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清代戏剧家李渔被骂“性龌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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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注: 李渔（1610-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为李渔，字笠鸿，号笠翁，别署觉世稗官、笠道人、随庵主人、新亭樵客、湖上笠翁等。]简介：李渔（1610－1680），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生于江苏雉皋（今如皋）。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18岁补博士弟子[注: 汉代太学，由博士授业，遂称太学生徒为“博士弟子”。汉武帝设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令郡国选送；其后员数大增。-boshidizi]员，在明代中过秀才，入清后无意仕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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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著述和指导戏剧演出。后居于[注: 居于 拼音： 解释： 处在（某个地位）：～领导地位 ㄧ该省粮食产量～全国之首。-juyu]南京，把居所命名为“芥子园”，并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交达官贵人[注: 贵人，皇帝妃嫔封号之一。东汉光武帝时始置，其位仅次于皇后。后世，也把贵人当作对地位尊崇的人的尊称。有时也把贵人当作对自己有很大帮助的人的尊称。]、文坛名流。著有《凰求凤》、《玉搔头》等戏剧，《肉蒲团》、《觉世名言十二楼》、《无声戏》、《连城壁》等小说，与《闲情偶寄》等书。还有同名人物：吕剧作曲家李渔。

李渔好像没有做过太大的恶事，虽然身为“导演”，能够利用职权，与演员干些苟且之事，但李渔凡属与他有绯闻者，他都对她负起责任来了，娶为房室，并不曾始乱终弃，按唐朝宰相房玄龄[注: 房玄龄是唐代初年著名良相、杰出谋臣，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十年艰辛征战；终生“效父清白”的饱学之士，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说法，田舍翁多打了三五斗，都可娶房小，作为著名作家兼导演的李渔，三房六妾，那时制度是容许的，我们无可置喙；况且，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嫁作人妻，也算是谋生一途，李渔多娶妻妾，也有安排富余人员就业之功，养了人嘛。但李渔一直饱受清议家非议，时人讽他“善逢迎”，更厉害的是，骂他“性龌龊”

一般论李渔“善逢迎”，指的是李

渔带领其妻其妾其媳其女其奴婢组成的戏台班子，专往富贵人家去唱戏，设若我们解放思想，这点事其实也不算什么，送戏上豪门与送戏下乡镇，都是发展文化产业。乡镇缺文化，豪门也缺文化，缺因不尽相同，情景没甚区别，都是给他们去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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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错也错不到哪去。然则，骂李渔“性龌龊”，虽过分，但说李渔“善逢迎”，却是的评。李渔上豪家送戏，不算太逢迎，而其向官家[注: 官家 拼音： 解释： ①指官府或朝廷。 ②古代对皇帝的称呼。 ③旧时称官吏。-guanjia]征稿，才是真逢迎。

摸不准李渔心态算健康还是不健康，李渔既不仇富，也不仇官。士林人物，很多以仇富划阵线，更多的以仇官做标杆，以检验士子德行[注: 师言：“德是下功夫，是有志于道；德在心里而行诸于外的就称为“ 德相 ”，譬如走路、行仪……都可表现出

一个人的“德相”来。]。不仇富，那你就是资产阶级的乏走狗；不仇官，那你就是官僚阶级的真奴才。李渔上豪门打秋风，不说了，李渔向官家做文化生意，很有意思。

李渔编过一本《资治新书》，题目真大，与司马光[注: 司马光，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的《资治通鉴》并肩；从书名看，立意彷佛也挺高义，似乎要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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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府以“资治”；李渔没当过官员，没进过政研室，做为士子，他也没搞过行政学研究，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专家，他凭甚么去“资治”呢？

《资治新书

》不是李渔专著，他只是当编着，干的是鼠标加复制之活计。正如养猪的不如杀猪的，专著的不如编着的，李渔借编着《资治新书》，大赚了一笔细软银子。他搞这部著作，老实说，用意不在给政府“资治”，用心的是给自己“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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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编着《资治新书》，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市场经济眼光。他先是打印了征稿启事，印制成千上万份，只要是政府机关，他都寄送广告去，高至中枢之总理衙门[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外事机构，简称“总理衙门”。1861年1月，由恭亲王奕奏请设立，由奕等充任事务大臣。]，低至七品之县治首长，一一派送。省部级以上领导，只要书稿，不要银子；知府及其以下，除了寄达讲话稿外，还得寄达出版赞助。

省部级以上领导，当然更不差钱，如李渔要钱，说不定也汇款来，但李渔可能有点把握不准，生怕这么搞，被领导视为勒索，他索性不要钱。在李渔看来，巡抚以上官员，是一笔无形资产，把他们拉来出文集，那号召力没得说；而知府县官，看到自己与领导同列一本文集里，那心态就跃跃跳动，兴不可遏了，出多少银子都愿意：我与省长排名了，我与宰相同榜了，省长宰相看到自己除了会做官之外，还会作文，谁说不会被领导看上？由此连升三级也未可知。

编着这本《资治新书》，李渔与官员各取所需，在李渔那里，“借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以为利”，在官员那里，“士大夫亦藉以为名”，一得利，一得名，推想起来是双赢，其实不然，李渔是实实在在得了利，他做书商做了大贾；官员真真实实出了名吗？未必！知道《资治通鉴》的多又多，知道《资治新书》者有几？官员出文集，厚重如砖，在缺乏卫生纸时代，多半被人如厕揩屁股去了；有卫生纸的人家，也只是以之覆酒瓮。

袁枚是文学大家，由他担任主编，在官员看来，那档次好比是获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文学奖，荣誉极了。他征稿函一发，立刻得到广泛响应。时任方面大员的毕沅与孙稆田，从财政里拔了巨款，编辑印刷费用全包；其

它官员，“求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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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者，或三五金不等，虽寒门学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三五金不等，显然说的是最差情形；最佳情形，三五百金，三五千金，也是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寒门学士，而是官场豪贵。袁枚这次征文，收录六十万字，归拢在《随园诗话》里。

诗歌不是小说，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每首有几字？累计这么多字数，得有多少官员参与？官员除赞助外，再买一包几包，

一车几车，分赠属下亲邻，分赠上级客商，那发行量肯定惊人。袁枚后半生并没正当职业，但其生活水平之高，让人咋舌，经济来源从何而来？一次征稿官员，则成百万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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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吧。做官员文集生意，历来利润空间巨大，虽有文化垃圾之讥，但这生意一直是可持续性产业，专以此做稻粱谋者，代代相传，从业者众。(摘编自香港《文汇报》文/刘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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