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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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

【摘要】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家反而呈现政局纷乱和民生凋敝的局面。正是有睹于此，李大钊从“再造中国”的思想出发，最初提出了以“中流社会”力量为主“别造

中国历史破案故事

”一新“中心势力”挽救危局的构想；随着时代发展，在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他又看到“庶民的胜利”、新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劳工的神圣”，寻找到“庶民”和劳工这些创造历史的底层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又为了中国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因素”、以改组国民党为“联合战线”的新“中心势力”的构想，其实际所指则是中共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以“再造中国”为目的，以复兴中华民族为使命，绝非为个人权势而形成“中心势力”。
【关键词】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中共早期革命；民族复兴

李大钊作为近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学界对他的革命思想已多有研究，但关于“中心势力”的思想理论，相关研究还比较薄弱，迄今未见有系统专论。实则，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和社会改造与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贯穿于长期的革命思想与实践中。他的“中心势力”思想，早期寄望于“中级社会”“中流社会”,十月革命后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认识到“庶民的胜利”而聚焦于劳动者的力量，中共建党到推动国民党改组时期则把推进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尤其是中共党人及其代表的无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势力”,鲜明地体现了李大钊的思想轨迹随着时代而演进的特征。
一、李大钊早期思想的演进与“中心势力”思想的初步提出
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的提出，是在逐步深刻认识民初国情政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一个渐次探索的过程。
一个时代孕育、塑造和呼唤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近代中国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严酷内外危机的现实，呼唤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时代人物出现。甲午之役刚过五年，1889年出生的李大钊在少年时代即“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再建中国”四字，集中表达了少年李大钊的非凡抱负。此时，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然而新成立的民国因旧势力的强大而领导权落入旧式军人袁世凯及北洋军政集团之手。在此新旧交织之际，旧势力、南方革命势力及地方各派势力的相互博弈使得局势异常严峻。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国家面临的严重局面，他不仅担忧因辛亥革命各省“独立，自举都督”而形成的地方势力坐大，“数年或数十年后，势至各省俨同异国”,“至神州粉碎，同归于尽”的危险，而且“窃有忧者，则匪氛之起”,“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黯黯中原，将沦为盗贼世界”。李大钊的这些担忧，很快都变成了现实，表明了他心忧天下且极具敏锐的识见。正是这种忧惧意识，使李大钊清醒地意识到新建立的民国面临严重危险。他在1912年6月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严正指出：“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李大钊于1912年谈到各省都督比皇帝都专制的问题，民国创立者孙中山多年之后在与各路军阀斗争中方痛感“从前革命党推倒满清，只推翻清朝的一个皇帝”以及“现在各省的督军、师长”“都是小皇帝”这类严酷现实,并指出“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孙中山在十多年后经过血的教训得到的这些认识,与李大钊早于1912年就已形成的上述认识基本是一致的，正表明李大钊识见的过人和清醒之处，也说明只是身为青年学子的他，却谋虑国事如此之深之准，看到了国家政治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激发了他进一步改革和改造中国的探索。1913年底1914年初，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留学三年期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如果说少年时代“再建中国”之“再建”系基于外力压迫刺激意欲以恢复中华为主，那么留日期间所形成的“再造中国”之“再造”,则基于内政腐朽刺激意欲以打破中华原有样式进而革新“改造”了。他要怎么“再造”中国呢?李大钊在1914年8月发表的《风俗》一文中提出，风俗、民族文化与民族兴衰有紧密关系。他把民族的政治组织比喻为“群”,认为“群其形也，风俗其神也”。风俗的核心是什么?他认为，“离于人心则无风俗”,人心向道义时风俗便变得纯朴，人心向势力时风俗便转为堕落，而“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枢人物以泰斗其群”。对于这种中心人物，李大钊称为“群枢”。他认为，当世道兴盛时群枢“恒显于政”,则“势与义合，故其致俗于善也较易”;当世道败落时群枢“恒隐于学”,则“势与利合，义与势分，故其致俗于善也较难”。当“群枢既离于政”时，则“高明之地，必为势利所僭居，夺天下之观听，贼风俗之大本”。至此，如不“别建群枢”,仅“以隐相与抗”,则“权势之所丛，利禄之所诱，群之人靡然趋之，亡群之祸，将无可幸免”。李大钊此文，暗含了他欲通过改造国民文化形成新的有道义的“群枢”中心人物以率本族的意向。
1915年1月，日本乘西方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之机，侵占中国胶东半岛，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留日学生随即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成立了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积极参加，并受留日学生总会之托，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内中警告说，在此“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之际，“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李大钊在这里表达了全民族、全体国民在抵抗外辱重大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他在随后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在“日本此次乘世界之变局，强携我国家若民族濒于万劫难复之域，而堕之于九渊之中”之际，“堂堂黄帝之子孙，岂终见屈于小丑!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于天演之中，宅优胜之位置，天道未改，种性犹存，胡竟昔荣而今枯，昔畅而今萎”。近代以来屡受外辱，但从历史长河看，亦为“暂见之小波澜，正为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之因缘”,国民只有“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前途正自辽远。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李大钊在此强调的重点是“四万万国民”“吾民族”“吾民”,他期待“吾民”去再造、去开辟，由前之信赖个别的“群枢”人物扩大到全体民族的“吾民”。
顺着“吾民”的思路，李大钊看到了“民彝”,“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可见，理解“民彝”的关键之一是要处理好英雄和众庶的关系，脱离众庶的英雄必走向专制，必使“英雄守一定之限度，以代众庶而行众意可也；越一定之限度，背众庶以独行其意不可也”,特点是“惟民主义”的“代议政治”。李大钊清楚地知道，这种“代议政治”“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李大钊所阐述的“民彝”,是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具有新的创造力的生命力量及其准则：“吾任重道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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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乎!当知今日为世界再造之初，中华再造之始”,“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我不负此中国，中国即不负此河山，是在吾国民之善用其秉彝，以之造福邦家，以之挽回劫运”。李大钊就是要“善用其秉彝”的中国国民，负其“再造中国”的使命，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
从“再建中国”到“再造中国”,从推重“群枢”到强调“吾民”以至“民彝”,李大钊充满自信地探索与寻找能够拯救并使中国跻身世界发展新潮流的领导力量。李大钊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悲观主义不同，对中华民族的自我革新和复兴能力有充分的自觉与自信。他曾于1915年与陈独秀进行讨论，不同意陈独秀当时所表达的悲观与厌世观点，这应是新文化群体形成过程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件大事。此后，他在新青年群体创办的《新青年》《晨钟》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讴歌青春、青年、中华民族、生命和创造的文章，体现了真诚、炽热、强烈的爱国感情以及博古通今、上下求索的学理性、真理性、使命性的理论探索。在求索的过程中，李大钊逐渐把关注的重点聚焦到中国青年学生问题上。他敏锐地观察到青年学生的革命潜力，指出“欧美之革命，泰半渊源于工人之呼号，中国之革命，则全酝酿于学生之运动”。正是在这个关注点上，中国革命后来迎来了历史性转机，那就是以青年学生“酝酿”为契机的五四运动的发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李大钊在探寻“造福邦家”“挽回劫运”道路上的孜孜努力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也正是李大钊在探索和寻找能够拯救并领导中国跻身世界新潮流的新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看，正是由于认识到能够“全酝酿”“中国之革命”的青年学生这种新生力量之出现，李大钊深感“再造中国”的必要及其“不可缓”,“再造”思想乃有进一步发展与升华，遂于1917年4月初步提出了创造“中心势力”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李大钊长期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阶段性思想清理，是其思想的真实表达，大致包括如下理论要点。第一，“中心势力”的有无、兴衰与国家兴亡有密切关系，“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否则，分崩离析，扰攘溃裂，无在不呈兀臬之象，久而久之，且濒于灭亡之运焉”,这就把“中心势力”之有无与民初现实中的统一和分裂问题联系起来。第二，在民初的现实演进中，国家已经没有了“中心势力”,亡国危机已现，“吾国今日，不惟无中心势力所可凭依，即其历史上所分之系统，而能自成一部势力者，亦且零星散灭，不可收拾”,“夫中心势力亡乃无异于国亡，若并余烬之各个势力而亦亡之，斯真堪为忧虑者也”。具体来说，表现为固有的军权系统势力呈现“分崩离析”之状，而政治系统中的“温和系统”与“激进系统”因“误会”和被枭雄“利用”,“遂成枘凿之势，冰炭之局”,各自“系统内部亦复纷紊离异，不相统属矣”。在此情形下，“今日国家所有之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而此分崩之各个势力中，又皆无其中心人物，足以统率此散漫无纪之团体。以致政象日涣，人心日离，如孤舟泛于风涛澎湃之重洋”,“斯诚政治上之绝大危机也”。第三，根据“旧者不崩，新者何由而建”之理，新的“中心势力”的创造时机已经到来。他指出：“吾民对此零落凋谢之三大系统(指‘军权系统’以及政治系统中的‘温和系统’和‘激进系统’——引者注),无庸为之凭吊唏嘘，致其感慨，惟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的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面对现实，李大钊初步提出这种“别造”新的“中心势力”的思想。这在他自己心中亦只能是一种探索和一种方案，因而以一种尝试的态度指出：“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泯棼抢攘之政治，庶或有澄清统秩之一日乎?”这既体现了李大钊为挽救国运苦苦探路的追索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于无路中找路的困惑。应该看到，即使李大钊在这里尝试把新的“中心势力”归之于“中流社会”,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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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了“拥有国民的势力”这一更广大的群体这样一种条件。同时，如果根据李大钊一贯的思想发展状况看，此处的“中流社会”主要还是以新知识界和城市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社会群体。从经济上看，这个群体的整体家庭状况，无疑是属于有恒产的“中级社会”或“中流社会”的。
可以说，李大钊这里所体现的思想，仍是一种民主主义范畴下的探索。与其他民主主义者不同的是，他既看到了民初政局的乱象，也看到了乱象背后所折射的国家缺乏“中心势力”而需要再建“中心势力”这一核心问题，至于这个新的“中心势力”到底是哪个阶层足以当之，尚需进一步的探索和寻找。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这一核心问题，并在1917年军阀纷争即将正式登场之际，及时地提出了这一时代性问题。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创造“中心势力”思想也在向前发展。
二、由“庶民的胜利”转向聚焦劳动者的力量
李大钊在尝试寻找和创造新的“中心势力”之际，通过俄国十月革命，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中“庶民”的伟大力量：“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对于“庶民的胜利”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性转变，李大钊知道，“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这是其一。其二，“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代表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心所向。其三，“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的时候，“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无疑，这时在李大钊看来，劳工阶层才是世界的创造者，是未来中国的“中心势力”。
从这里看，李大钊无疑从稍前寄托于中级社会转到劳工的势力上，从追求民主主义转移到对新的世界潮流——社会主义的信仰上。1918年12月，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热情地呼唤：“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可见，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李大钊的思想向劳动群众运动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转变非常明确而坚定。
沿着关注劳工群体的这种思考，李大钊把目光转向最贫困的农村。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以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来看，“他们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而“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因此，他鼓励“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主张新的革命知识阶层与劳工和农民阶层的联合。在李大钊探寻新的“中心势力”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关注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力量，在《新青年》《晨钟报》《甲寅》《晨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关于青年、少年和学生奋斗与民族命运关系等方面的系列文章。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社团组织的工作，受邀担任学会发起人和编辑主任。该学会是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先进组织，其中相当一批成员随后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他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指出，“少年中国”的目标“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在物质改造方面，要“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重点是“打破智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这显然是一种为由社会主义实验向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转向作准备的运动，而李大钊思想的关注点则是由知识阶层向下寻找劳工阶层的力量。
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掌握，李大钊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论证了现代新经济组织的兴起引起的“劳工神圣”观念对中国思想和伦理革命的意义。他说：“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随后，他又对“知识阶级”与劳工的关系作了新的解读：一方面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显示了“知识阶级”在社会变动中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表明民众才是主体和主人，“知识阶级”如果不忠于民众，就无法显示其意义，也无法做“民众的先驱”。他在《变革的原动力》一文中认为“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并举两个例子分析说，“法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据此，他分析中国北方的灾荒造成了“饿殍满野”,这样下去，“将来恐不免要造一回大变革”。李大钊直接讨论的是灾荒，实际上关注的是广大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及其导致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恰是他关注“劳工阶级”的具体体现。由关注俄式“劳工”革命问题，必然走向建立维护“劳工”利益的革命政党阶段，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俄国这次大革命，不是独独代表俄国精神，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李大钊在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由原来主张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流社会”为“中心势力”,转为关注“庶民”而聚焦于“劳工”阶层在社会变革中的“原动力”。
三、中共建党到国共合作进程中对“再造”新“中心势力”的努力
1921年7月，在中共正式宣布建党的时刻，李大钊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发表《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对俄罗斯革命历史的演化进行了系统总结。值得注意的是，他这里运用“中心势力”理论对俄罗斯革命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比较客观地看到李大钊“中心势力”的内涵指向。
这篇文章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俄罗斯革命史上的重要年代”,主要是梳理俄国革命从1825年到1917年革命发展中的几个节点。第二、三部分分别是“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和“革命中心势力的三大系统”,通过对俄罗斯的版图构成、人口构成(农民、城市工人、学生、自由青年及职业阶级等)等因素的考察和分析，认为“俄罗斯的中心只在大俄罗斯一部分，而在大俄罗斯中革命的中心势力又只在大俄罗斯全人口中少数的知识阶级。我们应该把那些农民、无产阶级、工人、职业阶级，看作一种另外的要素，而全将注意集中于现代俄罗斯的动的要素，就是为革命原动力的知识阶级”。李大钊这里的“革命原动力的知识阶级”,实际上指的是改革性和革命性的党派群体。而具体来看，这个“中心势力”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无政府主义派，在1917年前就“已不成为革命的重要原素了”;二是自由主义派；三是社会主义派。后两派是“近年来促进俄国革命的两大势力”,这两种势力背后，“实有一更大的势力，为他们的泉源，就是一般人民对于自由的热烈的要求”,“他们在经济上物质上常感受饥荒与缺乏的压迫，精神上常感受束缚言论思想自由、束缚社会的伦理的行为等等”,“这些光景都可以激起他们一种猛烈的愤怒，凑合了种种的目的与感情才表现而成此二大势力以为反抗专制的大运动”。自由派1917年3月采取革命手段，“皇帝退位后，一时政权握在受温和社会党人扶助的自由党人手里”。是年7月，“社会党又把自由党的政府推翻”。同年11月7日，“多数派(Bolsheviki)起而代之以至于今日，俄罗斯的自由主义遂为社会主义所战胜”。第四部分是“劳农政府的组织及其中心人物”,对包括列宁、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在内的14位“新俄罗斯的中心人物”的主要业绩作了基本述介。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里仔细研究了俄罗斯革命的“中心势力”是如何消长的。在他看来，反对俄国专制政府的三派力量都曾经是“中心势力”,三派在反对俄国专制政府方面是一致的。但是，“中心势力”的三派又是彼此消长的，如无政府主义在“三四十年前虚无主义盛行时代是一很大的势力”,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又复呈活泼的气象”,但最后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劳农政府组织取得最后的中心地位。同时，在“中心势力”中，还有一个以列宁为首的中心人物集团。也就是说，“中心势力”实际上具有一种较为宽泛的几个阶层联合革命对抗专制势力的性质，而非指单纯以一个固定阶级为对象的政治力量，在范围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同时，这种开放性又是有目标和归宿的，最后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方向和道路上去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对于理解李大钊以后革命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可能更有裨益，也更能准确地理解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真实轨迹。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中共二大虽然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革命纲领，但面对居于统治地位、力量强大的北洋“封建”军阀势力及其所依靠的外国列强帝国主义势力，中共不仅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经验不足，而且组织和力量显得弱小。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中共与因陈炯明背叛事件受挫而在上海反思并困惑如何改造国民党的孙中山走到了一起。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接受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案。1922年9月初，李大钊和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一起，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鉴于当时的特殊国情，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共合作。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接着又到洛阳会见当时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吴佩孚。是时，吴佩孚乘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之威打出“法统”与“统一”的旗帜。这种政治形势在期望形成新的“中心势力”与“再造中国”的李大钊看来，是致力于实行国家内部统一的一次重要契机，是应该尝试和推进的。他在会见孙、吴后答记者的谈话中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唤起民众的觉醒”,因全国“深切期望能有一个统一政府的出现，世界各国也都盼望中国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我们应为它的出现而努力”。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谈到与孙、吴会见后对国家政治的意见，并说“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裂”。此信可与答记者谈话相印证。但因直系独占北京政府后，曹锟支持“保派”(直系保定派)打击“洛派”(直系洛阳派),吴佩孚受此压力不得不转而支持曹锟谋求大位。直系遭到各派反对，孙中山只能联皖段奉张以抗曹吴，并未走通李大钊等此前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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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联吴道路。正因为要抵抗当权的直系曹吴军阀，更加强了国共两党实现“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推进“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同时，作为共产党人，李大钊有独立的组织和思想体系，在关于“民主”的理解方面仍坚持自己的阐释。“平民政治”这个属于一般民主主义范畴的概念，在李大钊看来，便有了新的解释：“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有译为‘民治主义’的，有译为‘唯民主义’的，亦有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的。”可见，“平民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是以往战胜专制主义的思想潮流，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自劳农俄国成立后，政治学者乃为这种新式的政治，立了一个新名词。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这样一种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而由工人执行的事务管理。这里所谓工人，当然没有男女的差别。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李大钊认为：“‘工人政治’,亦是本于‘平民主义’的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故有人说这‘工人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总结几句话，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李大钊这里所指的新的平民主义，超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范畴，是一种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主义，是一种消灭了一切阶级压迫、性别差别、统治与从属差别的民主主义。这样的民主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固然无法实现，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到中高级阶段才可能得以实行。但李大钊将这样一种社会状况阐释出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异于空谷足音，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况且，他此处所关切的工人问题，正是中共建党初期在城市大力推进的重点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工人组织在工厂和铁路系统有了快速发展。但是，工人运动的快速发展威胁到居于统治地位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利益，实践证明原来试图的联吴计划，国民党无法走通，中共更无法走通。因此，从联合战线的视角看，只有中共与国民党联盟是符合实际且能够实现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李大钊提出了“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的认识。他分析了国民党的历史和现实、优势和局限后指出：“国民党的根萌，实际上是培植在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和中国南边华侨母国的广东一省。第一革命(指辛亥革命——引者注)后，虽然一时全国到处都有了国民党，但这些虚浮无根的花，只是那几株栽植在南方的广东和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的‘国民党’树上所开的花，一阵风来吹遍大地旋即萎谢了。然而那几株在社会上有根柢的树，还是远在南天孤孤零零的长着”,“我们要多多的播布这树的种子，若使他普遍全国，在中国到处植下了根基，任他沙漠似的狂风烈日，也吹不荒、晒不荒中国政治的田地了”。对于辛亥革命，李大钊认为“‘推倒满洲’是一个早熟的果实”,这一认识与其他中共党人的认识大致相同;正因为“早熟”,自二次革命受到北洋军阀“重大的打击”后，“国民党亦因此自懦，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李大钊认为，“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以往国民党没有完全成功的缘故，“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有在社会上植有根底的组织。国民党现在惟一要紧的工作，就在向全国国民作宣传和组织的工夫。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不要使国民党自画于广东；要使全中国为国民党所捉住，不要使国民党为广东所捉住；要使国民党成功一个全国国民的国民党，不要听他仅仅成功一个广东和海外华侨的国民党”。李大钊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就如何组织推进国民党联合各革命阶层和团体“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提出了宏观的战略思考和针对性的具体实施方略。可以说，这对于国民党的新生而言，带有设计和规划的性质，对将国民党发展为“联合战线”的一部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顺此思路，李大钊在新形势下提出了新的“中心势力”思想与理论。1923年5月，山东发生了匪首孙美瑶劫持火车旅客案，因旅客中有30多名外国人，故引起国内外舆论热切关注。李大钊在答日文《北京周报》记者谈话中表示，这类政局纷乱、“中央没有真正的实力”和“土匪增加”问题，“虽然很早以来就很清楚，我国必须实行根本改革是对的，但是我国很多人，对此并没有下工夫研究过”,“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我们首先要创造出作为中心的东西，然后再采取进行改造的程序才可以”。他举例说：“德国的改革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中心进行的……震撼全世界的俄罗斯的大改革是以共产党为主而进行的”,“日本维新改革，也是以‘萨州’和‘长州’为中心进行的”。他总结说：“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没有形成一个中心而能进行大改造事业的尚无其例”,“因此，势必需要作为改造的中心的东西。到底什么是需要的呢?以我个人的见解，就是首先以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心，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现在的国民党还没有什么实力，然而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加上我们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从而使该党形成为更加有力的团体，那么其他督军中之有力者，就不能反抗它而不得不加入它了”。应该说，李大钊的这些判断是相当直白的，这大概是对外文报纸不需要政治禁忌的缘故。这时，中共因直系镇压二七工人罢工，对直系吴佩孚已没有幻想。联合在国内尚有较广泛影响力的国民党，以对抗军阀势力，是中共的基本政策和策略。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中心”或“中心势力”,虽然举了俄国革命中的共产党，但也举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两藩下级武士发动的“尊王倒幕”运动，其意涵所指仍是较为广泛的，因此才说以国民党为“中心势力”,是因为它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和孙中山“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此处“包容我们”的“我们”,在李大钊心中自然是指“我们共产党人”;此处“理解人们主张”的“人们主张”,自然主要是指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共党人的“主张”。也就是说，因包容“我们共产党人”,因“理解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尽管李大钊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目前“还没有什么实力”,不具有“中心势力”的资格和条件，但是加上“我们共产党人”“对它的不适当之处的改良”后，就可以将其“改造”,使其势力压倒军阀(“其他督军中之有力者，就不能反抗它”)而可为中国的“中心势力”了。此时，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和中共的帮助下，正酝酿和实施改造长期松散以致“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的国民党，中共领袖陈独秀适时提出“应该扩大和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李大钊等中共高级干部积极参与国民党改组并担任重要职务。这种实践正是李大钊“中心势力”理论所设想与推动的，这一构想不能不影响到孙中山，以至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的国民党改组最后阶段明确宣称：“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事?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这表明，建构中国革命的“中心势力”,已成为国共两党领袖的共识并付诸实践，表现形式就是以国共合作为内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国民党一大召开，推动中国革命进入国民革命运动的新阶段。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在北方尚处于秘密活动状态，李大钊1923年5月对日文《北京周报》所说的“我们”自然不便明白地说出“我们共产党人”之句，但李大钊心中的“我们”必定是“我们共产党”无疑。因此，中共在这个将被改造和形成的“中心势力”中，实居于设计、策动、指导乃至领导的地位，实际上是这个“中心势力”的“中心”,也就是李大钊说过的“中心势力”的真正“中心人物”。李大钊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有明确说明：“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由李大钊的这两点看法，再结合之前提出的把国民党改造为国家“中心势力”的谈话，就很清楚地显示了这个“中心势力”是以“无产阶级”而非其他阶级“领导”的，中共党人是这个“中心势力”的改造者和推动者。
在李大钊“再造”“中心势力”思想的新发展过程中，共产党人的突出地位是十分明确的。1924年6月，李大钊经组织安排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7月1日的第22次会议上，李大钊作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情况的报告，其中就突出汇报了国民党改组前后的情况和中共党人的作用。他说：“起初，国民党人只力争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推翻国内的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翼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是由于我党党员和左翼的共同努力，才得以通过的”,“代表大会之后，民族运动进入新阶段……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翼到处都在积极工作，在南方是开展合法工作，在北方则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南方的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在中国革命中，“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在这个报告中，李大钊用事实表明中共是国民党这个民族革命“中心势力”的策划者、推动者和组织者，并表明了“唤起民众”和把工人作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的思想方针。因为共产国际会议是世界共产党人的会议，李大钊显然将其视为内部会议，因此这个报告中的内容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达。他表达的重心，无疑指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国民革命的真正中心，是中心的中心。这与他在中共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表述的思想重心是一致的。他随后在莫斯科大剧院组织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大会上也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
李大钊很清楚，“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他们绝大部分是半赤贫的小农”,而“破产的农民是起义的基本力量，而且这个因素正逐渐演化为广泛的国民运动”,在“中国内战延续的时间越是长久，越是激烈”的情况下，“工农群众就越能迅速地意识到，踏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路才是唯一的求生之道”,因此，“抛掉外国资本和中国军阀双层枷锁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对于工人的地位，李大钊明确指出：“在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懂得了谁是他们受苦受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它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民族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责任……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取得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工人们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在这里，李大钊明确把工人称为革命的“中心”,这就将他的“中心势力”理论的“中心”明确地确立在中共的政治体系里。正是有了这种明确的认识，李大钊随后在谈到中国的纷乱的内在问题时，明确指出了国民党存在的严重局限和共产党人的责任，“国民党中又因分子的复杂，又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商团，他们不但不做革命，反而要做反革命，破坏革命的事业。这样看来，国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中山外，只有一二人，其余只有我们了”,“负有这时革命的责任的就是我们”。尽管他也提到党的幼稚性以及“人数又很少”“没有基础”等问题，但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团体是全被压迫的民族的先驱，我们的革命是为全人类的……我们的责任这样的重大，所以我们应以团体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团体。”这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以这种使命要求看，当然是有资格来做中国“中心势力”的“中心”的。而中共要完成中国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历史任务，国内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发动与依靠民众，以“民众势力作最后胜利以结束国内战争”,把“民众势力”作为争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而在中国，“民众势力”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对此，他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至此，李大钊把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人和农民，视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中心依靠力量。他虽然没有再刻意强调“中心势力”理论，但他心中已经明确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中心势力”。正是由于形成了由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和农民这一真正的中国革命的“中心势力”,才得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才伴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形成了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才有了北伐胜利进军的群众基础，北伐军才能以少胜多、以寡敌众，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才能在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严重关头，中共党人毅然举起继续革命的旗帜，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四、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的特点和历史价值
通过以上对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发展、演变的梳理，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一思想具有随着时代发展和演变而与时俱进的特点，显示了李大钊勇于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可贵品格。他之所以能这样孜孜以求、上下求索直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就在于他怀着一颗炽热的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心。他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乃由于此前“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因此，李大钊通过研究指出：“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而民国以来，地方军人“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重以库帑空虚，岁出增巨”;“势不能不加征重敛于民”,“吾民乃委无望矣”;“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呜呼!国家至此而穷于用，则吾民之所以牺牲其天秩自由，而屈其一部以就范于国家之下者，果何为乎?”因此，要救中国，只有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对内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势力。而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势力要比被压迫的中国民众的力量强大得多。孙中山一直致力于和北洋势力作斗争，但由于仅限于武力斗争，依靠军阀打军阀，因此屡屡受挫。军阀自身分崩离析，更不足以领导中国走向未来。正是那个近代以来外受欺辱、内困纷扰、国家缺失“中心势力”的特定历史时代，孕育和呼唤出有志“再造中国”、集思想家和革命家于一身的李大钊，提出“中心势力”理论来回答这一重大历史性课题并在实践中致力解决这一关键现实性问题。李大钊提出“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由此开始了他探索如何寻找和形成国家新的“中心势力”的思想与实践发展历程。他由最初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内的“平民主义”,找到了“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中心势力’”这一路径；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庶民的胜利”启发他到社会下层劳工和知识青年中寻找改造中国的中坚力量，这一认识的转变与他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并采取“直接行动”以及和陈独秀合作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一历史事件是同步的；但中共成立后，由于尚处于幼年时期，经验、能力、力量和社会基础均准备不足，要独立完成中共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以改造中国的任务还存在相当差距，只有联合在当时既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力量又具有革命性的国民党，才有可能与强大的敌对力量相抗争。因此，在李大钊看来，通过中共党人的发动、推动，可以改造国民党为新的“中心势力”。后来，通过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李大钊所设计的国民党在全国的“普遍化”,推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但这个新的国共合作形成的“中心势力”,只是一松散的革命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中共力量以及李大钊所特别推重的工人和农民力量，才是这个“中心势力”的“中心”,在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中，已经越来越明确体现出来了。总之，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追随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前进的步伐。在相当程度上看，他不仅仅是停留在思想层面，更是在实践上越来越走入了时代的“中心势力”之中，如果套用他的“中心势力”理论，他越来越是时代“中心势力”的“中心人物”之一。
其次，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的理论来源，进一步探讨“中心势力”思想所具有的独特之处。李大钊是否借鉴或吸收了其他人物的这一理论，笔者目前尚无法断定，但可以通过与同时代其他也持有类似观点的论者加以比较，凸显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的特色。
大致在李大钊最初提出这一思想的前后，亦有其他记者或政界人士提出过这一概念。如报人邵飘萍于1916年曾评论过“中心势力”问题。他说：“近见东报谈我国时局者，每以我国于袁氏死后失去政治上之中心势力，或不免于纷扰为忧。”但他接着说：“凡一国政治运行之稳固，不可无中心势力，此言诚是也。然袁氏可谓为我国政治之中心势力乎?观袁氏之所以败，亦当知其不然矣。余谓国政之中心势力，不可系于个人者也。共和国政治之中心势力，宪法而已。以宪法为中心势力……长久之计也。”由邵飘萍使用的“中心势力”话语显示，日本报纸提出“中心势力”,是基于袁世凯死后中国在政治上突然失去能统摄各方力量的权势人物状况而使用的一个分析概念。邵飘萍就“中心势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一是袁世凯的失败表明，说袁世凯是中国的“中心势力”,显然与事实并不相符；二是不应把国家的“中心势力”定于一个人身上，在共和时代应定于宪法所能代表的公共势力上，这样的“中心势力”才能长久不衰。其后不久，邵飘萍在采访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时，后者因纷扰之时局，“不胜其忧时之感”,谈到了国家“中心势力”的问题。汤化龙说：“凡一国政治之所以能稳固进行者，必赖有一中心之势力；否则非如一盘散沙，即各派互相攻击无已时而已。清室既倒，袁氏亦知以养成国家之中心势力为务。然实际上，袁氏之所为，惟以个人为本位，而不以国家机关为本位，不足成为国家之中心势力，其失败也固不待卜而可知者。袁氏逝世，政局纷如，终夜思之实无办法……然尚有所希望者，仍以众力养成国家之中心势力，以巩固国家之基础耳。但兹事体大，其成至难。”汤化龙是立宪党人出身，民国初年是进步党的重要领袖人物，主张温和的民主政治，因而他对国家“中心势力”的思考，无疑属于民主主义的范畴；但他敏锐地看到了“中心势力”对于国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清醒地认识到袁世凯以个人为本位的“中心势力”与以国家为本位的“中心势力”的根本区别，并寄希望于建立以“众力”为基础的新的国家“中心势力”,当然他这个“众力”是政府与国会双方一致，以国会中的“优秀分子”为基础“登政府之舞台”“逐渐可以融化之”形成的力量。随后，《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在对时局的感言中也指出：“吾曹日日所希望者，国家有中心势力与中心人物……今则举国殆成一盘散沙之势，中心人物既渺不可得，中心势力亦破坏分裂不可收拾……使中心势力长此破坏，中心人物长此缺乏，则国家终于无可救治。”他也提到“中心势力”这一概念，并指出“中心势力”之于国家的重要性。应该说，上述人物的认识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大钊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中心势力”思想，大体上与这些认识属于同一范畴。其中，李大钊所认定的“中心势力”“中流社会”这个群体，较之汤化龙所说的国会与政府中的“优秀分子”范围更扩大了些，阶层也更接近“平民”群体。还需要说明的是，李大钊与汤化龙有很深的私人关系，尽管后来他们二人政见多所不合，但私谊仍存。因此，他们思想的相互影响当是客观存在的。当然，李大钊对“

著名人物中国历史故事

中心势力”的思想认识，有自己的独特思考，特别是他提出了“别造”新的势力而非依赖于原有的力量，这是与其他人显然不同的。
事实上，早在民国初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际，国民党发表的组党宣言就提出了“中心势力”概念及相关理论。宣言开宗明义，一开头就称，“一国之政治，常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黯然无色”,并结合民国成立、组织国民党的现实情势指出：“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能不汇之于政党。”政党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歧之政见是也”,如是则“足以运用其国之政治，而贯彻利民福之祈向，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这里的“中心势力”是政党政治条件下的“中心势力”,是议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条件下的“中心势力”。但是民初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政党政治，也没有确立真正的责任内阁制度，国民党宣言里所称的那种“中心势力”在中国并没有变成现实。
因此，中国实际上缺乏稳定的“中心势力”,遂造成了政局纷乱的局面。正是目睹于此，李大钊从他“再造中国”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他的“别造”一新的“中心势力”以挽救危局的构想，也开启了他由平民主义向“劳工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转变。与其他人相比，无论是邵飘萍还是汤化龙，在谈到“中心势力”问题时，是因一时一事有感而发，并非系统性的一贯思想。而李大钊的“中心势力”思想，则是他由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转变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带有主线性的思想内核。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的独特历史价值，就在于这一思想以“再造中国”为目的、以复兴中华民族为使命，绝非为个人权势而形成“中心势力”。在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上，李大钊敏锐、准确地掌握了国家发展中的基本规律——“中心势力”之于国家兴衰的极端重要性，因此他孜孜以求地探讨如何在纷乱的中国重新建立挽救中国于危亡的新的革命“中心势力”,把追求真理与救国救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在探讨、思考、策划，还在行动；他是思想家，还是实践家；他是领袖，还是战士；他是学者，还是革命家；他珍爱生命，又舍生取义。所有这些都体现在他对“中心势力”问题的长期深入思考与不懈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中心势力”思想的独特历史价值，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为了救国救民，通过建立中共、改造国民党，淬炼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迎来了新的发展。中共党人在长期的革命磨炼中终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到逐渐成熟，真正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和成功的中心力量。这其中，浸透了李大钊传递过来的不朽精神和伟大力量。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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