缠足而作：“涂香莫惜连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需从掌上看。”

许许多多男人对缠足入了迷, 沉醉其间不能自拔。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注: 杨维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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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1370），元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字廉夫，号

铁崖、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东维子，会稽（浙江诸暨）枫桥全堂人。]用纤足妓女的鞋子“载盏行酒，谓之‘金莲杯’”。清代诗人袁枚在《答人求妾书》中说:“今人每入花丛，不仰观云鬟，先俯察裙下。”
缠足恶俗，攸关国体
不过，现代女子均为天足，缠足现象已然绝迹。流传千余年的习俗，为何消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模仿和偏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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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清朝末年，体制僵化，政治腐败，在与海外殖民者的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民不聊生，起义不断，可谓内忧外患，到了民族存亡之秋。社会精英从夜郎自大到虚心寻找与国外差距。
在寻找差距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偏差”：一是隐瞒信息。特别是一些官吏，为了逃避战败的责任和处罚，将与外敌战败的原因归为缠足，认为小脚是中国“野蛮”和“落后”的主要象征之一，是“国耻”。1896年，康有为[注: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在奏折中说：“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
二是替代性考核失灵。一般地，由于直接考核的成本太高，人们往往使用替代性的指标进行考核。清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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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寻找与国外差距的过程中，考虑到成本问题，也在寻找替代性考核的指标。恰好，被视为西方先进文明的掌握者传教士[注: 传教士基本指的是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因为考虑传教的成绩，而采用的逆向选择策略，给那些寻找替代性考核指标的中国官员和精英，提供了指标。
据考证，缠足被刻意进行由美转丑的现代“制作”，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他们通过兴办教会学校和成立“不缠足会”来推广不缠足之举。当然，这些举措的作用有限。于是，传教士打着“科学”与“文明”幌子，制造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将缠足行为置于一个非科学的、反动的境地，促使[注: 促使 拼音： 解释： 1.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推动对方使之行动。-cushi]那些自认为“现代”而“文明”的人们划清与缠足的界限。
传教士把缠足看作是应在医疗领域中予以观察的行为，试图直接建立起缠足与“疾病”表现症候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起了一种评价缠足的“卫生话语”。当时的医生陈微尘说：缠足女性由于缺乏运动，“气先不足已成定论，加以足帛之层层压迫，使血管受挤，血行至足，纡徐无力。一人每日之血液，本应环行全身一周，若在足部发生障碍，则其周流必生迟滞之弊”。
当时像《万国公报》这样的教会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评缠足

是导致女性健康衰弱的祸首，有的说缠足是害所谓“节片淫乱症”的表现，有的认为缠足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这种舆论迅速在知识界传播开来，成为主流声音。
一种典型的演化是将缠足与弱种退化相联系。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讥缠足使“母气不足”，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则说缠足“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进入晚清后期，缠足与国弱民穷的关联性就不是“隐相关系”，而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了。一位四川地方官的表述更加直白：“女子缠足，就会把一国的男子，天下的事情弄弱了。”
从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看，几乎所有的中原汉族王朝都被外族或者取代或者困扰，而其中至少千年以上的王朝并没有缠足。再稍微引申一下，缠足导致弱种退化的论调，实际上是男性中心主义话语。
另一种演化是将缠足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于是呼吁放足以解放妇女。如果说放足之后男女就人格平等，实际上等于拿脚的形状来衡量妇女的人格，显然仍带有贬低妇女的倾向。从当时流行的言论看，天足不过是为了给“现代男子”看，是为了好嫁男学生，其思路与缠足者毫无区别。
假

如“女为悦己者容”的社会体现了男尊女卑，从小脚美改为健康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平等”特性。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就不平等，其实还是先存了社会已经男女不平等的固定认知，所以才从某一特定现象看出其不平等的性质来。重要的是，修饰身体的特定部位以顺应社会的审美观念(以及其它观念习俗)，应当是个人的基本权力。
还有一种是，在前两种演化的基础上，将缠足上升到“国体”的高度加以批判。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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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称：缠足“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到了1933年底，一些外国人在张家口一带乡村拍摄妇女缠足照片，当地驻军经北平[注: 北平是北京在历史特殊时期曾经使用的城市名称。北京最早于1368年9月12日称北平，后于1427年作为明朝的都城改名为北京。]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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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上呈报至最高层，认为“缠足恶俗，系我国曾经通令严禁在案。……该外人未经我政府批准，复不明了我整个国情，割取前清时代所遗留之片断恶俗，遽尔作恶意宣传，更属不当。且攸关国体”，故应予严禁。后由蒋介石[注: 蒋介石（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亲自下令：“未经当地政府允许，一概不准外人拍照。并呈准国府，交由文官处通令全国各省市政府一体查办。”拍摄缠足一事惊动到这样高的层次，且通令全国，正是因为此呈文说到的“国体”乃是清末以来反缠足者极为关心的问题。

我想，当时的

社会精英的这些演化和上纲上线，传教士们也许始料未及吧？
传教士们是否想过，这样的精神病竟能在千年中传染许多亿人，不是有点匪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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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思吗？从严格的医学角度，也不能断然将缠足与妇女健康衰弱乃至精神病关联起来。事实上，现代的一些研究表明，古代女性比男性长寿。其中，缠足与长寿有显著关系。缠足后，脚趾弯曲在脚底，前脚掌不能着地，走路时主要用脚跟，这样，只要走路就会刺激脚后跟的肾经穴位。而中医认为，人的衰老的主要原因就是肾气虚衰。
放足以扫除积弊
在以西方为典范的“文明”成为憧憬目标的时代，许多人或者真觉得否定中国的“野蛮”象征的缠足，并不需要什么学理的依据，毕竟，直接照搬他人的看似成功的模式，是短期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一种策略。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的制度建设，采用模仿方式的效率高于干中学。
所以，当缠足被作为束缚妇女的一种手段，被当作病态文化的体现，“其于种族盛衰之故，人才消长之原，有隐相关系者”，应为中国疯癫和灾荒的频繁发生负责，那么，清朝要赶上并超过西

方那些“船坚炮利”的“西方强国”，首先应该模仿西方国家[注: 西方国家 人们常说的东西方国家划分有三个标准：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若只考虑地理位置，英法美等处于西半球的国家可称为西方国家；若从文化背景上讲，]，让中国妇女“解放足”。这样才能保障国民身体的强健乃至国力的增加。于是，从官方到精英开始大力开展“放足”运动。
1898 年8 月13 日，光绪帝颁发诏书:“令各省督抚[注: 总督和巡抚,明清两代最高的地方军事长官。-dufu]，饬地方官劝诱士庶，光绪十五年所生女子至今十岁者，无得裹足”。1902 年清廷颁布了劝戒缠足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晋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清廷的上谕不仅减少了社会上的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转变了部分地方大员的趋向，使之成为不缠足思潮的鼓吹者和不缠足运动的参与者。官方的重视和推行，戒缠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当时影响较大的《女子世界》就有《痛女子穿耳缠足之害》、《戒缠足诗十首》、《放足歌》等专稿。还出现了专门反对缠足的妇女刊物：《天足女报》、《天足会报》、《天足会年报》等。《天足会报》就宣称：以劝导不缠足与谋利益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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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以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天足会及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强大的思想舆论不仅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又是戒缠足思潮深入发

展的结果。到1904 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戒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
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之后，把废除缠足列为将来“扫除积弊”的重要工作。1928 年5 月, 南京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

政职权。]批准由内政部[注: 内政部为中华民国全国内政行政事务的最高主管机关。其业务范围相当广泛，涵括人口、土地、营建、役政、宗教、社会福利、地方制度、社会治安、灾害防救等，故又有“天下第一部”之称[1]。]颁发禁止男子蓄发辫和妇女缠足的禁令，规定：“未满十五岁之幼女, 已缠足者应立即解放, 未缠者禁止再缠, 劝导期满而仍未解放者, 罚其家长一元以上十元以下之罚金, 并再限令一个月内解放; 十五岁以上三十岁以下之妇女缠足者, 应在解放期内一律解放, 期满而未解放者, 罚其家长或本人一元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 仍限令两个月内解放; 期满而仍未解放者, 加倍处罚, 并由女检查员强制解放之。”到1944年5 月, 内政部再次颁布《查禁民间不良习俗办法》, 其中禁止妇女缠足仍是主要条款。
这场由官方主导的持久的禁缠足运动，经过种种意识形态的强化，人们对于小脚的偏好得以改变。缠足，在人们的认知中逐渐由美好变成邪恶，从而缠足习俗日益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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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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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在国内大部分地区，缠足绝迹了

，仅有最后一块土地——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 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 解放脚”。小脚在人们的认知中终于逐渐由美变丑，最终走向消亡。

本文转自奇趣网（www.4908.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4908.cn/html/2009-02/8003p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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