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应星：主力红军在“五湖四海”的崛起（1927—1930）——再论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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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应星：主力红军在“五湖四海”的崛起（1927—1930）——再论中共革命的地理学视角

笔者和荣思恒在《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合署发表了《中共革命及其组织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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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视角（1921—1945）》一文（以下简称《革命地理学》），对中共革命及其组织从地理学的视角进行了粗略勾勒。该文发表后，得到了不少同仁的指教和批评。显然，这个主题还需要大量更为具体、细致的研究，方可丰满、成熟起来。本文拟就红军在1927年至1930年间崛起的地理学因素再作一研究。
武装斗争是中共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中共军队的兴起和发展既是理解中共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与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判然有别的一个重要特征。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军，中共军队一步步壮大。红军的崛起既是中共军队的根系所在，也是研究中共军队及其政党组织形态的基本线索。以往历史学界对红军崛起的研究，多放在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政策指引、农工的武装暴动、白军兵运工作的开展、红军战略战术的制定及实施、红军领袖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等问题上，而较为忽略红军崛起中的地理因素。毛泽东曾有一个著名说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五湖四海”，其中很大一部分的空间内涵指的就是红军赖以崛起的各个“山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讲话中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而对学术界来说，承认“山头”就需要认识“山头”，尤其是认识“山头”背后影响红军崛起的诸地理因素。
一、南方与北方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和政治—军事地理的一条基本线索，南北之分由来已久，影响深远。清季以来，南北这种地域差别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味：前者是以传统明朝地域及其人口为中心的汉人共和国，晚清排满革命、汉族民族主义和“主权在民”理论即以此为合法性根源；后者是以清朝地域和人口为中心的多民族共同体，晚清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与“外竞”的“大民族主义”就是此共同体的政治表达。中国同盟会及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始终以南方为基础，由南向北推进。到了民国初期，南北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张力演化成了国民党系军队与北洋军阀的军事对抗。当然，这里所讲的南北对抗还只是一种粗略的说法。比如，山西的阎锡山就借助山西独特的地理优势而自成一体，有别于北洋军阀；西南军阀的政治光谱颇为复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分分合合。自“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直接掌握的军队已被打垮，所谓“国民党系军队”不过是孙中山凭借其个人威望与西南军阀建立起来的脆弱联盟，内部矛盾重重。直到1925年8月，国民政府以黄埔军校生和部分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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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骨干建立起国民革命军第1军（党军），并将原湘、滇、粤、闽和攻鄂各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到第6军，国民党才算有了嫡系的军队和统一号令的国民革命军。到北伐战争前，李宗仁的桂军和唐生智的湘军也先后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和第8军。
在中共最早兴起的四个区域中，除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区外，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区以及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华中区均在南方。1921年至1927年间，虽然中共的战略重心随时局变化而在南方和北方之间有过几次摇摆，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重心始终在南方。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建立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在国民革命军各军担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为数众多，在国民革命军中创建了政治工作制度。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共产党员被迫全部撤出国民革命军第1军及黄埔军校，后来这批党员多数被周恩来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因此，共产党在该军的势力最为深厚。尽管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尝试“以党领军”，但实际上各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均掌握在军事首长那里。中共最初直接掌握的军事武装只有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随着叶挺部队的扩编和叶挺的升迁，中共又掌握了第11军第24师和第4军第25师大部；到1927年7月，还掌握或动员了以贺龙为军长的暂第20军、第11军第10师一部、以朱德为团长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以卢德铭为团长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以叶剑英为团长的第4军军官教育团。这些力量构成了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在南方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所依靠的正规军武装。相比而言，尽管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中共党员在由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和国民联军中开展了较广泛的政治工作，但由于没有掌握部队的军事指挥权，在国共合作失败后始终未能从中创建出红军武装。
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虽然中共直接掌握的军队极少，但在配合北伐的工农运动中大显身手，尤其是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和河南五省的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影响广泛。在工农运动中被中共动员起来的革命力量以及组建起来的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武装，虽在1927年后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但依然留下了革命火种和少许武器。1927年8月，中共中央号召在南方的湘鄂粤赣四省首先开展农民秋收暴动，正是基于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基础（参见图1）。
图1 北伐进军路线及农运中心示意图

《革命地理学》一文还分析了中共军队307名高级将领出生地的地理分布。这些将领除极个别情况以外都是从红军时期参军的，因此也可以略等于红军高级将领的地理分布。出生在北方的红军将帅仅占10%左右，出生在南方的高达90%，其中湖南、湖北、江西是最多的，而来自湘鄂赣粤豫五个农运中心省区的高级将领占了大约70%的比例。
二、划界而治与跨界革命
1927年7月到1930年，既是红军崛起的关键时期，也是国民党军阀割据严重、混战不已的时期。尽管随着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这种实质的割据状态从未改变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块赤色政权长期的存在”，首要原因就在于“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赤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红军正是在敌军统治薄弱处即几省交界处崛起的。不过，这个交界处并不是在全国统一政区中的省域交界，而是各军阀势力范围的交界处。因此，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军阀的势力划分。
从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到1928年6月奉系军阀被逐出北京、退往关外，国民党军阀的势力范围大体如下：蒋介石的中央军（以下简称“蒋系”）控制了中央及江浙沪赣闽皖；李宗仁的新桂系（以下简称“桂系”）控制了桂粤湘鄂和冀东；阎锡山的晋系控制了晋冀（除冀东以外）平津察绥；冯玉祥的国民军系（以下简称“冯系”）控制了陕甘宁青豫鲁；李济深的粤系名义上控制了广东，但作为广西人，他实际上与李宗仁的桂系关系非常密切，在地方观念甚重的粤军中无法成为真正的团体核心，而粤军本籍将领又分为以陈济棠为首的广肇系和以张发奎为首的客家系；张学良的奉系控制了东北；四川为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和刘存厚六个军阀所分割；云南由龙云控制；贵州由周西成暂时控制；新疆由金树人控制。这个势力范围非常不稳定，在军阀混战中不断发生变动。其中，桂系对两湖的控制通过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的西征打垮唐生智的湘军而获得，桂系对广东的控制则是通过1927年12月至1928年1月的两广战争联合李济深、陈济棠部打垮张发奎部而获得。但这种局面随着新的军阀混战进程又很快发生改变。
从1928年7月蒋介石提出全国军队编遣计划到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原拟通过军队编遣来统一全国军队，但军阀各逐其利的本性，决定了编遣方案不可能实现，最后还是只能通过军阀混战来重划势力范围。1929年3月到4月，蒋桂战争爆发，蒋系打败桂系，控制了湘鄂两省，其中湖南由湘军原唐生智部先降桂、后降蒋的何键统治，湖北由蒋介石亲信何成濬控制。4月到5月、10月到12月，蒋介石与冯玉祥两次发生军事冲突。5月到6月，桂系与蒋介石所支持的粤系陈济棠、陈铭枢部发生粤桂战争，桂系战败，降蒋的桂系将领李明瑞和粤军攻入桂境，由俞作柏、李明瑞控制了广西，但旋即失败。9月到12月，蒋介石又与张发奎部及桂系的联军发生战争，双方在粤西互有胜负。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盘踞豫南、原依附蒋介石的唐生智部与阎锡山晋系及驻安徽的石友三部联合反蒋，结果唐生智部大败，被蒋介石收编。1930年5月到11月，晋系、冯系与桂系联合反蒋，展开了蒋冯阎李的中原大战，结果蒋系获胜，冯系瓦解，晋系和桂系保住了军队，但实力大减。
通过以上对军阀割据范围及其变动情况的粗略勾勒，我们可以把军阀的割据分为三种类型（参见图2）：
图2 国民党军阀割据形势图（1927—1930）

第一种类型是派系军阀统治的核心区域。军阀在此区域内的武力强大，控制较为稳定。蒋介石系控制的江浙沪、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张作霖控制的东北、冯玉祥控制的陕西都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代表。西南三省军阀在省内虽然争斗激烈，但基本不参与外部的军阀混战，其内部的军事控制力较为强大。桂系所控制的广西也较为类似，但略有不同。桂系是北伐战争时期异军突起的一支劲旅，战斗力非常强，曾经控制了包括两湖和广东在内的广阔区域，是蒋介石在南方的主要军事对手。广西自太平军起义以来一直是地方军事化程度甚高的区域，又是新旧桂系军阀的发家之地，一直保持着很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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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动员和战斗能力。1930年后，新桂系在此把正规军建设与新民团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其地方控制力进一步强化。1929年，桂系内部李明瑞和杨腾辉两军的阵前倒戈，导致桂系在粤桂战争中失败。但不久，桂系就东山再起，卷入了蒋系与张桂联军的粤西之战。也正是在这个短暂的空隙，中共发动百色起义，组建了红7军、红8军（后很快合并为红7军）。然而，红7军仅坚持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离开广西北上。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桂系军队在其核心区的战斗力是一个重要因素。桂系与蒋系在大陆一直并存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
第二种类型是派系军阀统治的边缘区域。这种区域内的军阀统治虽然较少受到外部军阀混战的深层次影响，但属于派系军阀势力范围的末梢，控制力较弱。蒋介石治下的江西和福建、冯玉祥治下的甘肃山东和河北就属于这种情况。1927年4月至1929年9月，控制江西的朱培德系国民革命军第3军（滇军）军长，曾在宁汉纷争中持骑墙态度；继朱培德之后一直到1931年12月控制江西的鲁涤平，出自国民革命军第2军（湘军）谭延闿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投向蒋介石。此二人虽也为蒋介石信用，但毕竟不是出自他的党军和黄埔门生，算不上真正的亲信。而1927年至1929年驻守赣南的部队——独立第7师（后改为第5师第15旅）则为五省联军旧部，战斗力较弱，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疏远。福建地方当局于1927年7月组建了以归附国民革命军的原北洋海军将领杨树庄为主席的省政府，到1932年第19路军入闽前，境内陆军仅有杨树庄和方声涛收编的杂牌部队——福建民军所组成的省防军，
战斗力很弱，比如闽西就由原民军首领陈国辉、郭凤鸣所控制。
第三种类型是各派系军阀争夺激烈的混战区域。湖南、湖北、广东、安徽和河南五省均属于这种情况。两湖地区在北伐时期属于唐生智部控制。1927年10月，桂系经西征打败唐军后，取得了控制权，这才有了桂系“头在两广、腹卧两湖、脚踏冀东”的长蛇阵势力范围。然而，这种长蛇阵的分散状态恰恰被蒋介石抓住了弱点。蒋介石在与冯玉祥大打出手前，需要首先拿下两湖，因此爆发了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在蒋桂战争中临时与蒋介石结盟的唐生智与蒋介石互不信任，于是又爆发了1929年12月蒋唐的豫南之战。此战之后，湘军除归降的何键部以外，基本都被蒋介石打垮、收编了。也正是在这三年激烈的军阀混战中，两湖地区诞生了四支主力红军——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和湘赣红军。广东是军阀激烈争夺的又一个混战区域，蒋系、粤系和桂系在这里反复拉锯，结果中共不仅乘隙发动了广州起义，而且发展出了东江根据地。至于说东江红军最后未能持久和壮大，其原因稍后分析。安徽虽然本身并不是军阀争夺的主要区域，但因为地处要害位置，宁汉之战、蒋唐之战和中原大战多在此展开。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安徽名义上为蒋介石所收编的北洋军阀陈调元所统治，实际上被两大军事势力所分割：陈调元割据安庆以东的皖南，柏文蔚割据安庆以西的皖西北。1928年6月到1929年冬，控制安徽的是国民联军将领方振武和石友三。柏文蔚、方振武和石友三后来均成为反蒋派。河南在国共分裂之初属于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但是一直处在蒋冯势力激烈争夺的前沿，多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包括中原大战都主要发生在此地。1927年4月，豫东南由土匪出身、四处投靠的国民党第12军任应岐等部所控制，直到1928年秋才被冯玉祥驱逐出豫东南。
总体来说，在国民党派系军队统治的核心区域，战斗力强而统治较为稳定，中共很难发动跨界革命，即使发动过武装暴动，也很快被镇压下去。而在派系军阀统治的边缘区域及派系军阀争夺激烈的混战区域，则是红军乘隙而起、跨界挺立的区域。在这两类区域中，边缘区域虽然统治相对稳定，但军事控制力最弱，最有利红军的崛起；而在混战区域，因为久经沙场，军阀军队战斗力较强，只是统治不太稳定，相互冲突激烈。北方和西南由于缺乏中共革命的军事基础而很难发展出主力红军，只有位于大别山区的豫东南是唯一的例外。
三、此山与彼山
中国南方山地众多且植被茂密、山体厚实，但并不是所有山地都适合红军的崛起。我们在《革命地理学》一文中对适合红军发展的“中等规模的山地”已略有阐发，此不赘述。除了该文已分析过的“罗霄山—武夷山山带”和大别山以外，还需要补充两个山带（参见图3）：
图3 南方革命根据地山带示意图（1927—1930）

第一个是南起武夷山—仙霞岭、中经怀玉山、东临黄山余脉、北至鄣公山的地带，位于赣闽浙皖四省交界，西部为鄱阳湖平原，信江贯穿其境，在群山环绕的中部为一河谷盆地。笔者将此地带称为“赣东北—闽北山带”，它在地理上通过武夷山与“罗霄山—武夷山山带”相连。该山带的基本特征是四省交界，群山环绕，江河纵横，既有军事上的纵深地带，也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中共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赣东北根据地和闽北根据地，后来扩展成闽浙皖赣根据地。
第二个是武陵山。该山是四川盆地、两湖盆地、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之间的连片山区，山高林密，位于湘鄂川黔四省交界，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山区。贺龙领导的湘西红4军先在此兴兵，在洪湖苏区丧失后，他又领导红3军转战于此，创立了黔东苏区，而后与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在此共同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于这个山带过于贫困，也由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贺龙红军在武陵山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多数时候只是以此地为游击区，形成根据地的时间非常短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个山带均位于美国学者施坚雅所划分的长江中游地区，武夷山、大别山和武陵山正是这个区域东、北、西三个方向的界山。有学者将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武夷山区、武陵山脉、秦巴山地和广西盆地持续的集体暴力看作美洲旱作物区向滨水稻谷区因人口和移民压力引起的暴力溢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红军的崛起视为长江中游地区这种长时段暴力溢出的一部分。
除了红军崛起主要依靠的这四个南方山带外，还有其他几个地区也需要略作分析。
第一个是位于岭南的广东。广东1927年前具有深厚的革命基础，1927年后发展出东江和琼崖两个根据地。从这两个根据地的情况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地势条件对红军的影响。在东江根据地的开创时期即海陆丰时期，因为有彭湃在大革命时期奠定的土地革命基础，加上南昌起义余部组成的红2师加入等因素，1927年后很快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海陆丰根据地。然而，海陆丰大部属于濒海平原地区，地形对红军的发展十分不利，故而根据地于1927年4月创立，1928年4月即已丧失。东江根据地后来分别以八乡山和大南山为中心。八乡山横跨广东省东华、丰顺和揭阳三县，周边都是大山，一直连绵到闽粤边，山高林密，既利于红军防守，也便于与闽赣苏区打通。而近海的大南山虽然物产丰富，比八乡山富裕得多，但几近平原中的孤山，靠近潮汕平原和广州，既使红军缺乏回旋余地，又处在敌人的腹心，面临敌人利用便利的水路交通调集重兵“围剿”的局面。1930年2月，东江特委围绕是以八乡山还是大南山为中心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古大存提出的以八乡山为中心的意见未被接受，特委决定将革命中心转移到大南山。这是东江根据地失败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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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而琼崖红军先后以乐四区和五指山余脉——母瑞山为根据地开展斗争。由于琼崖独特的高山地理特征，琼崖红色武装保持了红旗20多年始终不倒的局面。但也正因为琼崖位于海岛这种地理特征，革命武装无法与其他地区的革命武装连通，发展规模始终非常小。
第二个是大巴山。大巴山屏隔古代的汉中与巴蜀，控扼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在中国古代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价值。然而，大巴山不是中共早期诞生的中心区，中共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基础非常薄弱。从1929年至1930年，此地仅兴起过很小规模的红军游击武装，直到红四方面军1932年到达此地才依其外来的军力建立起川陕苏区。
第三个是1934年秋至1937年秋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区。这三年是红军生存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都已丧失，只剩下以大山为依托的游击区。八省游击区（除属于五指山的琼崖游击区以外）均属于上文所述的“罗霄山—武夷山山带”、大别山和“赣东北—闽北山带”这三个主要山带及其延长区域。其中，赣粤边（以油山、北山、青龙山等为中心）、闽赣边（以铜钵山、罗汉岩、观音岭等为中心）、闽西（以四都山、金丰大山、紫金山等为中心）、闽粤边（以尪仔石山、乌山等为中心）、闽东（以洋面山、太姥山、鹫峰山等为中心）、闽中（以罗汉山、牛鼻孔山等为中心）、湘鄂赣边（以幕阜山、黄金洞等为中心）、湘赣边（以九陇山、武功山等为中心）、湘南（以骑田岭、株木山、东边山、西边山等为中心）属于“罗霄山—武夷山山带”；皖浙赣边（以鄣公山、韩公山、莲花山等为中心）、闽北（以黄龙岩、五府岗、洞宫山等为中心）属于“赣东北—闽北山带”，浙南（以仙霞岭、平阳山、龟仔山等为中心）则是该山带的延长区域；鄂豫皖边（以金岗台山等为中心）属于大别山，鄂豫边（以孤峰山等为中心）则属于该山带的延长区域——桐柏山。由于武陵山革命基础十分薄弱，在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后，未能留下游击战的种子。从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最困难时期所坚守的山头，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山头及所属山带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关联性（参见图4）。
图4 南方游击战争区域及山头示意图（1934—1937）

四、山匪与红军
在红军据山崛起的时候，往往会遭遇占山为王的土匪。土匪与传统社会的秘密结社——会党有较密切的关联。本文为简便计，不讨论土匪与会党的差别。对民国时期的土匪有专门研究的贝思广提出，“任何缺乏维持生活必需的物资供应的地区，都可能产生土匪活动”，但“对于中国的‘下层社会’来说，山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荒凉的山区形成了一个与秩序良好的平原隔离开来的世界，这是以同样的方式强调它们与清平世界的隔膜，土匪的藏身之处以及秘密会社的总部常常被称为‘山堂’”。土匪可以占山为王，也可以依海为盗，还可以据平原为匪，但山是土匪最主要的聚集空间。本文仅讨论占山的土匪即“山匪”。在红军崛起的时期，既缺乏武器，又缺乏有经验的战士，山匪就成为中共收编、团结和改造的重要对象。关于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山匪的政策及其实践，已有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一般忽略了山匪所赖以立足的“山”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红军对土匪进行改造的空间，本文即从此角度作一补充。
首先来看看山匪聚集的山头与红军占据的山头在分布上的叠合度。并不是所有的山上都有山匪在活动。尽管厘清游动性极强、变化性极大的山匪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但前人的研究还是粗略勾勒了20年代山匪活跃的山区。我们以贝思广著作中20世纪初山匪的空间分布图为基础，综合其他相关著述，可以勾画出山匪活跃的主要山区：东北山区特别是黑龙江北部山区以及黑龙江、吉林与苏联、朝鲜交界的山区；热河、察哈尔、绥远山区；以陕西为主包括陕甘宁交界特别是陕北山区；河南西部和西南部山区；豫东、鲁西南、苏北、皖北丘陵；鄂豫皖交界的山区；湘西、鄂西北和湘鄂川黔交界的山区；湘赣交界的山区；赣南丘陵区；闽粤赣交界及闽西闽北闽东山区；川陕交界、滇贵交界和滇桂交界的山区；湘桂、粤桂交界的山区；广西与印度支那交界的山区；粤中、粤西山区；等等。如果就省域来说，河南、陕西、广西的匪情特别严重。山匪大多聚集在若干省或县的交界处以及大山的山前区或余脉或中等山脉，以利进退，而这也正是红军崛起所选择的空间。具体而言，“罗霄山—武夷山山带”包括了袁文才和王佐所占据的井冈山、素称“贼”“民”之间的赣南丘陵和粤赣交界山地，以及山匪广布的闽西山区尤其是永定的博平岭、玳瑁山；大别山区是红枪会活跃的地区；武陵山是湘西土匪和“神兵”出没的空间；只有“赣东北—闽北山带”中的赣东北区域山匪较少，但弋横暴动时组建的“农民革命团”实际上具有“天地会”组织性质，而闽北则是大刀会盛行的地区。此外，1931年后才崛起的陕甘红军刚开始也吸纳了较多的山匪势力。可以说，有山匪的山头不一定会有红军，而有红军的山头几乎都会遭遇形形色色的山匪。改造山匪的成功与否，是影响红军初期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27年10月3日的古城会议上，秋收起义余部中有人提出将袁文才、王佐匪部加以武力解决，而毛泽东说：“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
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正是采取了对山匪加以团结和改造的正确举措，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才迅速在湘赣边界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参见图5）。
图5 山匪活跃区域与红色根据地分布对比示意图（1927—1930）

山匪的活动因地理、气候、经济等多种因素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异。那么，他们在政治上是否还存在着南北差异？红枪会是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入口。如前所述，在大革命时期全国的五个农运中心中，河南是唯一位于北方的中心。在蒋介石1927年4月叛变革命后，武汉政府搁置了东征讨蒋的方案，决定继续北伐，河南因此成为二次北伐的首要目标，河南农运也随即广泛开展起来。然而，河南农运与两湖农运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20年代的河南广布着约150万的红枪会组织。北伐时的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到河南后才发现一个极大的麻烦：“从前河南统治以红会为革命基础，以红会为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协会一样看待，甚至还要看重，这根本是错误的，红会是地主的势力，将来必成我们农运的障碍，但我们目前不能（提出）打倒红会的口号来，只能提出农民加入农民协会。”当然，红枪会不能一概说成是地主的势力，并非完全不存在为革命所用的可能性。但红枪会是带有强烈地域色彩、宗教色彩并与地主士绅势力结合紧密的民间武装组织，要将其整合进革命力量，难度是相当大的。红枪会广布在河南、山东和直隶等北方地区。1926年9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曾对红枪会寄予厚望：“红枪会是军阀政治下的产物……他是真正民众的武装，他已成为民族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应注意使农会成为整个的农民组织，红枪会成为农民武装组织。”而到了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已开始意识到南北方山匪在革命性上的差别：“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了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对敌者，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所面临的这种南北社会条件差异，也直接影响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发动武装暴动时的社会条件。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3日关于南方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大纲中明确提出：“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湘鄂粤赣四省广泛开展的农民运动对当地的山匪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中共在利用和改造这些山匪上的难度比北方要小一些。比如，袁文才在大革命时期就曾是中共党员。相较而言，河南光山县等地的红枪会给鄂东北在大革命前后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造成过很大麻烦，尽管鄂东北的中共组织试图区分“有革命潜力的红枪会”和“反动的红枪会”，甚至创造了自己的红枪会——“三堂红学”，但在更多时候，中共与红枪会处于大规模的相互斗争中。不过，对山匪在政治上的这种南北差异不宜夸大。无论南北，山匪都具有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两面性。中共对山匪最有效的动员渠道往往还是利用红军领袖人物的特殊身份，比如贺龙对湘西“神兵”的改造就是主力红军改造山匪最成功的案例之一，这主要与贺龙参加革命前在当地特殊的身份（袍哥、旧军队及宗族首领等）有关。
五、主力红军的规划、建军及其地理因素
上文分析了影响红军初期崛起的诸多地理因素，但在各地红军崛起的实际过程中，到底哪些地理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哪些地理因素不起作用或重要性不大，除地理因素外还受到哪些政策因素或领袖个人因素的影响，还有哪些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尚需要进行具体分析。本节分析主力红军的规划、实际建军的情况及其地理因素，由此辨析主力红军在组织形态上的差别。
（一）中共中央对主力红军的规划
在中央对各地主力红军实施统一整编前夕的1930年3月，红军有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南方8省127个县。1930年至1931年是红军整编的高峰时期，红军历史上的63个军（含不同部队的重复番号，不含同一部队的不同番号）中的32个、10个军团中的4个以及3个方面军中的2个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整编的。
193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军事部计划将全国红军编成8个军，包括“鄂东北、豫东南的原三十一、三十二师为第一军，贺龙为第二军，赣西南之二、三、四团为第三军，朱毛为第四军，彭德怀部为第五军，鄂西原周逸群部为第六军，广西为第七军，阳新、大冶之红军及此次由独立十五旅兵士叛变过来的为第八军”。4月10日，中央决定将东江红军编为红11军，闽西红军编为红12军。4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中央军委又提出了14个军的整编规划，新增了红9军、红10军、红13军和红14军。5月23日，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作出调整，将原来给红2军和红6军扩展部分留出的红10军番号改授给赣东北红军。9月底，中央又将14个军调整为13个军，红14军番号取消，新增了红16军，因当时情况未明，未再提红9军番号，其他军番号照旧。10月，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决定将鄂东南部队编为红15军。之后，红军的番号还有许多变化。但就本文所关心的红军初期崛起问题而言，只需研究1930年2月至10月中央所规划建立的16个军即可。
（二）主力红军的建军情况及其地理因素
下文逐一讨论主力红军16个军在1927年至1930年的建军情况，并重点分析其中的地理因素（参见图6）。
图6 主力红军建军示意图（1927—1930）

第1军前身为鄂豫皖地区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后于1928年7月到1930年1月先后成立的红11军第31师、32师和33师。按照中央指示，这三个师于1930年4月合编为红1军。鄂豫两省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两个中心区域。鄂豫皖则是各派系军阀争夺激烈的混战区域，两湖在唐生智、李宗仁和蒋介石三个派系军阀中三易其主，蒋介石控制的安徽和冯玉祥控制的河南短兵相接，鄂豫皖就此成为军阀混战的最前沿，统治较薄弱。大别山则是具有完美满足革命发展条件的山带，除自然和经济条件有利外，密布的山匪也如一把双刃剑，虽可能给革命带来麻烦，但若善加改造和利用，也可能转化为有利条件。从中共中央将此地红军命名为红1军以及中央向此地派出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观之，可见中央对鄂豫皖红军的高度重视。鄂豫皖红军的发展得天时、地利和人和，是红军中的头等主力之一，并在大别山保持了28年红旗不倒的骄人战绩。
红2军前身为贺龙在1928年7月成立的湘西红4军，1930年7月按照中央指示改称红2军。这支军队有着较为浓厚的个人色彩。贺龙曾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暂20军是南昌起义的头等主力，贺龙也因此任南昌起义总指挥，但该部队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已被打散。湘西红4军是贺龙只身回到湖南桑植老家后，凭其旧军队首领、宗族领袖和袍哥等革命前特殊的个人身份重新拉起来的部队。湘西虽然在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中远较湖南其他地区落后，但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无论哪个派系主湘，湘西都属其统治势力的末梢，比如曾经长期控制湘西的军阀陈渠珍与1929年后主湘的何键就关系不合。湘西在地理上进可东入湘鄂平原、西入川黔边境，退可据守武陵山，地理条件对军事较有利，贺龙还对遍布该山区的“神兵”进行了成功改造。不过，武陵山较为偏远，经济贫困，自周逸群1928年3月离开贺龙部队后，该军政治上相对较弱，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
红3军前身为1930年初由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3团、第4团、第5团组成的红6军，1930年7月按中央指示改称红3军。江西在大革命时期拥有较深厚的农民运动基础，又属于蒋系军阀统治的边缘区域，1929年8月前朱培德用以控制江西的滇军客居江西，战斗力和归属感都不强（江西红军独立第5团就是原滇军将领罗炳辉率领的吉安县靖卫大队起义部队）。赣西南的丘陵地带既有一定的军事地理条件，又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赣南的“三点会”势力较大，大革命时期与农会打过交道，具有为红军所用的可能性。同时，赣西南是客家广布之地，武装基础较好。红3军是在红5军和红4军直接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很快就成为朱毛红军的一支劲旅。
红4军是1928年4月中共成立的第一支主力红军。这支军队具有其他任何一支红军都不具备的两个独特优势：它由南昌起义余部和秋收起义余部组成，相当数量的武装和重要干部来自国民革命军，具有较为深厚的军事实力；这支部队的两位统帅各有所长，毛泽东在政治上具有他人无可比拟的战略高度，善于进行政治领军，把红军壮大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而朱德在军事上经验丰富，领军御敌有方。从地理上说，红4军最初活动的湘赣边界有较好的农运基础，位于湘军和滇军统治的交界处，湘军战斗力虽强，但疲于军阀混战，滇军的战斗力则很弱。原来占据井冈山的山匪袁文才和王佐具有参加革命的基础，又系客家势力，战斗力较强，后被毛泽东成功收编。红4军1929年后主要在赣西南和闽西活动。赣西南情况已如上述。闽西系蒋系控制范围的末梢，由民军统治，战斗力非常弱；空间上处于武夷山西侧，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战；山匪和客家势力密布闽西，成为有可能为红军改造和利用的力量。
红5军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组成，是继红4军之后成立的第二支主力红军。这支部队来自国民革命军的湘军，战斗力非常强。彭德怀在该部队中的个人威信很高，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较为服膺。1930年8月前，红5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湘赣边界和湘鄂赣边界。湘赣边界的情况已如前述。而湘鄂赣三省均是大革命时期农运基础深厚的省份，湘鄂则属于军阀争夺激烈的混战区，赣是蒋系军阀统治的边缘区，湘鄂赣又背靠罗霄山脉北端，军事上较为有利。山匪也有一定势力，有可能被红5军利用改造。1930年8月后，红5军与红4军、红3军组成红一方面军联合作战，主要在赣西南和闽西活动。
红6军为1930年2月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鄂西洪湖红军，是红军主力中唯一一支主要依靠河川地形的部队。鄂西农运基础好，经济发达，位于军阀混战的前沿区域，这些都有利于红6军的动员。但河川条件不如山地，洪湖又距敌军重兵驻守的武汉不远，交通的便利使敌军较易调集“围剿”部队，因此红六军的发展受到相当限制。
红7军为1929年12月在广西百色起义部队中成立的红军，是第一支由中央直接授予番号的部队。如前所述，桂军是国民革命军战斗力极强的派系军队，
红7军就来自桂军起义部队。广西山高林密、山匪遍布，这些条件如果善加利用，本来有利于红7军的壮大。然而，广西是桂系军队统治的核心区域，虽在军阀混战中有短时分裂，但很快就实现了重新整合。红7军既由中央亲授番号，也多受当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尤其是“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所牵连，战略重心没有放在巩固根据地、壮大红军上，而是放在攻打柳州、桂林这样的大城市上，导致其成立不久就受到重创。广西不比湘鄂赣，也不比闽粤赣，它是桂系军阀的禁脔，不容主力红军藏身。红7军到1930年底1931年初即离桂北上，后来编入红一方面军。
红8军是1930年6月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核心力量由三个部分组成：红5军第五纵队、1929年12月湖北大冶兵暴起义部队、1929年2月在鄂东南的阳新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红5军的情况已如前述。大冶、阳新的兵暴部队系国民军第2军旧部，1929年10月改成独立15旅，参与兵暴的有该旅的五个连。这种由国民革命军或国民军起义过来的部队因系正规军，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加上红5军第五纵队本身的力量，使红8军迅速成为湘鄂赣地区的主力红军，活动区域的地理情况同红5军。
红9军是1930年6月襄阳和枣阳一带的鄂北武装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但只成立了红9军26师。红9军25师是在鄂西北均县、房县游击队基础上于1931年9月才成立的。当时虽然宣布成立了红9军，但并未建立军部。红25师和红26师分别与湘鄂西主力红军——红3军（由红二军团改建）有一些联系，构成了洪湖苏区的“卫星式根据地”。襄阳和枣阳东临桐柏山，均县和房县位于武当山。鄂西北处于军阀统治薄弱地带，鄂北处于军阀混战区域，两地多有山匪。应该说，鄂北和鄂西北本来存在着壮大红军的地理条件，但由于红3军（红二军团）既未能真正打通与这些“卫星式根据地”的联系，也未能将这些红军有力地团结在一起，甚至红25师和红26师之间也各自为战，始终没有成立统一的军部，因此红9军从未真正建立起来，两个师很快失败。
红10军本来是中央军委为湘鄂西部队的扩展预留的番号。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都从原来的主力部队里不断发展出新的主力。但是，湘鄂西苏区的主力发展得十分迟缓，使中央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把红10军这个番号改授给赣东北红军。赣东北有一个其他地区不具有的优势条件：方志敏既是该地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共合作失败后在该地发起暴动的主要领导人，赣东北的革命领袖具有相当强的一贯性。在地理条件上，赣东北有较好的条件，后来又逐渐与闽北连接起来，在“赣东北—闽北山带”建立起根据地。这个地带属于蒋系军阀控制的薄弱地带。赣东北的山匪较少，红10军兴起时较少吸纳山匪的成分，在其发展后期则对闽北的大刀会、横丰的红枪会等山匪组织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敌对政策。总的来说，红10军在长期未与红一方面军打通的情况下能够一直坚持到南方游击战争时期，实属不易。毛泽东1930年初就把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军称为“方志敏式根据地”，与“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并列，表明他已认识到这里的红军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
红11军是1930年5月在东江红军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的。中央曾经对在东江发展主力红军寄予厚望，没想到的是红11军到1931年6月即告失败，番号被取消。中央寄厚望于东江红军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一，广东既是大革命时期的大本营，也是全国最早深入开展农民运动的地区。中共当时在东江进行了广泛的群众动员，在各地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同时，广东自晚清以来经历了高度的地方军事化进程，民间分布的武器占全国之最，农民自卫军手里的武器既众多又较先进，战士具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上述因素使得大革命失败后在东江发展红军有着较好的革命和武装基础。其二，东江多次得到过外来主力红军的支援。1927年至1928年间，之所以在海陆丰地区能建立起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由董朗带领的南昌起义余部——红2师起过重要作用，而由叶镛带领的广州起义余部——红4师在打通普宁与陆丰的红色区域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在1930年至1931年东江根据地建立时期，中央曾多次要求朱毛红军和闽西红12军南下支援东江。1930年7月，

中国历史英雄人物和故事

福建省委代表王海萍甚至将闽西党的任务确定为“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我们（在东江）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西苏区也没有关系”。其三，东江地区既背山又靠海，客家势力极其强大，山匪势力一般，而沙匪（占据沙地的土匪）和会党非常发达且武器非常先进，这都是壮大红军有可能加以利用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基础。但是，在东江地区发展红军也存在两个十分不利的条件。第一个不利条件是该地区位于粤系军阀的老巢，军事控制力十分强大。尽管蒋系与粤系、粤系与桂系乃至粤系内部的争斗使广东成为军阀的混战区域，但从总体上来说，粤系军阀对广东这样一个南临大海、北靠南岭、东近群山的区域控制力还是相当强的。第二个不利条件就是广东的宗族势力十分发达，民团组织完备，武器分布广泛又非常先进，军事化程度相当高，军事实力强悍。也就是说，会匪组织和防盗民团的武器都同样众多且先进，宗族之间、土客之间械斗成风。这犹如一把双刃剑。中共虽然可以利用这些条件动员部分宗族、民团和客家势力，但国民党同样能利用统治优势，动员更多的宗族、民团及土客势力。因此，东江地区的赤白对立常常是沿着血缘关系和土客关系而非阶级矛盾的轴线发展的，其革命斗争中往往夹带着宗族械斗、土客械斗的色彩。这样就使得红11军不仅面临粤系正规军的强大力量，而且面临着同样强悍且高度军事化的民间反革命力量。此外，也由于这种强烈的宗族意识，东江民众并不大愿意参加可能远离家乡作战的红11军。总的说来，在东江发展主力红军的条件是利弊参半的。在这种情况下，苏区革命能否成功更多取决于主要领袖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谋略。然而，红11军恰恰缺乏毛泽东、徐向前、贺龙这样杰出的军事领袖，且受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太深，犯了诸多战略错误，前述放弃八乡山根据地、将革命重心移向大南山根据地就是其中一例。
红12军为红4军部分主力与闽西地方红军的合编，其地理条件与红4军同。
红13军是1930年5月按照中央指示在浙南暴动武装基础上建立的，到1931年2月即已基本失败，1932年5月最后解体。浙江本来就较缺乏农运基础，又是蒋系军阀控制的核心区域，虽也有一些山地游击的条件，但实难敌蒋军重兵。此外，红13军的发展受挫还有一个与红11军相似的因素，亦即浙南宗族势力发达，而宗族势力在助力革命的同时也会制约革命，“宗族化”的红13军与中共组织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红13军的失败。
红14军是1930年4月在江苏南通、海门暴动武装基础上按照中央指示成立的，到10月即告失败。江苏尤其苏中和苏南是蒋系军阀的核心控制区，又处在平原地带，也不具有较深的农运基础，若要在这里能崛起一支主力红军，那反倒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红15军是1930年10月按照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示由红8军第四、五纵队扩编而成，11月进入鄂豫皖苏区，1931年1月与红1军会合，组成鄂豫皖红4军，11月扩建为第四方面军，其地理条件同红1军。
红16军是1930年6月按照中央指示由红5军第二纵队和湘鄂赣独立师合编而成，其地理条件同红5军。
上文揭示了各支主力红军1927年至1930年在“五湖四海”（更准确的说法是“三山五岳”）崛起的地理因素。1930年后，相当大部分红军部队逐渐汇合成红军三大方面军，还有一部分失败或番号被取消，也有个别红军部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南方山区一直坚持游击战直到抗战爆发。对各支主力红军（哪怕是那些很短时间就失败的主力红军）的研究，对理解中共军队的组织形态是有意义的。不过，笔者认为以下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历史研究上具有格外重要的价值。
首先是以红4军、红12军和红5军、红8军为骨干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这是最初以外来的正规国民革命军武装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部队，军事战斗力强，主要领袖毛泽东又具有独一无二的战略思想。无论是这些外来军队与赣闽粤地方的关系，还是毛泽东在主力军内部、主力军之间、主力军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问题处理上都极具复杂性。其中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以红4军和红12军为基础构成的朱毛红军，它奠定了中共军队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毛泽东后来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红一方面军又是八路军115师的基础，在抗战时期先后发展了晋察冀和山东根据地，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基础兵源之一。
其次是以红1军为骨干（后来加入了红15军）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这是最初由鄂豫皖本地农民暴动武装为基础组建起来的部队，利用独特的地理优势，在中央大量外派政治和军事干部的帮助下，发展成一支足可与红一方面军相比的雄狮，后期的主要领袖张国焘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1935年后，红四方面军成为军事规模最大的主力红军，构成了八路军129师的基础，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太行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的基础兵源，也是高级军事将领云集的部队。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基本特性是相通的。不过，红四方面军无论在最初的崛起还是在后期的发展上，都与红一方面军有一些明显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对两支主力红军的对照研究中可以深化对中共军队组织形态复杂性的理解。
此外，以红2军和红6军为骨干组成的红二方面军是三大主力红军之一，后来又构成八路军120师和第一野战军的基础兵源。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在发展规模和根据地建设上不如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但也有自身的特点，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从其崛起的基础来说，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较为相似，都主要来自本地的农民武装，明显有别于红一方面军。
除了在1930年建军的这些主力红军外，还有两支1930年后发展起来的红军也值得特别关注。一支是1932年才在陕甘边界成立的红26军。这支军队发展晚，规模小，军事影响力十分有限，后来融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然而，这是北方地区第一支主力红军，相当复杂的内部组织关系在其他部队中并不多见。
另一支是南方八省游击队武装。所有的八路军部队都是成建制地源自各主力红军，因此理解八路军组织形态的关键脉络在主力红军。新四军是一个例外，它虽然源自南方八省游击队，却不是成建制组建的，而是从头组建起来的。如果说八路军是1930年即已大体成军的主力红军的改编，那么新四军就是红军在抗战形势下的二次诞生。因此，新四军的组织形态与八路军判然有别，尤其是其所处的地理和军事环境（以水网为主要根据地，夹在敌顽之间）又极其特殊。新四军的组织形态的源头不在红军那里，而是自我成型的。新四军发展了华中根据地，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又构成了第三野战军的基础兵源。因此，从南方八省游击队到新四军的组织形态值得高度重视。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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