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狂欢时代: 生活在明代》评介|《社会生活史的多视野考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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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狂欢时代: 生活在明代》评介|《社会生活史的多视野考察与思考》

社会生活史的多视野考察与思考
陈曦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04期
近四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新兴起的“生活史 ”研究 ，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的认识 ，大体把它归属于社会经济史的门类之中，或者更加官方规范化一点，是属于专门史(经济史)的门类之中。而我们现在所涌现出来的大多数“生活史”的研究著作，确实也是比较偏重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这种过于偏重“社会经济史 ”领域的“ 生活史 ”研究 ，实际上是无法涵盖“生活史”研究领域的基本内涵的。所谓“生活”，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诸如“油盐酱醋”“果 腹蔽体”一类的具体生活生存物资，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大大提升一步，将之理解为“生活方式”的广阔内涵。这样一来，我们对于“生活史”的理解与研究，就不能不大大拓展其考察 视野，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里面去探讨和思考。近日，陈宝良教授的《狂欢时代:生活在明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版)，无疑就是一部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的广阔内涵来考察明代“生活史”的开创性著作。
与以往的“生活史“不同，本书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三编，通过大量史料，重新诠释了明代物质和精神生活史的特点。作者将其定义为“狂欢时代”。所谓狂欢时代，是指明朝中后期社会礼教松懈之后个人自由意志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特征。全书既有对明代社会生活史的宏观观照和长时段描摹，又不惜笔墨着重刻画了明代社会生活“新奇博变”的诸多现象。尤其是关于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的动态变迁情况，更是内容涉及广泛，既有政治生态和制度变迁方面的政治生活，又有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还包括民间生活的多样性变化。
陈宝良教授之所以把自己的这部著作定名为“狂欢时代”，正是因为他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对明代各阶层“生活方式”的全景式思索，并进而对明代的时代特征进行全新的诠释。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陈宝良教授就开始尝试就明代的文化历程加以动态变迁的探究，旨在说明明代中期以后文化的变动，尤其是王学崛起以后引发的明人个性解放，犹如“悄悄散去的幕纱”(详见陈宝良《悄悄散去的幕纱:明代文 化历程新说》)。这一概括，语出明代后期焦竑之说，焦竑论阳明学的出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至90年代，陈宝良教授学术研究的重心已从文化转向城市生活，进而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趋势日盛 ，城市 生活日趋活跃 ，以礼教秩序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几成风雨飘摇之势，故又称之为“飘摇的传统”(参见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从陈宝良教授对于明代历史的研究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明史时代变迁以及明代社会各阶层“生活方式”变化的密切关注与思考。
正因如此，随着个人对明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如何重新认识明朝所处的时代，显然已经成为陈宝良教授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无论是政治生态与制度变迁，还是礼崩乐坏与文化活力、社会失范与生活转向，无不证明在明朝尤其是晚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变动。陈宝良教授思考再三，称之为“狂欢时代”，或许这一称呼，比较契合明朝这一时代特征。意在表明代中后期礼教禁防的松懈，以及个人自由意志的充分彰显。
陈宝良教授在《狂欢时代:生活在明代》一书中 ，以翔实的文献资料 ，分上中下 三 编 ，分别论述了“明代政治生态与制度的变迁”“礼崩乐坏与文化活力”“社会失范与生活转向”等一系列明代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正是体现了明代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帝国之后，倡导俭朴生活。而吊诡的是，没过多少时日，这种状况便发生了变化，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商业繁荣，城市生活丰富多彩，人们不屑于以圣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灭没真性情甚至欺世盗名的假道学，拜金、纵欲，追求个性自由，厌常喜新，转而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
明代前期的商业繁荣以及社会生活态度的转变，只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变化的一个小小前奏而已。陈宝良教授认为，揆诸明代的历史事实，至少有下面两点可以得到证实:一是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已如明代文人归有光所说， 从士农工商职业井然的“四民异业”，转而变为士与农 、商常常互动的“四民相混”。其结果，则造成明末清初学者张履祥所言，因职业互动而导致耕织难得饱暖，甚至出现从“男耕女织” 向“男盗女淫”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基于士阶层的道德堕落，导致读书人“ 廉隅不饬，名教败裂”，另一方面，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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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四民观的重新形塑，工、商职业随之受到士大夫的日益重视。二是自出现“酒色财气”四字并列之说以来，万历年间的苏州，确乎已经有人因犯此四字而死。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如虎丘僧人省吾因嗜酒而一日醉死、名士蒋高因昵于一妓而致殒、名士张献翼因涉私妓或与盗通而罹于非命、市人葛成倡义驱逐税使而被置之死法。为此，苏州人将此四人之死，凑成“酒色财气”四字。这种突破传统道德价值观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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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中，陈宝良教授敏锐地意识到，明朝是一个逐新求精的时代。民众对丰富世俗生活的追求花样百出，士人对内在心性的修养更加细腻。尽管奢靡之风泛滥得有点“反道乱德”，但是这种对传统的叛逆，总体上是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的。
陈宝良教授认为，如何认识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众说纷纭，仁智互见。既然主观的论定尚有分歧，一时难以得出趋同之见，倒不如回到固有的史实中去，透过身处晚明变迁时代之人的认知，进而细绎其间内在变迁的理路。晚明社会与文化的变化相当明显，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无不感同身受，将晚明时代视为“势利世界”与“衰世”。 无论是“势利世界”之说，还是“衰世”之论，究其本质，无不是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若转换考察的视阈，以晚明的社会流动与文化转向为考察对象， 那么，“游”“玩”二字大抵可以概括晚明社会与 文化的异动。若以社会史的变迁为视角，那么晚明的社会是一个“惟利是趋”的社会，甚至“视仁义若土芥，不复顾惜”。一旦蔑弃仁义， 随之而来的必是蔑弃君亲。所有这些，必然会被传统的卫道士称为“大乱之兆”。这无疑是一种社会异动。若以文化史的变迁为视角，晚明又是一个极度注重“玩”的时代。如果说传统的中国社会通过勤俭劳作的生活观念，乃至礼教的等级制度规定，以维持社会的“和谐”， 那么 ，晚明社会 大众共同持有的“玩”的心态，既是社会商业化的产物，又会对传统等级森严下形成的“和谐”造成冲击，于是给人以一种“失范”社会的感觉。但值得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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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当“玩”成为社会精英乃至大众的普遍心态或生活态度之后，一种新的规范乃至社会秩序随之开始逐渐建立。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通过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的实行，四民等级秩序得以重建。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出现了“ 世事十反”的特殊现象。何谓“世事十反”?根据明末人冯梦龙的概括，主要表现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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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十种表象:达官不忧天下，草莽之士忧之;文官多喜谈兵，武官却不肯厮杀;有才学人不说文章，无学之人偏喜说文;富人不肯使钱，贫人却肯使钱;僧道茹荤，平人却多持素;闾阎会饮大多通文，秀才却反显粗卤;有司官多裁抑豪强，乡宦却又把持郡县;官愈尊则愈言欲退休，官愈不达则愈自述宦迹。由此可见，所谓“世事十反”，既是十种反常的社会现象，又是明代社会群体角色转换 乃至业余精神勃盛的典型征候。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时代风尚，其结果则造成时人纷纷追求业余爱好，无不以此作为一种时髦。这更是一种不务本业的特殊现象。
陈宝良教授所描述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方式的这种异动，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明清之际社会变迁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近代化历程的某种迹象，但是陈宝良教授也同时指出了这种社会生活异动的负面影响。他说，明代后期有两大动向:一是对“声名”的追求，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名士;二是社会与文化的“妖孽”化， 而 妖人 、妖言 、妖事的层出不穷 ，大抵可以作为妖孽化的最好注脚。按传统的儒家观念，这无疑是一种不祥之兆，甚至是给那些尚沉湎于儒家之说的士人“顶门一针”，但确实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与文化的历史转向。明朝覆亡，清朝代之而起，明清易代这一历史进程，看似简单的朝代更替，却给士大夫留下了“天崩地陷”的震动。痛定思痛，经历了惊心动魄这一幕的士大夫，开始对明朝为何覆亡的原因做出深层次的反思。这种社会生活的异动风气一旦形成且蔚为大潮，势必导致士商相混、僧俗相混现象的出现，进而对农、工、商等级秩序形成冲击，甚或妇女向“女丈夫”人格转变。与此同时，文人好武，多纸上谈兵而已，不切实际，而武人习文，亦非本色当行。对内忧外患的晚明时代来说，这种文恬武嬉，绝非幸事，却是当时职业精神沦丧或业余精神勃盛的实录。
饶有意味的是，陈宝良教授以“梦回明朝” 的标题作为全书的结束语。他写到:明亡，明清易代，对从明朝过来的人而言，这一朝代鼎革犹如天崩地陷。生活在清初的旧朝遗臣子民，难免会产生一些感伤情绪，对旧朝多了几分留恋之情，“梦忆”“梦寻 ”明朝 ，有时甚 至“梦回 ”明朝。在经历了“天崩地陷”一幕之后，士大夫开始从制度的层面 ，诸如君权 、相权、法制 、田制 、赋税、军制乃至学校制度等方面，对明代制度的弊端及其对明朝覆亡应负的责任，做出较为理性的反思。当然，这种汹涌的反思大潮，必然会涉及明代风俗的弊端。为此，他们又从士风政俗、消费习俗、文化风俗诸方面，对明代风俗加以全面的清理，进而提出自己的改良之策。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进程来思考，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生活方式异动与清代前期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的反思，究竟孰是孰非，这恐怕是一个需要专门论述的大课题。但是，我们从陈宝良教授的这部著作里，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明代社会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所应认真观察与思考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当诚恳地感谢陈宝良教授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如此之好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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