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高树伟：《永乐大典》正本流传史事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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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高树伟：《永乐大典》正本流传史事考辨

《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正本整体消失、片纸不存，有关其下落，因明代档案等资料残缺，佐证正本流传线索的证据不足，研究者各执一词，争论已久。早在明清之际，谈迁、方中履等曾谈及正本可能毁于明万历大火。清雍正年间，《大典》副本移至翰林院时，正本的去向曾引发关注。1949年以后，中华书局调查《大典》副本现存卷目，并征集影印，也曾引发学界对正本下落的讨论。归纳诸家论说，以谈迁、方中履、缪荃孙、赵万里、郭沫若、张忱石、栾贵明、张升等为代表，主要有以下六说：（1）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2）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3）毁于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4）毁于明末清初南京；（5）毁于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6）藏于皇史宬夹墙。学界前有研究已将（4）、（5）、（6）三说排除。
近年来，大量明清文集、方志、谱牒等陆续影印并数字化，以考察正本流传问题牵引，辅以数字人文研究工具与方法，综合文献辨伪、引文追溯及史料辨析，可以厘清《大典》正本流传、利用及下落等史事，以解悬而未决之惑。
一、胡敬辰家藏《永乐大典》辨正
《大典》正本修成于永乐六年（1408）冬，藏于南京文渊阁东阁之下阁，永乐十六年迁都北京后，置于左顺门北廊（即奉天门东庑），此后移储文楼。除正本外，仅有嘉靖年间所抄副本，副本重录完成于隆庆元年。嘉靖帝非常重视《大典》，早在嘉靖二十年（1541）就筹划将《大典》录一副本，“并藏于皇史宬”、“两处收藏”，但未及实施。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宫中奉天殿等处失火，致使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文、武二楼全遭焚毁，因文楼在奉天殿东侧不远，嘉靖帝亟命左右登文楼，夜中谕三四传，才将《大典》抢救出来，这次大火也再次提示重录《大典》的必要性。《大典》重录，于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按当时程序，“内府司礼监奏请将《大典》每一千本作一次发出，交付收掌官”“校书官并写书者俱每日早于阁中领书，至晚交书，例该典籍二员收掌”。每次由，存藏处发出1000本交给文渊阁收掌官，校书官等每日在文渊阁领书，晚上交回。从文楼移出到重录完毕，这段时间《大典》存藏何处，研究者意见不一。就在《大典》开馆重录的同一年，三殿及文、武二楼重建告竣，改文楼为文昭阁。
张岱曾记，“踵而上之，更有《永乐大典》一书。胡仪部青莲先生尊人，曾典禁中书库，携出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世宗盖一便殿，以藏此书，堆砌几满”，点出收藏《大典》之所是嘉靖帝新盖的一处“便殿”。宫外专用以存藏档案、书籍的皇史宬显然不是皇帝“就便安”的“休息闲宴之处”。“便殿”所指，应即嘉靖四十一年重建的文楼，在奉天殿之东。《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楼，而非古今通集库。
胡敬辰之父胡维新从皇宫携出30余册《大典》一事，张岱在《诗韵确序》《陶庵梦忆·韵山》《艺文志总论》中均有记载，而以《艺文志总论》所记尤详，“且闻管库官吏多私窃携归，简其卷数，遗失必多。余于仪部胡敬辰家所见有二十余本，而四支韵中一字尚不能完”。张岱三处记载于胡敬辰家所见《大典》册数不一，《诗韵确序》《陶庵梦忆·韵山》记作“三十余本”，《艺文志总论》记作“二十余本”，且明确指出这20余本所涉韵目为四支韵。《大典》依《洪武正韵》排纂，支韵在第二，张岱按平水韵误记作四支韵。据现存清乾隆年间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二支韵共存259本，确有缺卷，所缺为卷698—719，凡22卷。据《大典》书衣方签上的韵目、册数推考所缺22卷的册数，张升已有考证，卷895—896册书衣方签为“八十九”，即二支韵中为第89册，又卷917—919册为二支韵中第99册，由此二册所在册数及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可知所缺卷698—719实为10本（册）。由此可证，张岱在胡敬辰家所见的30（或20）余本（册）应是永乐正本，不知是否仍在天壤间。
据张岱所记，胡敬辰家藏30（或20）余册《大典》，且“四支韵中一字尚不能完”。核四库馆《〈永乐大典〉点存目录》（以1函10本为单位记录，连写韵字、卷数），二支韵中满足“一个韵目字超出二十本”的有“诗”、“儿”、“辞”三字。据《〈永乐大典〉目录》“师”字跨39卷（卷916—954）“祠”字跨42卷（卷1203—1244），由于《大，典》副本有1册1卷、1册2卷或1册，3卷等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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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祠”二字也可能超出20册，故胡敬辰家藏《大典》应在“诗”、“师”、“儿”、“辞”、“祠”五字之中。如以《诗韵确序》“携出三十余本，一韵中之一字，犹不尽焉”计，则仅可能在“诗”、“儿”、“辞”三字中。
胡维新为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进士，曾任行人司行人，累官至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有过出入禁中之权，但未见其掌管禁中书库。乾隆年间查检《大典》副本时，二支韵仅缺10册。由此推判，嘉靖末年重录前，这部分《大典》正本应在宫中。有学者指出，胡维新于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即到福建任巡按，又改宁州通判，一直在外地为官，并没有机会在宫中行窃，那部分《大典》应是重录完成后才被窃出，辗转到了胡家。余姚胡氏为科第世家，胡安、胡维新、胡敬辰祖孙三人都中过进士，胡敬辰曾祖胡轩、高祖胡谅也曾中举。据《烛溪胡氏宗谱》及《登科录》，余姚胡氏多人与《大典》重录人员为同榜进士，且族人胡正蒙曾直接参与《大典》录副：胡安是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秦鸣雷（《大典》重录总校官）榜进士（同榜瞿景淳为一甲第二名），且与胡正蒙（《大典》重录学士）为嘉靖十六年同榜举人。胡正蒙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李春芳（《大典》重录副总裁）榜一甲第三名。胡孝是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诸大绶（《大典》重录学士）榜进士（同榜一甲第二名为后来参与《大典》重录的陶大临）。胡维新是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丁士美（《大典》分校官）榜进士。胡家之所以藏有《大典》正本，除此前研究者指出胡维新曾为行人司行人、有出入禁中的机会外，恐怕还与胡氏因科举与《大典》重录官员所建立的联系有关。
二、《姓源珠玑》《鸿书》《大明一统名胜志》引《永乐大典》考
《大典》重录完成后，正本仍归藏文昭阁，并未陪葬明永陵。文昭阁为宫中禁地，极少有人获允观览。副本作为“贮本”入藏皇史宬，除每年六月六日例行曝书，清初以前诸臣也难见其真容。明清两代，皇史宬是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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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皇家档案及典籍的禁地，即便朝廷官员，没有皇帝命令也很难入内览书。明人因此多感叹皇史宬之难入，如太仆寺寺丞葛昕云“呜呼！皇史宬恭藏国史，皆缄置以金匮石室，从诸庙宝训，俨然星列于天府，一经金縢下键之诏，即辅臣亦未易索而读之”。明末宫内宦官如刘若愚者，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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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中志》中也曾慨叹：“及万历年间两宫三殿复遭回禄，不知此二部，今又见贮藏于何处也？”
文昭阁、皇史宬戒备森严，其藏书难得一见。管见所及，明代仍有以下诸书引过《大典》：其一，杨信民《姓源珠玑》；其二，刘仲达《鸿书》；其三，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其四，方岳贡修崇祯《松江府志》。
《姓源珠玑》成书于宣德年间，在嘉靖《大典》录副前，是笔者目前所知最早引《大典》的书，其卷5引《大典》2条，卷6引《大典》4条。杨信民自序称，“幸尝应征秘阁，与修《大典》，获观群书，及乞骸归老，遂于眠食之余，臆记平昔所有，笔拾荟萃，及期成帙”，其书引《大典》所据是修《大典》时的笔记杂抄，并非事后重观《大典》原书据以抄录。明以后若有他书引用《大典》此6条者，应细作比对，其文本源头极有可能是《姓源珠玑》。万历年间刘仲达《鸿书》便是如此。《鸿书》卷33引《大典》“夹允，宋人，性敏而贫”，实转引自《姓源珠玑》卷5，而非直接引录自《大典》。《姓源珠玑》卷5引“聂夷中”、卷6引“皇甫谧”，这两段文字与现存《大典》副本引文略有差异，应属杨氏撮抄或《大典》各韵字下节抄文字不同所致。
《大典》录副完成后，也有文献引用，如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引《大典》两处文字。其一，《松江府志胜》载：“按《永乐大典》载郏亶《水利考》谓‘松江南有大浦十八，中有上海、下海二浦’。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或云宋初诸番市舶直达青龙江镇，后江流渐隘，市舶在今县治处登岸，故称上海。”其二，《松江府志胜》载：“《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扈渎垒。’”《大典》载郏亶《水利考》，应出自《吴门水利书》。据曹氏自序：“然予在金陵时泛观四库诸书，凡可为各省山川名胜资者，悉标识其端，积有七簏，用二十夫之力舁以相随。”曹学佺编纂《大明一统名胜志》所据，多是其宦金陵时泛览四库书杂抄之资料。查崇祯《松江府志》卷2有“十五年改华亭县为松江府，仍属嘉兴路”，下有“又郏亶《水议》有上海、下海二浦”，卷5有“《永乐大典》云‘江侧有沪渎垒’”，与《大明一统名胜志》两处引文颇相似。崇祯《松江府志》及《大明一统名胜志》均刊刻于崇祯三年（1630），二书相似引文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仍待深究。上文所记两条《大典》文字源流不清，曹氏泛览金陵藏书，应无机会获见《大典》原稿本，此二条材料似为辗转所引。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六日，乾隆帝于四库馆开馆前谕军机大臣议复朱筠奏处理《大典》事，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在翰林院等处选定人员，细致检阅《大典》，特命与《古今图书集成》校核，择其中“未经采录”且“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奏闻。《古今图书集成》引《大典》凡二处：其一，《职方典》卷690“沪渎江”条云：“江侧有沪渎垒。”其二，《职方典》卷692“上海县治”条云：“《永乐大典》：县署旧在今儒学之东。系松江总场。”有研究者据此认为，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时引用过《大典》。实际上，《古今图书集成》卷690引文与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中的《松江府志胜》卷10引文同，《古今图书集成》卷692引文“县署旧在今儒学之东”应从《大明一统名胜志》“今县治之左有大川曰黄浦，亦曰上海，浦县之得名以此”而来，也不是直接引自《大典》。所谓《古今图书集成》两条引《大典》之文，皆转引自《大明一统名胜志》或崇祯《松江府志》。
除《大明一统名胜志》及崇祯《松江府志》所引《大典》源流暂未考清，《鸿书》《古今图书集成》引《大典》文字，实转引自《姓源珠玑》《大明一统名胜志》和崇祯《松江府志》诸书。
三、嘉靖帝下葬与《永乐大典》副本进书表
研究者曾据《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排次有关嘉靖帝丧葬与《大典》重录的史料，指出嘉靖帝自驾崩至下葬时隔长达3个月零3天，可视为特殊现象，并以此联系《大典》重录完成的时间，将《大典》正本的整体消失与嘉靖帝入葬明永陵联系起来。但明代13位皇帝中，从去世到下葬的时间间隔，仅万历帝（2个月零12天）、崇祯帝（15天）短于嘉靖帝。且据《万历起居注》引首辅方从哲奏疏、《兴邑文锦三僚廖氏宗谱》所载《文政公行程实录记》等文献，嘉靖十五年选定阳翠岭，十六年由钦天监阴阳人廖文政点穴，临清窑厂为之贡砖，经京杭运河运往北京，陆续营建，明永陵寿宫营建在嘉靖二十六年前已结束。《大典》录副在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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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起意，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开馆重录，隆庆元年录副完毕。明永陵自最初选址、营建，直至竣工，与《大典》重录并无交集。
明吴伯与编《徐文贞公年谱》详记嘉靖帝下葬前后诸事。嘉靖帝去世两个月后的隆庆元年二月十四日，即由钦天监择定发引时间为三月十一日，十七日下葬。当时围绕发引时间有过争议，有权势的官员以梓宫在大内，隆庆皇帝出入不便为由，请将发引时间提前15天，不乏附和者。此举遭到徐阶反对，他认为急忙发引不足以“全圣孝”，且如提前发引，距下葬时间很长，停灵于席殿，恐生事端，因此上奏，据理力争。徐阶又唤监官潘一元面问，使中书舍人徐继申密示以意，

潘一元答以旧有择定日期为吉，不宜更动。由此，嘉靖帝灵柩仍按原定日期发引、下葬。并由护丧太监王本等迎于永陵，依徐阶议，嘉靖帝梓宫居中，孝洁皇后次之，孝烈皇后、孝恪皇后又次。此前，这段重要材料似无人引及，其史料来源较早，较为独特，应非凭空拟造。嘉靖帝下葬时间经由钦天监择定后，官员之间对此虽有争执，但与《大典》重录进度无关。隆庆元年四月十五日，以重录《大典》成而嘉奖参与录副人员，距嘉靖帝下葬已近一月。嘉靖帝驾崩后为等待《大典》录副完成才下葬，此说并无实据。
《大典》副本重录完成之际，主持《大典》重录工作的徐阶以“进《大典》表”为题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教习在馆课庶吉士时，也曾以“进《大典》表”为题。由此按图索骥，找到四篇《大典》副本进书表，作者分别为：唐文灿、沈鲤、林偕春、陈经邦。沈、林、陈三人为嘉靖四十四年乙丑科庶吉士。四《表》分别在两种场景下产生，其中唐文灿《拟重写〈永乐大典〉成进呈表》（以下简称唐《表》）为明嘉靖四十四年考选中书舍人所作；沈鲤《拟进〈永乐大典〉表》、林偕春《恭进〈永乐大典〉表》（以下分别简称沈《表》、林《表》）和陈经邦《拟进重修〈永乐大典〉表》是应翰林院馆课所拟，似为时任《大典》重录总校官兼翰林院教习的陈以勤、秦鸣雷命题。
《大典》重录人员多出身于内阁、翰林院，且庶吉士要代拟进书表，对《大典》重录前后，尤其是正本的情况，应相对熟悉。尽管《大典》副本最终似未取用四《表》，但因“考选中书舍人、翰林院馆课对他们自身仕途而言十分重要，是经深思之作”，且阁臣、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关系较为密切，他们在《大典》即将录副完成时，共同完成了命题、草拟进书表。故此，四《表》为讨论《大典》正副本相关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撑。尤其是唐《表》，因其专为考选中书舍人所作，拟写相对仔细，文献价值更大。
对四《表》所反映的《大典》重录完成之际翰林院庶吉士等对正、副本的认识，尤其是典藏等细节，试析分如下。唐《表》“尝建宬而藏史册，并录经书；乃置笥以贮典坟，旁收传记。犹虑分储之未广，方期嗣续之有加”，以嘉靖十五年建成的皇史宬及置办图籍，称颂嘉靖帝稽古右文的功业，也点出其“分储”文献的具体筹划。“先必献诸枫陛，以备重瞳乙夜之观；且将纳在芸台，以充副本别编之积”，为描摹《大典》录副完成后进呈、功用诸事。“后先卷帙，映奎壁而标垂；左右图书，环宸居而拱向”、“后先卷帙”、“映奎壁”等描述似悬拟正、副二本存藏情形。
沈《表》称“方怀献曝之忧，遽轸遗弓之痛。时如有待，道岂无传”，林《表》言“方期上献，少裨大观。不幸龙驭遽升，龟呈莫及。问察虚于侧席，哀痛寄于遗文。方策具存，运会有待”，均是慨叹嘉靖帝驾崩于重录即将完成之际。林《表》有“第牙签数万卷，珍藏或溢于文昭；而上下二百年，掌故仅闻于册府。自非重录，讵免遗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文楼遭嘉靖三十六年大火，至嘉靖四十一年方重建成。通绾此句，“珍藏或溢于文昭”所用应即“今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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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称正本藏于文昭阁。
四《表》所述，无论是“后先卷帙”，还是“西昆东观”，都在用典故指代《大典》永乐正本与嘉靖副本，也在呼应嘉靖帝当时起意录副时“分储”及“两处收藏”的设想。这是《大典》正本没有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的有力旁证。
四、明万历后《永乐大典》正、副本的流传线索
明万历年间，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上疏请刻《大典》，提及正副本均未曾刊刻印行。冯梦祯在《与周叔宗》一函中提及《大典》：“类书事须得博采群书，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此可采也。”考函中所言，“近同年陆葵日（陆可教——引者注）以血疾物故”，陆可教卒于万历二十六年，可证此函作于万历二十六年间。谈及编纂类书事，函中云“非官中应酬日月所能办也。仆即归，足可任此，得时以奇书助发耳目，乃有兴耳”。结合同卷作于三月初的《与黄贞甫》，知此函必作于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初离任前。考量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宫中发生大火，导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焚毁。次年年初，冯梦祯即作《与周叔宗》，未言及《大典》因前一年宫中大火遭焚，并提及“秘阁中有《永乐大典》，卷帙最巨”。据此，《大典》正本“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说不可信。
崇祯年间，曾刻《大典》中日食一卷。据王世德《崇祯遗录》，崇祯二年“五月朔，日食时刻不验……《永乐大典》书成，未经刊布，上命先刻日食一卷行世。今《永乐大典》刻本惟此一册”。孙承泽曾记：“崇祯十五年八月十七日早朝毕，即登文昭阁。阁在皇极殿之东，即文楼也。上步下阁，御德政殿……上问《永乐大典》及《大学》、用人、理财，诸臣各有奏对。”崇祯帝早朝后，即登存藏《大典》之文昭阁，他可能是见到《大典》，才问及诸臣。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陈子龙为陈敬宗文集作序，称陈敬宗“所修书如《永乐大典》，藏秘府文楼不可见，而《五经》《性理》诸书，足以继圣绪、翼经传，岂不灿然庠序哉”。陈氏序有两个版本，且在关键内容上有差异。嘉业堂藏《澹然先生文集》抄本陈氏序，此句作“所修书如《永乐大典》《性理》诸书，足以继圣绪、翼经传，岂不灿然庠序哉”，末署“崇正（祯）壬午嘉平月吉云间后学陈子龙撰”，应是崇祯以后抄本。陈子龙《安雅堂稿》明末刻本中，“《永乐大典》”后有“藏秘府文楼不可见”八字。此八字系抄本所脱，还是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之后，为收入文集又稍作修订，不可考知。陈子龙褒奖陈敬宗，举其所修之书，当然是指《大典》正本。万历末至崇祯年间，《大典》正本仍藏于文昭阁，随葬永陵及毁于万历年间大火二说，均不能成立。
焦点转至明末。崇祯十七年三月，因李自成迫近畿辅，征总督王永吉、总兵吴三桂，弃宁远入卫，李自成攻陷京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位称帝，随即被多尔衮、吴三桂联合攻打，悲愤之下，遂起意将明宫焚毁。考察当时宫殿焚毁情况，据《国榷》记载，“先运薪木积于内殿，纵火发炮，击毁诸宫殿。通夕火光烛天。须臾，九门雉楼皆火发，城外草场并燃，与宫中火光相映。太庙、武英殿门仅存”；《明史纪事本末》等也有类似记载。钱谦益所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如焚如，消沉于闯贼之一炬。然内阁之书尽矣”，应为实写。
经此大火，明大内及十二宫或焚毁殆尽。当日宫殿焚毁情形，从《燕行录》等文献中也可窥其大略。如顺治十三年（1656），朝鲜使臣李渲记十月初三朝参，“从端门左夹入，制同承天门，楼为流贼所焚，尚未重构。自承天抵端门约百余步，左右长廊只余旧基，瓦砾填满，想亦兵火后未构者”。此外，据《清实录》及《永宪录》所记顺治初年各处重建的情况，乾清宫于顺治二年五月建成，太和殿、中和殿于顺治三年十月建成，随后皇城北门建成，赐名地安门，也可逆推当初文昭阁及周边如文渊阁各处，应无一幸免，全遭焚毁。退一步说，即便《大典》不藏于文昭阁，存于周边其他建筑，恐怕也难逃李自成蓄意为之的薪木、炮火之焚。
明末官员黎遂球曾与友人谈及崇祯帝自缢后如何保存宫内藏书，“因而点简六曹旧籍，部署条理史宬《实录》《大典》诸藏书，然后扫除宫殿，倘或焚毁，则相与为卫文‘定之方中’策”。此信应作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后不久，时间下限是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焚毁宫殿。黎氏此函与友人论勤王复仇事，因担心藏书焚毁，便在信中商议如何尽快移出宫中典籍，特别提及皇史宬所藏《实录》《大典》，希望将来在洛阳策建新都，依靠这些典籍，大明礼乐尚可恢复。黎遂球并非高官大员，此函涉及的具体细节，并不全然可信，但对启发考究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九日明宫焚毁前诸臣是否迁移宫中藏书，至关重要。
清顺治十二年，礼部仪制郎张能鳞奉命进入皇史宬查检前代玉牒、训诰，发现《大典》副本，他描述当时所见称，“独古今一大部类书，世所不恒见者，分贮金匮，匮以数十计，匮中以黄袱什袭者数百计，目录卷帙以千万计”。他在另文中也提及“奉命入皇史宬检阅玉牒，因而金匮石室之藏，得沉酣其中者数月焉”。张能鳞所记与夏言奏议颇能互相印证，《大典》录副伊始，已有“便于匮置”、入藏皇史宬的预想。
清入关后，在明宫的废墟上重建宫殿，稽古右文也逐渐提上议程。顺治十年三月稍后，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陈爌向顺治帝上《请购遗书疏》。顺治十二年，张能鳞奉命入皇史宬检书，发现《大典》副本，副本未毁的消息才渐为人知。清初大典》副本尚存皇史宬中，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前，并未将其移出。在李自成焚毁宫殿的约5个月后，南明礼部尚书管绍宁在九月二十六日称“奉圣旨：北畿史宬沦没，今日开馆修史，国之大务，阁中即议纂史等官毕备，务搜罗群籍”，其后列十款供皇帝裁决，第一款即建议悬金购求官民之家藏书，明确提及征集《大典》：“乞移文省直悬金购求，官民之家有藏必献，其《永乐大典》、史宬等书有以抄本进呈者，立予一官。”南明朝廷为修国史，管绍宁奏闻所述，也是实奏。“金匮石室”，混言宫中所藏。“今金匮石室之藏，既归灰烬”，当时宫殿遭焚，典藏旧籍化为烟云的消息已传开。唯管氏不知，因皇史宬未遭焚毁，《大典》副本也躲过此劫。
结语
张岱所记胡敬辰父胡维新从宫中携出30（或20）余册《大典》，经与《〈永乐大典〉目录》《〈永乐大典〉点存目录》参互考订，确认张岱于胡敬辰家所见《大典》应为永乐正本。由此发现烛溪胡氏多人与主持或参与《大典》录副的李春芳、秦鸣雷等为同榜进士，且胡正蒙曾直接参与《大典》录副工作，胡家收藏《大典》或与此有关。考察诸书引《大典》文本，刘仲达《鸿书》及清康熙时所修《古今图书集成》所引《大典》，实转引自杨信民《姓源珠玑》、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方岳贡修崇祯《松江府志》。嘉靖帝自驾崩至下葬间隔3个月零3天，在明代并非特殊现象。尤其是关于嘉靖帝梓宫发引时间，诸臣互有争执，说明嘉靖帝下葬与《大典》录副进度并无直接关联。嘉靖四十四年，唐文灿因考选中书舍人，乙丑科庶吉士沈鲤、林偕春、陈经邦应翰林院馆课，留有四篇《大典》副本进书表，由此得以了解嘉靖帝下葬前后《大典》正副本存藏的史事细节，可证明《大典》正本并未陪葬。
万历二十五年六月，宫中起火，致皇极、中极、建极三殿焚毁。次年三月初，冯梦祯《与周叔宗》称“秘阁中有《永乐大典》”，未提及《大典》正本在此次大火中遭焚。崇祯帝早朝以后登文昭阁而后问及《大典》，以及崇祯十五年陈子龙为陈敬宗文集作序称“所修书如《永乐大典》，藏秘府文楼不可见”，应均指《大典》正本。据张能鳞《皇史宬检书记》，清顺治年间《大典》副本尚存皇史宬中。李自成焚毁宫殿之前，局势混乱，文武诸臣殉节者数十人，无人清理宫中藏书。综合官书、别集、《燕行录》等对明末史事的记载及清顺治朝重建宫殿情形，确认李自成蓄意纵火使明宫焚毁殆尽，三殿及文、武二楼等处全遭焚毁，《大典》正本也全部毁于此次大火。在宫殿焚毁约5个月后，南明朝廷议修国史，管绍宁在九月二十六日上《修国史实录玉牒疏》，陈说宫殿焚毁情形，拟从官民之家征集《大典》。陈康祺记朱彝尊任官翰林时寻访《大典》，“每太息曰‘被李自成衬马蹄矣’”，虽为野史传说，却渊源有自。
综上所论，《大典》正本在明代的流传线索，大致如下：南京文渊阁东阁之下阁（明永乐六年）→北京左顺门北廊（永乐十九年）→文楼→从文楼移出（因嘉靖三十六年大火）→暂存某处→移入重建的文昭阁（嘉靖四十一年或稍后）→文渊阁（《大典》重录期间，在文渊阁收发《大典》）→文昭阁（崇祯年间）→毁于李自成焚烧宫殿（崇祯十七年四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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