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罗静：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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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罗静：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摘 要：如何研究中国边疆是令人着迷的问题。历史学虽在边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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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边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学科都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研究。回顾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边疆研究历程，可知社会学致力于从边疆的田野中探索边疆社会的秩序与变迁，寻找边疆内在的方向感，生产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从而解决时代焦虑和国家的困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更需要立足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社会学通过对边疆的田野研究，挖掘中国边疆的本土经验，使得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保持理论自主性的警觉，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使命所在，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边疆治理；田野研究；中国边疆学；知识生产
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发现问题然后回答问题，作为正在构建中的中国边疆学也不例外。中国边疆学是新兴的交叉学科，要“回答什么问题”是中国边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立足于学术之林的根本。社会学清末民初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后，社会学家开始投身边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学家参与到民族识别工作中。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家投入边区建设的调研中。纵观过去百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学家对边疆的研究，无不是以对边疆的田野调查为国家边疆政策的制定贡献学术力量。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研究重点，但是基本关怀是一致的，社会学经世致用和问道于野的学术关怀认为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只有从中国边疆的田野中生产出来。中国边疆田野的经验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
一、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肇始
中国学术界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清末至民国，随着中国的国家形态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主权国家转型，中国边疆研究也从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转向现代专门化的学术研究。
（一）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起点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转型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转型一方面沿袭和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对于边疆的认识，另一方面又加入了对边界主权的主张。因此，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构建中国边疆的自主知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逼出来”的，即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现实危机，边疆成为国家存亡的重要阵地，希望以学术保卫国家。
这里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需要理解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学术转型是怎么发生的。民国时期中国边疆研究逐步转变为专门化的学术研究，边疆研究的范式也随之改变。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研究注重的是从文本中寻求知识,讲求思想源渊，在此学术脉络关照下，做学问的深浅主要是看概念的锤炼功夫,学问追求的是能否从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发现新的微言大义,从而建立新的知识话语和观念符号，而社会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茶、食衣住行等则属于形而下的末流,不是学者关注的对象。社会学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传统方法加入新的范式。社会学是以经验世界为观察对象，以获得有关社会运行和发展知识为基本目标，并努力使国家政策和治理制度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专门学科。社会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学者发现原来解释具体社会现象、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也是学问，学问也是可以来自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在新的研究范式下，学者对中国边疆的兴趣也开始走向边疆田野，并力图在形而下的边疆泥土中获得边疆社会的基本知识，继而在边疆发现问题和寻求答案。
（二）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是多学科融合
中国边疆充满异质性和复杂性，这样的现实也说明了对于中国边疆的研究不是任何一个学科单独胜任的，中国边疆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之初便是多学科融合。
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主要是由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在广西和云南做的一系列少数民族社会调研开始。费孝通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还是民族学家，费氏的学术身份也充分说明了这三个学科在中国的学术脉络是相同的。费氏在《学历自述》中说:“我一向认为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亦即我国的民族学)是不应当分的,它们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在国外之所以分成两门学科,实在是出于它们的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我们中国没有分科的必要。在我个人来说,我所想进行的民族研究也就是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的研究。”1981年底费孝通在一篇题为《民族社会学调查尝试》的演讲中,对我国社会学与民族学密不可分的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阐明:“民族学主要是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所以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在学术上分科上说可是合而为一的。”
中国边疆研究中历史最悠久的学科是历史学和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的研究是以历史文本为研究对象，与来自现实的经验材料保持一定距离，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吴文藻对于中国边疆研究中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认为：“根据实地观察的社会学研究法与根据文献档案的历史研究法，二者是相成的。有重大的科学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是一个时间上的研究。因为可由观察得到的一切社会现象，总是历史上演变而来的结果。”吴氏的这一观点在长期从事边疆社会学研究的费孝通先生那里也得到同样的支持，费氏认为：微型社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的方法是和历史学家合作。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一方面研究边疆复杂的现实生活，从边疆缤纷复杂的经验世界中提炼理论，另一方面在边疆重新找回历史，并力图在边疆研究中超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对立,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新的张力，在超越历史和结构的基础上来构建关于中国边疆的自主知识体系。
二、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初心、方法与经典案例
从民国时期的学科发展历史可以看出，社会学与中国边疆研究的结合，是在各自的困惑中展开的。在当时，无论是作为一个尚在寻求自身发展方向的新兴学科的社会学，还是在内外交困中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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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的中国边疆研究，都面临着未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从事中国边疆研究充满想象空间和无限可能性，也承载着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内在困难。
（一）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初心
首先，社会学研究边疆的初衷是以学术爱国。民国时期是中国的国家形态转型之际，社会学家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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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的初始想法是对中国边疆非汉族群体的社会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对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实证基础。
其次，民国时期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具有鲜明的保群保族、富国强国的实用目的。社会学创立时对于社会秩序和进化的追求决定了其社会改良的企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界与学界对国家主权的关注与日俱增，社会学研究边疆亦是抱定了要服务中国社会的宗旨，从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上讲，社会学能否服务于中国社会也是社会学在中国立足的根本。
（二）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方法论与方法
社会学发端之后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一起主导着社会学的进展。方法论并无高下对错之分，其差异的背后是认识社会的哲学思想的不同。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还有一个“反实证主义”传统，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认为“社会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可以从外部来观察人的生活，但只有从内部才能够理解它”。在滕尼斯之后，德国的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认为社会归根到底是人类活动的产物。社会的本质不是实体，而是一种过程，是组成社会的个人之间的某种互动的过程。
社会学在不同的方法论主导下生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但是社会学研究世界的方法是普遍使用的。社会学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进入边疆社会中，把边疆经验世界转换成一系列概念化表达，包括个案研究、个人经验、器物、文化文本等，概念化表达的呈现形式可以是田野笔记、对话、照片、录音等。最近十几年的技术进步，大量文字材料数字化，从而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定量研究。随着边疆社会的发展，边疆社会生活变得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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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因此社会学研究的素材也变得日益庞杂。所有这些资料,不仅可以以文本的格式存储,而且新型的多媒体介质,如图像、声音和视频,作为原始的分析素材,也日益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新宠。
（三）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经典案例
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以来进行了大量的边疆研究，这些研究都成为社会学理论、方法研究的经典案例，从中亦能看到各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应用，以及社会学对边疆的研究结论推动了边疆治理政策的改进。
首先，在抗日战争开始后，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转移到“大后方”——云南、四川等地。这些地区都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这一时期有不少社会学家乘机在西南地区开展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如吴泽霖的贵州苗族研究，杨成志在滇中和滇东开展的彝族研究，江应樑和李景汉对傣族的研究，柯象峰对西康社会的调查等。在西北地区，还有李安宅对拉卜楞寺的著名调查。这些学者都有留学欧美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功底深厚，相互之间交流密切，他们的成就也因此受到当时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赞誉，被国际社会学界誉为“中国学派”，他们的工作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其次，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即组织学界开展了大规模的“摸清家底”的社会调查，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正是在这样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全貌,而且对于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再次，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在国家“七五”计划（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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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90年）期间，费孝通主持了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边区开发和少数民族发展》，在我国广大边疆地区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考察，费氏将这些调查报告后来结集成册，出版了《行行重行行》一书，在其中讨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
三、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在边疆的田野中发现边疆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目的是对中国边疆的历史和治理边疆的实践形成自己的解释体系和知识体系。那么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问题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边疆学如何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建设中国边疆的认识和经验系统，形成对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知识体系。因此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两个立足：一是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二是立足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
社会学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实际上社会学方法是研究工具，最终要为研究目的而服务。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众多，任何单一的方法都不足以全面地、有效地研究中国的边疆。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基础要立足于边疆，要立足于国家安定统一。近百年来社会学对中国边疆的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学在边疆的田野中发现边疆。对边疆田野的深入研究不仅是社会学的学科专属，调查研究也是“共产党的传家宝”。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中国边疆的调查就是要发现边疆的问题、解决边疆的问题，然后形成边疆理论再来指导边疆治理的实践。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最为深厚的源泉来自边疆田野和国家治理边疆的实践，因此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是立足边疆实际，才能解决边疆问题；必须深挖边疆经验，才能发展中国边疆学理论。只有从边疆的田野中生产出来的理论，才是中国边疆学的自主知识。
（作者罗静，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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