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王 笛｜短暂辉煌：威尔逊主义与巴黎和会前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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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 笛｜短暂辉煌：威尔逊主义与巴黎和会前后的中国

作者简介：王笛，澳门大学讲座教授、历史系主任。
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21年第2期，本文注释从略。
摘要：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远东与老牌的欧洲列强竞争，其国内的政治精英也在重新思考美国的国际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重建国际秩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与欧洲列强有不同的路径，即不以领土扩张和利益追逐为目的，为他国树立制度和自由的榜样，主张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弱国的独立以及民族自决等。这些理念，成为“威尔逊主义”的核心，体现了对美国的新国际角色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设想和追求，实质上是想用制度、道义、意识形态的优势来取得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威尔逊的执政理念和自由主义思想，在1912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便有介绍，即他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就已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当一战爆发后，威尔逊的和平思想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共鸣。他坚持美国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压迫弱国人民和领土的扩张，必须开辟新的道路，用美国的原则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这一理念及其对未来国际和平的设计，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巴黎和会”前后，美国在中国的宣传活动也非常成功，中国人对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威尔逊的理念广泛地被中国人所接受，达到对美国好感度的高潮。然而，威尔逊要实现他的宏大理想，却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其他主要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抵制，他没有信守他的承诺，与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妥协，使中国直接收回胶州湾的计划落空，也导致了中国人对美国和威尔逊的不信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当即预计到了这一严重后果，美国媒体也群起对威尔逊的政策提出批评。然而，与芮恩施以及美国媒体立即预见到会损害美中关系不同，中国人对美国和威尔逊认识的根本性转变则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要是国人对山东问题越来越感到的切肤之痛以及“五四”之后越来越高涨的反帝浪潮的双重影响。

引言

19世纪末，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国际影响力也在迅速提高，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成为与欧洲列强匹敌的强国。到20世纪初，美国开始关注其在远东的利益，与老牌的欧洲列强竞争。美国的政治精英也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国际角色，是继续保持传统的孤立主义，还是加入争夺海外殖民，或者与欧洲列强扮演不同的国际角色。一战的爆发，导致了旧国际秩序的崩溃，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1913年就任、1917年连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T. W. Wilson，1856—1924)试图重建国际秩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与欧洲列强有不同的追求，即不以领土扩张和利益追逐为目的，为其他国家树立制度和自由的榜样。他主张，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弱国的独立以及民族自决。这些理念，便是“威尔逊主义”的核心，体现了他对美国的新国际角色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设想和追求，实质上是想利用制度、道义、意识形态的优势来取得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对美国人来说，把意识形态作为武器并非是新手段。从独立战争反抗大英帝国的革命开始，美国就沉迷于反对旧君主制的观念之战中。当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时，已经与原宗主国英国有着长达一个世纪的对立，但是一战把两国的关系引向了新的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伟大的美国信仰”。不过，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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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要实现他的宏大理想，还面临着国际、国内两大挑战：一是说服美国民众和国会接受他的国际新秩序的理念，支持他关于美国在世界充当领导者的设想；二是让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法、意、日这样的世界强国——接受他的国际秩序新原则。尽管威尔逊主义当时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在中国却得到了强烈的反响，给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平等、公正和领土完整，提供了依据以及勇气和决心。
威尔逊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他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防止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建立远东和平秩序的大目标。但是，由于他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的妥协，导致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对威尔逊主义的怀疑，从长远影响来看，实际上造成了中美关系的损害。本文将讨论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回答威尔逊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分析威尔逊主义在中国是怎样被传播、阐述、认识的，探讨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影响等问题。由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没有信守他的承诺，中国直接收回山东半岛的计划落空，威尔逊主义很快在中国失去了热度，而且威尔逊本人也开始受到美国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但是，本文不赞同过去笼统地认为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失败的结论；实际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对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有着直接影响。

一、一战后期美国在中国的宣传活动

为了在全世界宣传自己，美国于一战后期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 Information，简称“公信委”)，其中国分部建立于1918年9月，负责人是卡尔·克劳(C. Crow，1883—1945)。他既是商人又是作家，曾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西方广告公司，创作和印制日历、广告、海报等；还是英文报纸《上海晚邮和水星报》的创刊编辑，该报发行了中文版——《大美晚报》。当然，“公信委”中国分部的设立，也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 S. Reinsch，1869—1923)与在华美国记者经过若干年努力的结果。芮恩施发现，英、法、日国家资助的国际新闻服务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而美国由于缺乏宣传，其“声望一落千丈”，经济和政治利益也因此受到损失。甚至，美国所得到的亚洲的新闻，多来自英国路透社和日本国际通讯社。这即是说，美国关于亚洲事务和政策的消息不是直接得来的，而是经过了竞争者之手。由于芮恩施对“美国对中国的无知”以及“在中国的形象”十分忧虑，因此，招聘了“爱国的”美国教师、传教士志愿者翻译威尔逊的演讲和美国官方战争信息，向中国人发放小册子作为对中国新闻的免费服务。
“公信委”中国分部在中国发展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社。克里尔(G. Creel，1876—1953)在1920年出版的《我们如何为美国做宣传》一书中，把它的活动视为一场“有着新教特征的宣传运动”，它向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带去充满美国理想主义、无私慷慨以及不屈不挠意志的信息”。它的详细的中国工作计划，是由在中国的美国报人鲍威尔(J. B. Power，1888—1947)经芮恩施的授意起草的。为了得到政府资助，芮恩施于1918年6月去华盛顿游说。这样，克劳于1918年秋天在上海组建了“中美新闻通讯社”(Sino-American News Agency)。同年11月，一战结束，但克劳的活动继续进行，免费提供信息给各个报社。
外国势力之所以在中国展开新闻发布的竞争，是因为中国正在形成社会舆论空间。根据周策纵(ChowTse-tung)的研究，到五四运动时期，已有七百多家新办期刊；克劳也估计，在“五四”前后，中国有三百万人买报纸。1919年6月，克劳称，中美新闻通讯社在中国的各通讯社中居于首位，其每天向六十多家中国报刊提供五千字的新闻报道。这些美国政府的重大新闻，通过美国海军无线电传到上海。当无线电接收不稳定时，则摘自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和其他当地美国报纸。
美国在华宣传最明显的效应，是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对中国人的巨大吸引力。克劳明确表示，他的任务就是对威尔逊总统的讲话“提供宣传的素材”。整个操作，也是由克劳、芮恩施主持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网络，不仅帮助收集新闻，还促进与“公信委”相关的工作，包括传播小册子、新闻图表、海报、电影和教材等。1918年11月，克劳宣称，负责散发宣传材料并且向他汇报工作的有四百多个“积极的志愿人员”，多是美国传教士或是在学校里的老师、美国商号的雇员，许多人利用他们的教会、学校、公司设施进行工作。通过许多美国在华企业，尤其是标准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辛格缝纫机公司等，克劳可以利用几千家站点来展示图片和海报。为了达到动员的目的，“公信委”中国分部利用新闻媒体包括海报、照片、漫画、电影等对中国大众思想产生冲击，甚至商业广告也能传播政治信息。当时，美国广告打进中国市场非常成功，尤其是推销烟草等消费品，已经深入到偏僻的乡村。
“公信委”在描述其工作时，并不忌讳使用“宣传”这个词，但在对中立国进行公开交流时，则有必要“否认宣传的意图”，因为“宣传”在西方世界是带有贬义的词。所以，有时中美新闻通讯社甚至“否认与‘公信委’有任何联系”，试图让人们知道这个机构“是一个新闻通讯社，而非一个宣传机构”。但是，在组织内部，当克劳向“公信委”提交进度报告时，使用的题目是《美国在中国的宣传》，并且陈述道：“我的正式任务仅仅是宣传工作。”他力图将新闻的影响与“公信委”在中国的目标相结合，营造一种“令人振奋的正义”的影响力，但看起来又是中立的。例如，将他们的宣传材料“作为纯新闻”刊登在报纸上，至少看似“非官方”的；又如，采用美国传教士、教师以及雇佣的中国记者所写的东西。
“公信委”中国分部着力最多的，是对“威尔逊主义”的宣传。芮恩施到任中国之前，已是一个“敏锐的政治学者和宣传家”，他大力“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鲍威尔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而克里则是一名美国的进步记者，试图唤起美国的“最伟大的民主希望”。并且，在整个“公信委”行政机构中，有许多“改革老手”以及记者和广告机构的人才。那些参加宣传活动的志愿者，都是受到“战时爱国主义”的驱使，对受压迫国家的新闻传播抱有极大热忱。他们发现，中国所追求的目标，并没有与美国政治、商业、宗教的利益发生冲突。
“公信委”推送的材料，“将威尔逊的准则总结为美国理想主义、自我牺牲、公正无私的体现，是对一个新的、更加公平的、更加民主的世界秩序的需要，是通过美国在战争中辉煌的胜利，以及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增长的权力和威望”。1918年10月，“公信委”在中国报纸上刊登了威尔逊的演讲和一整版广告，广而告之威尔逊的主张，包括“美国加入战争仅仅是为了正义和自由”的声明，以及恳求中国人民“全身心的帮助”。随着同盟国的胜利，“公信委”从战争新闻改为强调战后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国际联盟”的计划。1917年8月，中国作为参战国加入了协约国，“这样确保协约国处置德国之前因不平等条约得到的山东的特权时，归还给中国”。
1918年，美国制作的纪录片《潘兴的十字军：一战中的美国士兵》便体现了“公信委”宣传的特点。该片以中世纪十字军站在两名美国士兵中间开始，解释“现代十字军”要“拯救文明”，要通过战斗来“拯救民主于灭亡”。他们所到之处，“将美国的自由赋予世界上受压迫的群众”。该片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多地放映，甚至进一步扩大到广州、香港放映。当发现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电影院里，中国观众的人数不多时，则用“各种形式的表演来吸引中国人”。还发放阅读材料到学校，让学生广泛阅读。一位山东传教士向克劳建议，要让“真正的民主原则”为人们所知，通过“公信委”向中国的学校提供幻灯片和电影，传教士和教师们都会“很乐于合作”。
1918年10月，“公信委”制做了一张宣传海报，发行五万五千份，内容是威尔逊催促中国的领导人解决内部的党派之争，以便“中国重新团结起来，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中获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海报用红色背景印出威尔逊讲话的译文，通过在中学和大学的美国教师、传教士和标准石油公司的雇员在全国散发。一位南京的教师汇报道，他的学校让学生们将海报翻译成英文以作为课堂训练；一位山东的传教士说，他们将海报发放到八十所乡村学校里去；另一位传教士要求增加五十份海报以发放到北京、唐山的乡村教堂里。中美新闻通讯社有一个邮寄名单，包括各省参议员、商会、地方官以及学者等约两万五千人，给他们邮寄“公信委”准备的照片和其他宣传资料。芮恩施称，威尔逊对和平的关注在中国“给官员和民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他们有“一种真正希望的感觉”，因为中国人从“由于打败了德国与其同盟国而改变了的国际环境中找到了极大的安慰”。中国的报刊称，现在“没有人像威尔逊总统说的话那样有分量”，因为美国在世界上占据了如此突出的位置，是一战决胜的关键角色。
克劳向商务印书馆提供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的英文本，建议同时出版中文本(即蒋梦麟的译本)。中译本在中国很快成为了当时最畅销的出版物，短时期内便重印了好几版。克劳称，商务印书馆已经“向中国的学校推动这本书的销售”。另外，还出版有中英双语版，“销量很大”，并在中国的大学英语系使用，以致上海的书店很难有存货。这本畅销的演讲汇编本，每本卖两角五分，并由“公信委”挑选登广告。克劳在1937年回忆中称，“公信委”收到超过上万封读者来信，有些信里面还夹着现金购书，许多人还购书给他们的朋友，冯玉祥便订购了五百本。另外一本《威尔逊和议演说》(即钱智修译本)于1919年春面世，正好是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天津大学校长购四百本作为教科书用，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也表示：“任何时候我都非常愿意将书散播出去。”克劳还通过美国人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中国官员朋友。当时，美国的正面形象在中国可谓达到了顶点，华盛顿、林肯、威尔逊的照片可以经常在学校里见到，“广为中国的学生所知”，甚至“超过了中国人自己的英雄和领袖”。1918年11月，克劳提出印两万张威尔逊的大照片，给教会学校张贴。他还特别提出，不用黑白照片，因为中国人将黑白照片与哀悼联系在一起；他推测，三分之二的照片会作为装饰品放在家里。他还要求制作五万枚威尔逊像章，作为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推行美国的价值观。
因此，巴黎和会前后，美国在中国的宣传活动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威尔逊的理念广泛地为中国人所接受，达到对美国好感度的高潮。但是，这个时期未免太短，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后，中国人对美国的幻想一步步地破灭。

二、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威尔逊的执政理念和自由主义思想，《东方杂志》在1912年已有介绍。例如，该刊第10期发表朱锦宽翻译的《北美评论》上的文章《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介绍了威尔逊的从政理念；第9期、第10期还连载了钱智修翻译的《威尔逊新自由论》一文。也就是说，威尔逊的思想在他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便介绍到了中国，引起国人的关注。一战爆发后，威尔逊的和平思想在世界上得到广泛共鸣。他在一战爆发前夕便表示，美国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压迫弱国人民和领土的扩张，那条道路将是耻辱而非光荣；美国必须开辟新的道路，即用美国的原则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按照威尔逊的说法，美国不仅要树立一个在道德和思想上的“伟大的榜样”，而且应抛弃过去所谓的“金元外交”，实施新外交，即将一个国家的人民与统治者区别开来，重视公众舆论的力量，从道德和原则而不是利益冲突的角度看待国家间关系。因此，美国将对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判，甚至将道义目标置于物质利益和权力政治考虑之上。
1917年3月初，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威尔逊连任总统后的演说词要旨，包括英文原文和中译。在这个讲话中，威尔逊阐述了美国所要坚持的原则：
世界各国对世界和平和自由民主的政治稳定同样地感兴趣，并对各自的主张同样地负责。
和平原则的精髓在于各国对一切事务之权利享有实际的平等。
不能借助武装力量的平衡以安全、公正地获得和平。
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在这个世界大家庭中，各国不必服从于同一种思想、目的或共同之权威。
在遵守公约规定的准则下，各国人民可平等地、自由地、安全地使用海洋，并在相等条件下能实际进入海洋。
各国军备应被限制在足够维持国内秩序和安全的限度内。
和平赖以建立的利益与权力之一致，要求各国承担这样的责任：即对出自其国民的任何旨在鼓动和支持别国革命的所有影响，应坚决有效地加以压制和阻止。
虽然胡适在日记中没有对威尔逊的讲话具体发表评论，但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当听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总统许诺“各国对一切事务之权利享有实际的平等”，以及“在这个世界大家庭中，各国不必服从于同一种思想、目的或共同之权威”时，所产生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本威尔逊演讲集《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威尔逊和议演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前者由蒋梦麟翻译，后者由钱智修翻译。蒋是晚清秀才，191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 ，随后去哥伦比亚大学跟从杜威(J.Dewey，1859—1952)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时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还担任过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钱智修则在1920—1930年代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
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书前，蒋梦麟写有说明：“是书英文原稿，承美国克罗先生(MrCarl Crow)代为搜集。”书中还有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F.L. H. Pott，1864—1947)和蒋梦麟共同撰写的《威尔逊总统小传并赞》。卜在《小传》中不仅介绍了威尔逊的政治和外交成就，对其个性也有评论：“先生之为人也，道德高尚，思想敏捷，擅长文学，言必有中，故其主张足以代表协商国共同之宗旨。”蒋梦麟的《赞》则是用骈文写成，显示了当时中国西化的知识分子对威尔逊所寄予的厚望：“秉苏爱之遗懿兮，性慈惠而行忠。谨父教而成德兮，学既长而才雄。……长一省兮始从政，涤除积弊兮名卓立。位元首兮尊民意，与林肯威孛并帜。先万邦而承认兮，吾中华民国兮受赐。衔正义而摧武力兮，广四海为兄弟。”从威尔逊的家庭、性格、学识、学术，到其所提倡的平民教育、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校长时的改革、在新泽西州州长行政上的业绩，乃至当总统以后的成就，甚至把他与林肯相提并论，并特别提到他对中国的同情，为弱国伸张正义，在世界广交朋友的外交理念。为了表达当时知识分子对威尔逊的态度，蒋梦麟还为该书译稿写了《序言》，认为威尔逊的参战演说，“代表大共和国光明正大之民意，为世界求永久之和平，为人类保公共之利权者也”；现战事告终，“武力既摧，强权乃折，民意既彰，正义自伸”；而书中所收录的威尔逊演说，“实为世界大同之先导”，所以“凡爱平民主义者，莫不敬而重之”。蒋特别青睐威尔逊关于组织“国际联合会之计划”，认为“世界潮流，日趋共和。平民之意思，既操势胜，军阀政治，益无生存之余地”。
威尔逊赢得中国人普遍欢迎之原因，主要是他口中彰显的正义。1917年4月2日，他在国会非常会议上的演说《美国对德宣战之理由》中说道：“吾人加入战团，既无宿怨，复无私心”，无非是“与自由国民，享同等之利益而已”，要“服从正义，待人以公道”；虽然德国并没有向美国宣战，也没有侵犯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参战是“以公平正义为前提”，是“为平民正义而战”，而不“屈于强权之下”，即以军事力量反对“不负责任，不顾人道之政府而已”，因此，并不反对德国人民，愿意“早日息争，重敦旧交”。威尔逊说美国参战是因为“公道”，“公道之价值，较和平为尤大”，这对一直在强权下生存的中国人来说，的确很是振奋。
1917年4月，美国正式参加协约国与同盟国宣战；8月，在美国的说服下，中国对德国和奥匈宣战。这次参战，不仅仅是要打赢战争，而且威尔逊还怀有宏大的理想，即“联合自由之民族，造成一正义之大同世界”，在这个“大同世界”里，“国无大小，咸与升平”。这种为弱国、小国主持正义的动机，在中国自然会受到热烈欢迎。对于“公道”这个概念，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国会《宣布美国和平条件》的演讲中进一步阐明：“在此世界求自治，正义公道之幸福”，而不是以武力“横行于天下”；对于世界各民族，“皆当以推行此公道之伙友待之”，“苟不待人以公道，决不能望人以公道待我也”。1918年4月6日，在美国参战周年纪念会上，他以“武力与正义”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一年前美国参战，是“受德国之迫逼，为生存自由而战。为世界自由人神圣不可侵犯之公权而战”；如果德国获得胜利，“则平民所应享，弱国所应有之一切权利，必为其所蹂躏而无余”，美国愿意“牺牲一切”来“救此世界”。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宣布了和平条件十四款，即后人常说的十四项原则。前五条是基本原则：（一）“公开之和平条约，以公开之方法决定之。”此后国际和国与国的事务，“不得私结国际之盟约”。外交事务均须“开诚布公”，不得“秘密从事”。（二）在各国的领海以外，“无论和平或战时，须保绝对的航海自由”。除非在执行国际条约时，可以按照“国际之公意，封锁一部分或全部之公海”。（三）废除各种有害经济贸易的障碍，“使利益普及于爱和平及保障和平之各国”。（四）不搞武器竞赛，一个国家的军队设立满足“正确之保障”即可，把武力缩小至最低，“足以保护国内治安为度”。（五）对于殖民地，要以“绝对的公道”为准则，即按照“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当与政府之正当要求共适权衡”。在近代，中国受够了强大的西方对中国的凌辱，威尔逊要求各民族平等，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这些原则，无疑对像中国这样的弱国保护自己的主权，提供了依据。尤其是，他明确提出了反对所谓的“密约”。中国也深受中日之间的密约之害，如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的中日换文等造成的中国山东半岛权利的丧失。
十四项原则中的第六至十三条，是关于欧洲国家的领土问题。而第十四条，提议组织“国际联合总会”，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申明“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这实际上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强权的否认，也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是威尔逊自己所说的“反对帝国制派”。这种态度，是中国从其他西方列强那里从未看到过的。虽然这十四条没有关于中国的具体条款，然而这些准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威尔逊本着“去暴恶，申正义”的使命，本着这样一种“主义”——“以正义为前提，使国无强弱，共享均等之自由与生命之安全而已”，强调美国人民要“以高尚之宗旨，正当之主义，尽解决道德问题之责任”。这种主持国际正义的态度，让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怀有好感，对威尔逊主义的怀抱热诚，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1918年7月4日独立纪念日的演讲中，威尔逊表示，“美国加入战争，不过承续华盛顿诸人之计划耳”，也就是要“为世界各民族求自由，不仅限于一国”。他反对的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这样的一个“以少数人所组织之政府，操全国之重权。大兵握手，横行暴举，但图私利，不顾正义。以人民为柴薪，供彼之燃烧。此种政府，实与野蛮时代同其程度。与现今世界绝对不相容者也”。显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他试图展示坚持自由、反对专制政权的价值观。关于这个问题，威尔逊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专制是破坏和平的根源，要和平就要推行民主，正如他所阐述的：“凡足以扰乱世界和平之专制势力，必一一扫除之。”哪怕“不能一时扫除，亦必大行杀减其势至不能为害而后已”。第二，对于国际和国内各种问题的判决，无论为领土、主权、经济还是政治，都“必以直接有关系之人民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其他国家“不得以图一己之势力或利益而横加干涉”。第三，世界各国当“以近世国家治个人行为之法律，而为治国际行为之标准”，要“共同保守国际信约”“互相尊重彼此之利权”。第四，要有一个保卫和平的团体，由世界各国联合而成，以“保障正道，使毋敢有侵犯之者”。这个机构应该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凡国际交涉，为直接有关系之民族所不能决定者，须受此机关之裁判”。这里，他彰显了试图推行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化民主的理想。他认为，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建立持久的和平，才能带给各个民族以自由。比如，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当国内两派争执不下、发生争吵时，他主张中国应该暂缓参战，先解决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定问题。
1918年9月，威尔逊在题为“组织国际联合会之基本问题”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不得以“一国或数国之武力”来“操纵他国人民之命运”，反对强国“任意凌辱弱国”而“侵夺其人民之利益而为己国用”的行径；世界上“人民及国家，无论强弱，须受公道标准之判断”，不能“强者得任所欲为，而弱者忍辱听命乎”。这个就是威尔逊一直所讲的“公道之主张”。那么，解决争端之道，“不在一时之调和，或利益之分配”，而是要“奠定永远和平之基础”。什么是这个“基础”呢？就是“视最弱国之利益，犹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强国之利益也”。这样的平等思想、主持正义的原则，对于经历过重重磨难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极大的鼓舞。
关于这个国际组织的名称，威尔逊在十四条中称为“国际联合总会”，这时他改称“国际联盟”，也就是巴黎和会上确定的名称。当威尔逊做这个演讲的时候，巴黎和会正在准备之中，威尔逊已经给这次会议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确立了指导思想，也就是建立“公道”，为“推行公道”找到“实践办法”，要利用“和平会议之际”，创造“永久和平”和“保护永久和平之利器”。他继续阐明美国在国联中实施的准则：使“各民族均沾同等之利权”；凡与“全体之公共利益有冲突之处”，一国或数国之“特殊利益，或一部分之利益”，不得列为条件，或作为妥协的基础；不得建立“各种之盟结，或各种特别之条约”；凡国际条约缔结，均须“全文宣布，毋得讳隐，俾世界各国，咸与闻知”；屏除特殊结盟，因为这是“酿造近世战争之大原因”。
威尔逊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有这样的号召力，与其宣传的民族自决理念有着直接关系。正如芮恩施所说：“对于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领导地位，可能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像中国期盼的那样高了。”比如，为了推广威尔逊的“民主和国际主义”，美国宣传人员摸索出了与中国传统观念相联系的方法。在巴黎和会期间，《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作为儒家和平理想的普世政府》一文，把威尔逊的思想与《论语》进行比较，认为西方学者提倡的国际主义，与中国儒家关于和平的思想、提倡的普世主义是并行不悖的。芮恩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做了题为“民主”的演讲，称在中国古代就存在许多民主的重要特点，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为大多数的人群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显然，这是有意迎合中国人的“古已有之”的传统，以获得更多中国人对威尔逊主义的认可。

三、威尔逊主义与巴黎和会

《威尔逊和议演说》一书收录了威尔逊关于巴黎和会的几次演讲，从中可以进一步了解他关于这次和会的构思。1918年11月15日，威尔逊在国会做了《无政府之恐慌》的演说，设想这次和会：“与专顾列强互竞之私者不同，夫战胜国之居心今所无庸疑义者也。彼辈信誓旦旦，奔走于共同目的之下，岂有他哉。亦一面承认强国之权利，一面则保护弱小之邦，使其满意而已。”虽然中国是大国，但也是弱国，他的主张无疑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威尔逊的演讲对治理国内问题亦多有评论，认为国际问题经常也是国内危机的一种反映，如果国内问题没有处理好，可能会酿成国际危机。为了国家建设，要“以知自知守法纪之国民为主人翁”，而将来的世界，“则以能扩仁心爱人类者为主人翁，均无所用其武力”。作为一个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他告诫人们不要太相信武力，“若徒恃武力，则纵获战胜，亦暂时之战胜耳”。那么，怎样才能长治久安呢？当然就是他反复强调的“公道”：“凡人民甫脱专制之轭，而谋复自由。”但是，自由必须要有政府的保障，“若以无政府之手段求之，决不能达其目的”，也就是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在乘船跨洋到达欧洲后，利用巴黎和会还在准备的期间，威尔逊在欧洲进行了一系列巡回演讲，宣传他的国际和平理念。1918年12月21日，巴黎索邦大学授予威尔逊荣誉博士学位，他做了《人类精神已醒悟矣》的演说，指出协约国巴黎和会的参加者，“非人类之主宰也，实为人类之公仆”。他试图以“道德势力”来“宰制世界”，认为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若能“开诚布公”，大都可以“迎刃而解”。同月28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国际同盟者世界和平之保障也》的演说，重点强调“合各国为一强有力之团体，为世界和平保障”，这便是建立国际联盟来“监视和约”的执行，而不要使和约成为虚文。他指出，没有一个组织的监督执行，则和约“必无价值之可言”。世界人民期望和平，但和平不只是军事上的胜利，而在“人心合意之和平”。两天后的30日，怀着建立一种世界和平新秩序的雄心壮志，他又在英国做了《美国政策之说明》的演讲，阐明建立“一种保持世界势力平均之新计划”；虽然他不认为“商定之合约，能解决一切纠纷”，但立志解决“国界、主权及民族精神之各种问题”——这种问题需要共同的努力，“非一人一团体之力，所能为正当解决也”。
在欧洲的一系列演讲，基本上阐明了威尔逊对巴黎和会的基调，算是和会的一个热身和准备。当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开始后，他又于1月25日在和会发表演说《国际同盟之必要》，继续阐发他的原则，认为此次战祸的根源需要“一一歼除”，包括政权的“私相授受”，“大国侵陵小国”，“以武力威胁不顾受治之民，建设帝国”，“少数人用其强权，使世界从其志愿，而以人民为刍狗是也”等等；这些祸根不除，“则世界决无和平之望”。在国际政治还是弱肉强食为主流的情势下，作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做出这样的呼吁，不仅体现了他的超前意识，也给人类未来的和平带来了希望。
2月14日，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演说《宣读国际同盟草案》，竭力想要改变过去那种“无援助之人民，如俎上肉，如砧中鱼，时时为不仁之强国所宰割”，特别是那些强国“对于殖民地之人民，每加以不堪忍受之负担”；制定国联章程，就是“为人道之保证”。他在和会上宣读了《国际同盟条约草案》，表达了成立国联的全部构思。《序言》中写道：“署名本约之列强，为承认不用战争之义务，规定各国间公允荣誉之交谊，确立以国际公法为各政府间行为正规之了解。维持公道与彼此交际中对于各种条约义务之尊重，以增进国际之协助，并巩固国际之和平起见，探用此国际同盟之约章。”该条约总共二十六条，主要阐明了如下准则：
首先，有一个各国都认可的联合机构，即“各缔约国依据本约条例之行为，由代表各该国之代表团之集会”。各国代表团之会议由缔约国代表组成，在规定期间举行；如果因为“时势之需要”，则“随时举行”。每一缔约国，“各有一表决权”，其代表不超过三人。最高机构称“行政议会”，以美、英、法、意、日之代表，及同盟中其他四国之代表组成。也就是说，这五国相当于二战后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其他四个席位则由其他国家轮流担任。议会根据需要随时举行，至少每年一次。“凡在同盟范围内或关于世界和平之事件，均得在此项会议中办理之”。当会议讨论的问题对“任何国之利益有直接影响者，应邀请该国与议”；如果未邀请该国商议，“则议会之决案，该国可不受其约束”。只有“完全自治之国”才有资格成为会员，领地和殖民地不得加入。任何国家如果欲加入同盟，须得三分二代表的同意。实际上，虽然条约还没有签订，巴黎和会已经开始践行这个原则，如1919年1月28日五强的“十人会”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被邀参加，顾维钧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要求日本直接归还山东半岛的发言。
其次，限制军备竞赛。为了“维持和平，须将各国军备减至最低度，以无碍于国家安宁，及国际义务共同行为之实施为限”；军备如何“始称公允”，则由行政议会决定，以供各政府“考虑与施行”。凡已经议定的限度，未经行政议会认可，“不得超过”。凡某国军械及军火之贸易达到危害和平的地步，“有取缔之必要者，应信任同盟会，使全部监督之”。通过这个国际组织来防患于战争爆发之未然，从前期的军备竞赛开始控制，实际上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也就是这个理念的具体实施。
最后，维护和平。缔约国应“尊重与会各国之领土完全，与其现有之政治独立”；如有侵略事件发生时，行政议会应讨论解决办法，任何国家都必须履行国际义务，不得以“战争威吓任何缔约国”，以“保障国际和平”。如果国与国之间发生纠纷，应交“行政议会仲裁或调查”。缔约国承认，无论何时，与他国间“发生争议或异见”，如果外交不能解决，则“提交仲裁”。行政议会，应规定建设一永久国际法庭之计划。该法庭一经成立，得以听受双方依据上条规定，提交该法庭仲裁之任何事件而判决。如有破坏或漠视协约，“则应视该国为对于同盟之其他各国，施行作战行为”。其他各国，“应立与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禁止其国人与违约国人民间之各种往来，并阻止其他国民，与该违约国之人民，有财政商业或私人之往来”。也就是说，通过各国共同行动的办法，来制裁那些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国家。
这一系列的理念，已从过去弱肉强食的国与国之间的暴力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无疑为建立新型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这种思想一经提出，便立即要在巴黎和会上接受考验。不幸的是，威尔逊美好的设计和初衷，对于中国来说，却是美梦的破灭。这对中国的历史和中美关系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威尔逊还提出了处理殖民地问题的设想：在殖民地与属地人民的保护权，可由同盟委托其他国家进行，而委托的性质“则视此等人民发达之情形，地方之形势与经济之状况等事而异”；应保证其“信仰自由”，还应给予当地人民和“同盟中其他各国以工商业上之均等机会”。这也体现了威尔逊关于各民族和国家平等的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威尔逊主义虽然在中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中国对威尔逊主义的理解有着相当的片面性，并不切合威尔逊的出发点。巴黎和会前夕，《北华捷报》刊登了一封来信，讽刺“中国人眼中的民族自决”：“一位智慧的中国先生”告诉写信人，“在上海的所有中国人对威尔逊总统的演讲非常激动，因为十四条正是和平的基础”；在问及十四条的内容时，那位中国先生回答道：“那就是威尔逊总统声明的，所有被分割出去的国家领土都必须归还。”即中国是协约国之一，并向巴黎派出了代表团，希望归还香港、青岛和台湾。当写信者指出威尔逊指的是欧洲时，那位中国先生回答：“基本原则是一样的。”这封来信的言下之意，是说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威尔逊主义的实质，无非是看到了他们所愿意看到的，然后根据自己的愿望来理解，由此也造成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四、芮恩施反对威尔逊的妥协

在芮恩施的回忆录中，完整记录了他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与日本妥协的反应和心路历程。1919年5月4日那一天，一群学生出现在公使馆门前要见他，他那个时候不在公使馆，学生便涌向曹汝霖的住宅，捣毁大门，发现曹汝霖、章宗祥都在那里，便开始追打他们。芮恩施确信，威尔逊应允日本的要求会产生严重后果，他与其他在华的美国官员不断报告威尔逊总统，“山东问题的决议造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错误”，这个决议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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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丧失了对国际联盟的一切信任，因为它把这一种丑恶行为作为它的重大决策”。
芮恩施认为，允许日本控制山东的决定，“否定了大战期间提出的每一项原则”。据他分析，威尔逊对“美国专家们一致的意见置之不理”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认为只要国联能够建立起来，一切具体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二是他对山东问题没有予以充分注意，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根本问题”。威尔逊误认为，只要日本接受了国际联盟盟约，山东问题就可以通过日本履行它的“恢复中国对山东半岛的完整主权”、日本只保留经济权利的诺言而得到解决。威尔逊担心日本跟随意大利退出和会，使国联发生危机，“所以必须牺牲一切来挽救它”。芮认为，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日本对巴黎和会的会员资格和地位非常重视，它还不能算作一个头等国家，绝不会放弃巴黎和会协议所给予它的头等国的地位，只是“具有恐吓的本领而已”。如果威尔逊总统知道日本的这种心理状态的话，那么他就会“运用友好坚定的立场，毫不困难地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芮恩施称，日本原准备同意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由协约国共同接管，并提早还给中国。但是，根据现有的记载，日本在巴黎和会的态度十分坚决，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芮恩施的这个说法。
芮恩施对中国充满了愧疚之情：“中国人信任美国，他们信赖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关于原则的多次声明，他所说的话已经传到中国最边远的地区”，但巴黎和会所做的决议让中国人“陷入非常失望和幻灭的境地。我一想起中国人民如何忍受这样的打击，就感到烦闷和沮丧，因为这个打击意味着毁灭他们的希望和破坏他们对国际公道的信心”。他担心，这种普遍失望的情绪“可能会变为一种反美情绪”，“因为中国人非常相信我们的力量、影响和对原则的忠诚”，他们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这样“卑鄙的彻底的屈服”；所以，国际舆论说，“美国要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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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英国人认为，英国政府之所以“被迫与日本签订这个不幸的秘密协定，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威胁和日本改变立场倒向对方而可能造成的困难，英国政府无可奈何”；而美国并没有面临任何这样选择的境地，只要坚持正当的解决办法，“本来是可以解救我们大家的”。中国人也许会感觉到，他们是“在朋友家里被人家出卖了”。
芮恩施指出，在中国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感到非常沮丧。从美国参战起，大家都有胜利的信心，认为所有这些牺牲和痛苦作为代价，“会建立起一种正义的国际行为准则”，根据这个准则，人类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全，但是“现在这个希望完全破灭了”。芮感觉到，美国并不充分地了解中国“这个极好的国家及其人民”，其实有不少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都愿意参加开发中国的事业，但是控制美国经济的，“仍然是一些瞎子和聋子，他们把大量的钱浪费在欧洲”。芮表示，中国局势的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极大，需要以美国人民的力量去影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除非美国人民了解这种情况，除非美国政府感觉到本身足够强大，可以采取适当的行动，否则美国将要不可避免地丧失在中国140年来工作的成果，我们的人民只有在别人允许的情况下才能在中国存在，而中国人民给我们提供的协助中国发展教育和自由制度的大好机会，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种以东京为中心的反动军阀政权用无耻的办法控制的罪恶局面。”“如果不反对这种势力及其一切惯用的办法的话，那么远东将出现一个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最大的武力压迫和统治的工具。我们也不可避免这种罪恶的后果产生时，美国首当其冲的结局。”
芮恩施的直觉没有错，中国人民似乎永远都没有忘掉威尔逊对中国的食言。威尔逊的食言为什么使芮恩施痛心疾首？因为他看到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努力毁于一旦。美国外交史专家孔华润(Warren I. Cohen)认为，芮恩施是一个“小威尔逊”，与威尔逊有着共同的理念。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政治学家，“是中国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朋友，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手”。他对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力，并让威尔逊了解中国的问题。芮恩施对美国在中国的活动有深远的影响。失望促使芮恩于1919年6月初辞去了驻华公使一职。在离开中国之前，他与中国政府签署了“担任顾问、说客和公关的三年合同”。多年之后的1945年，鲍威尔回忆道，芮恩施向中国人民做出的外交承诺“将永远不会兑现，并且最终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灾难性结局”，这对芮恩施本人“也是个悲剧”。

五、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历史学界对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的对华政策很早就有研究，如《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就发表过邓楚川的《威尔逊与中国》一文，指出威尔逊任总统期间，对华政策是其重要的部分。威尔逊当政的年代是“世界资本主义一切固有矛盾空前尖锐化的年代”，“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妄想以战争的手段来克服他们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而结果却是促进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化”。这篇文章还指出，威尔逊的对华政策“证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一贯的死敌，证明了美帝国主义不管怎样花言巧语，它的帝国主义的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这篇文章是在当时反帝反殖的主旋律下发表的，中国正处在“文革”开始的前夜，所以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和分析。
最近一些年，中国学者对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失败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则显得冷静、客观、深刻得多。如马建标指出，威尔逊主义其实充满悖论，试图通过“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列强与殖民地的矛盾冲突问题，同时又不得不依靠英、法、意、日等列强的支持来实现他的国联计划，由此导致冲突与合作的矛盾关系，使他无法在民族自决的道德原则与列强奉行的强权政治原则之间求得平衡。威尔逊为了国联计划的实现而放弃对中国的道义承诺，这对威尔逊而言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是西方最早对五四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一本着作。它描述了当巴黎和会认可日本对山东占领的新闻传到中国时，中国民众立即陷入了愤怒，大学生清醒地认识到了西方是自私的、军国主义的，也认识到中国政府的无能，威尔逊主义也是靠不住的。他还引用了1919年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小册子，证明学生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承诺破产的失望之情——威尔逊的理念给了弱国以力量和斗争的勇气，但最终甚至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山东也被攫取了，这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汉斯·希米特(Hans Schmidt)关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指出，山东问题是中国人“幻觉破灭”的标志；甚至在美国代表团内，如远东顾问威廉斯(E. T. Williams，1854—1944)也觉得“羞于面对中国人”，当他于1919年6月和会结束离开欧洲时，觉得威尔逊的十四条“已经沦为空谈”，他自己被各方面的指责所困扰。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写道：“若是美国没法见证它的理想，这里抱怨的人会比美国的人还多，它将不再为人们所信奉。”克劳回忆道：“我一直在中国如此努力传播的美国官方战争宣传，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指责。”希米特认为，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其实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当时既在全世界建立了国际新秩序和道德权威，也帮助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上升，并形成五四运动。虽然民族自决是一项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威尔逊在巴黎就山东问题上的妥协，谋求日本合作建立一个世界和平体系，结果是希望大而失望也更大，引起中国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敌对态度。从这一角度看，美国的声誉由于“自己虚假的承诺”而受到损害。“五四”之后，美国的影响力黯然失色。
孔华润对威尔逊这一时期对中国的影响也有讨论，认为美国预测和理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有着非常好的条件。一战前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威尔逊制定的，对美国在远东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在巴黎和会上虽然不成功，但威尔逊“拼命地为中国的自决战斗过”。看起来，孔华润比希米特对威尔逊的影响有更积极的结论，认为他为中国做过努力，无非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得到更好的结果。当然，孔华润也看到了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人开始团结起来——在运动之前，“美国还是世界上对中国的善意和亲近度最多的国家”，但随着运动的不断发酵，“变得只有苏俄才能召唤中国的民族主义者”。
孔华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五四运动以后，像孙中山这样的民族主义者也明显地倒向了苏俄。虽然他对威尔逊主义还是认可的，但对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妥协耿耿于怀。孙中山在1924年著名的《三民主义》演讲“民族主义”那一讲中，专门提到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认为是威尔逊受到其他列强的掣肘而无法实施其主张，但威尔逊的主张提出以后“便不能收回”；由于对中国的背叛，列强当时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完全是骗他们的”，所以弱国只能自己去实行“民族自决”。由于孙中山对美国和西方民主的失望，对苏俄有了相当的好感，指出一战“无意中发生了一个人类中的大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俄国革命的成功——“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世界人类打抱不平”。列宁(Ле́нин，1870—1924)也提倡被压迫的民族自决，而西方列强之所以攻击列宁，“是要消灭人类中的先知先觉”，是害怕世界人民的觉悟，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觉悟了，“知道列强所造的谣言都是假的，所以再不被他们欺骗”，这是全世界各民族的思想“进步到光明地位”的结果。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西方的批评态度和在感情上对苏俄的倾向性，这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有着直接关联。
其实，在美国的政界，包括威尔逊周围的幕僚们，也不赞同威尔逊的妥协，认为巴黎和会实际上背叛了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著名记者、巴黎和会期间担任威尔逊顾问的布里特(W. C. Bullitt，1891—1967)批评威尔逊没有把“我们的战斗进行到底”，默许“世界遭受痛苦的各民族再次被投入到压迫、奴役和瓜分之中”。巴黎和会使威尔逊在中国的形象也发生戏剧性变化：1917—1918年间，他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巴黎和会以后，他有关世界新秩序的十四点计划被中国媒体尖刻地挖苦为“14=0”。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威尔逊在美国国内的最终失败，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成员在山东问题上也不支持威尔逊，批评威尔逊牺牲中国的利益是错误的。
美国公众舆论也就山东问题猛烈地批评美国政府，认为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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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置是“粗暴而野蛮的掠夺”，是“帝国主义外交史上一次最卑劣的行径”，指责这是“无耻的行径”“不可饶恕的非正义”，是一次“有阴谋的掠夺”；揭露“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是为了换取后者加入国联”，这是“卑鄙的行径”。徐国琦认为，威尔逊为了实施创建世界新秩序的计划最终在山东问题上向日本妥协，反而成为他在美国国会以及其他方面的政敌群起攻击巴黎和约的有效武器，并最终否决该条约。对于威尔逊在美国的失败，王立新提出了与徐国琦不同的解释角度，认为从观念层面看，威尔逊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美国民众还没有为美国领导世界、承担国际义务做好准备，仍然沉醉于孤立主义，这与二战后的情况不同。二战后，苏联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双重威胁，使美国社会在卷入国际政治、重建国际秩序和领导自由世界方面获得了广泛共识。
后来，克劳也对自己在国际上过分宣传威尔逊进行了检讨，“导致将威尔逊夸大到一位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并激起了国会中政治对手的不满，认为夸大了对美国“民主世界安全”的期望值，甚至批评“公信委”的宣传“激起了战后大混乱”。这是指威尔逊的民族自决造成了传统的欧洲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危机，虽然他们也承认它在欧洲加速了“德国及其同盟瓦解的力量”。不过，美国国内对威尔逊的批评应作具体分析，因为中间有太多的党派之争。威尔逊的挫折并非是理念的失败，而是其成功的条件不成熟；当时许多西方的政客还怀揣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信念，他们对威尔逊民族自决的猛烈批评就不足为奇了。
徐国琦曾讨论了一战时威尔逊在中国的正面反应。他指出，一战爆发后，北洋政府的亲美倾向得到大多数中国官员的支持，认为美国最有可能提供给中国参战的机会。顾维钧告诉北京政府，美国一直在本着正义的立场为中国说话，而且一直把中国当作最好的朋友。王正廷也写道，除了政治援助，美国给予中国最急需的财政支持。梁启超向段祺瑞建议，对中国而言，美国是最可靠的国家。一战结束后，著名记者董显光写道，威尔逊是最有资格的政治家，能够担当起捍卫人类权利以及中国权利的重任。陈独秀称赞威尔逊反对依靠强权，主张要讲公理；蔡元培认为，协约国的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都消灭了；梁启超也深信，协约国的胜利代表着新时代的进步；蒋廷黻回忆道，当时他相信威尔逊所说的每一句话。
但是，希米特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对威尔逊宣言中提倡的“民主”热情程度有限，“公信委”和威尔逊政府“低估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有严重的缺陷”。孙中山是中国最重要的民主支持者，他在1918年11月给威尔逊的信中表达了对美国支持军阀独裁政府的不满：“当你去年向中国建议参战时，我强烈反对，因为我知道我国的军阀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权力扼杀中国的民主。我的预测不幸证明是真的。”孙敦促威尔逊“拯救中国的民主”，就像他曾经“在欧洲所做的那样”，劝说军阀控制的政府尊重议会。但威尔逊政府继续支持军阀政府，并拒绝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支持，显然这是与威尔逊一贯主张的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有关。
希米特可能低估了威尔逊民主思想对中国的影响。虽然当时的中国人把注意力放在中国的领土主权上、放在山东问题上，而威尔逊所强调的核心是要让中国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共和民主政体，这样才能在世界和平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当时的中国，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开始。如蒋梦麟所说，在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在媒体的宣扬下，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即使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将领也不敢公开反对它。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重要的口号“民主”“科学”，根据马建标的研究，民主口号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威尔逊主义”。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北大学生谭鸣谦说：“精神的‘德谟克拉西’，今日当以美国现任大总统威尔逊氏所高唱之人道主义为代表”，威尔逊的思想“无非发挥公道正义，促进自由平等，以贯彻其本邦所培育多年精神的‘德谟克拉西’之主张”。这个谭鸣谦，便是后来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谭平山。陈独秀也把威尔逊的主张概括为“两大主义”：其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其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威尔逊俨然是自由平等的捍卫者，陈独秀称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随梁启超以非正式代表身份赴欧洲观察巴黎和会的张君劢，1919年发表在《解放与改造》创刊号上的“欧洲随笔”，题目便是《和平会议中威尔逊之成功与失败》。他在描述了威尔逊在和会上与欧洲各主要列强的矛盾斗争后，非常理解威尔逊当时的处境：“虽其卒达目的与否不可知，然义声已振于天下矣！如是非威氏魄力之不足，主张之不坚，夫以曲高和寡，所怀抱者未由见诸实施耳。呜呼！以一夫独来独往之理想，毅然与根深蒂固之国家利己主义奋斗，虽所成就者，远非吾人之所希望，然已足多矣！已足多矣！”对张君劢这个就近的观察者来说，威尔逊似乎有孤军作战的悲壮，在当时环境下所能做到的已是难能可贵了。
其实，中国人对威尔逊的失望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要是国人对山东问题越来越感到的切肤之痛以及“五四”之后越来越高涨的反帝浪潮的双重影响；并非巴黎和会的消息一传到中国，中国人就对美国和威尔逊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与芮恩施以及美国媒体立刻作出反应还有所不同。在中国，哪怕五四运动已经爆发，着眼点仍是放在反对签约和惩办“卖国贼”这样一个层面，并没有把对美国的批评放到重要地位。5月4日那一天，北京学生甚至在美国公使馆门前高呼“威大总统万岁”等口号。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威尔逊在一战期间和“五四”时期在中国特别是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结语

威尔逊主义和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决定，应该分两个层面来看待。威尔逊的理念及对未来国际和平的设计，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张民族自决，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在巴黎和会上，面对其他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抵制，他在山东问题上退缩并妥协，使他的十四条原则受到最严峻的挑战，也导致了中国人对美国和威尔逊的许诺不信任的态度。
对威尔逊主义和美国对华态度承担宣讲和阐释工作的是芮恩施，两人在具体对华问题上也经常发生分歧，因为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威尔逊是从整个世界格局来制定对华政策的，而芮恩施更多考虑的是中美关系。芮恩施的思考在当时代表了许多在华的美国官员、商人以及报界人物，也代表了美国国内不少人，他们希望美国能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和手段，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报以同情，试图要为中国主持正义。芮恩施的理想没有实现，对他来说是一件痛心疾首的事情。1923年，他受中国政府之邀再次回到中国，不幸染病在上海逝世。他的经历有点像明末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1552—1610)，把毕生精力放在了中国的传教事业，企图建立起中西方文化和宗教的理解，最后也死在北京。
导致芮恩施以悲剧收场，或者说，导致威尔逊主义像流星划过夜空的根本原因，是威尔逊提出自己理念的时候，实现这种理念的条件还不成熟，其他主要西方大国与他步调并不一致，而且还经常成为他理想的绊脚石。由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孤掌难鸣，因此，在与其他列强的周旋中不得不做出妥协。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让满怀希望的中国人失望：虽然威尔逊在感情上同情中国，但在巴黎和会上需要日本在国联问题上合作，只得与日本妥协。正是因为中国对威尔逊期望太高，所以，对威尔逊的失望就更加难以忍受。
由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没有兑现他对中国的许诺，因此人们认为威尔逊主义在中国是失败的。其实，如果全面客观地看待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一方面，直接收回山东的计划没有实现，使得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受到了挫折；另一方面，他的“民族自决”和民主思想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德先生(民主)”口号更多是来自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对世界和平的构想影响深远，促进了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在全世界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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